要挽救塞族人于水火之中，那塞族人先要受到迫害。如果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没能及时领会，那么他就去这么安排。在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安排一次小范围的杀戮，就会挑起大多数居民去对抗他们中间的塞族人，此时再由米洛舍维奇派出军队，去救护那些塞族人。一帮由地痞恶棍组成的所谓“爱国者”准军事组织，充当他的奸细。
与许多掌握了国家大权的二流政客一样，米洛舍维奇迷上了金钱。他对金钱着魔的程度，如同眼镜蛇听到耍蛇人的笛声。他迷恋的，并不是能用金钱可以买到的奢侈生活，他个人直到最后一直保持着俭朴。主要是金钱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使他着迷。到米氏倒台时，据继任的南斯拉夫政府估算，米氏和他的亲信贪污并转移到他们的外汇账户上的资金约有两百亿美元。
其他人就没有那么俭朴了。比如他极为可怕的妻子和同样恐怖的儿子女儿。跟米氏一家相比，电视剧《恶魔之家》绝对是小巫见大巫。
一九八九年以前，南斯拉夫一直把它的黑社会组织放在国外，米洛舍维奇把黑帮们作为铁杆帮手召集到国内来了。
在这帮铁杆助手中就有佐兰·季利奇。他成了这个独裁者的私人助手和雇佣杀手。米洛舍维奇施与的奖励从来不会是现金，而是专有权，尤其是获利丰厚的非法行业的特权，再加上官方绝对不会找麻烦的保证。这个暴君的亲信可以抢劫、拷打、强奸、杀人，当地的警方绝对奈何他们不得。米勒舍维奇建立了一个犯罪和贪污集团，打着爱国团体的招牌，使得塞族人和西欧的政客们被蒙蔽了好几年。
在实施了所有这些残暴血腥手段之后，他仍然没能拯救南斯拉夫联邦，也没能实现他的大塞尔维亚梦想。斯洛文尼亚独立了，然后是马其顿和克罗地亚。到一九九五年《代顿协定》签订时，波黑也分裂出去了，到一九九九年七月时，他不但实际上失去了科索沃，连塞尔维亚本身也因遭到北约的空袭而几乎毁灭。
与阿尔肯一样，季利奇也组建了一个准军事小组。当时还有其他几个准军事组织团伙，如法兰基·斯塔马托维奇所创建的邪恶、隐蔽和残忍的“法兰基青年队”等。使人惊异的是，斯塔马托维奇甚至不是塞族人，而是来自伊斯特利亚半岛的一个克罗地亚叛徒。阿尔肯比较张扬、爱出风头，最终在贝尔格莱德的假日酒店大堂里被枪杀。季利奇本人和他的武装小组相当低调，行动非常隐蔽。在波黑内战期间，他组织了三次行动，带着他的团伙北上，一路上强奸、殴打、谋杀这个悲惨的共和国的居民，直至美国人干预后才最终停止。
他的第三次行动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
阿尔肯把他的武装组织称为“猛虎队”，并拥有两百名战斗队员；季利奇起了个“佐兰狼群”的名称，把人员控制得很少。在第三次出击时，这个团伙人数不超过十二个，全都是以前参加过烧杀抢掠的流氓恶棍，只除了一个人。当时他们缺一个无线电操作员，其中一个队员提到，他上法律学校的弟弟有一个同学，服兵役时当过通信兵。
通过那个队员的弟弟联系，这个法律系学生同意放弃复活节假期来加入“狼群”。
季利奇询问新加入者，他是什么背景？是否见过战斗？没有，这个学生只是在服兵役时，受过信号兵的训练，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来参加一些“行动”。
“如果他从来没参加过战斗，那么他肯定从来没杀过人，”季利奇说，“所以这次征战对他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这伙人出发北上了，途中因为俄制吉普车的机械故障而被耽搁了时间。他们穿过了帕莱，这个曾经的小滑雪胜地，现在成为了自成体系的塞尔维亚共和国首府，是波黑境内经过“清洗”之后只有塞族人居住的三个城镇之一。他们从外围经过了萨拉热窝，这个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漂亮城市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然后他们进入波斯尼亚，在班亚—卢卡这个堡垒建起了他们的基地。
从那里，季利奇开始朝外行动，避开穆斯林战士，去寻找波黑穆斯林聚居区内那些可能缺乏武装保护的软目标。
五月十四日，他们在弗拉西奇岭地区发现了一个小村子，发起一次奇袭，占领了它，杀死了村民，在林地里过了夜，并于十五日傍晚回到了班亚—卢卡。
第二天，新招来的那个人离开了他们，尖叫着说他要回去上学。季利奇放他走了，但对他进行了警告，假如他胆敢张嘴吐露一个字，那么季利奇将用一只敲破的葡萄酒杯亲手割下他的生殖器，并把这东西连同破杯子一起塞下他的喉咙。不管怎么说，他不喜欢那个既愚蠢又爱大惊小怪的男孩。
《代顿协定》结束了季利奇在波黑寻欢作乐的好日子，但科索沃问题正在冒出来。于是一九九八年季利奇开始转到科索沃开展行动，声称是去镇压科索沃解放军，实际上是在扫荡农村地区，大肆掠夺财物。
但季利奇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联盟的真正动机。他为这个暴君服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交易是“业务特许权”，也就是每一个黑帮头目都觊觎的那些暴利业务的特权，但他们都尚未得到总统点头许可。
在这些专有经营权中，香烟、香水、高级白兰地、威士忌，以及所有其他奢侈品，能保证获几倍的纯利。这些专有权，由季利奇与拉茨纳托维奇和为数不多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分享。即使向警方和政客们支付必要的保护费之后，他在九十年代中期也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之后他转向色情、毒品和军火交易。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英语，比起只会说单种语言的其他人，他更适合与国际犯罪集团打交道。
毒品和军火获利尤为丰厚。他的美元存款很快达到了八位数。他也被列入了美国缉毒署、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由于军火交易）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之中。
米洛舍维奇周围的其他人，那些溜须拍马、玩弄权术、贪污腐化、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的人物，变得懒惰和骄傲自满。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永远这样有权有势。但季利奇并不这么认为。
他避开了大多数亲信们使用的容易追查的银行。他把他得到的差不多每一元钱都存到了国外，通过塞尔维亚无人所知的银行进行转账。而且他还在注意时局的变化。他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英国和欧盟最软弱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迟早会看穿米洛舍维奇，并大声疾呼：“是时候了！”果然，科索沃问题让他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塞尔维亚在南斯拉夫联盟中的剩余领地，只剩下黑山和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科索沃省。科索沃有大约一百八十万穆斯林，与邻国阿尔巴尼亚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二十万塞族人。
米洛舍维奇故意迫害科索沃人已有十年了，战略与以往一样：无端镇压、迫害当地人，到他们忍无可忍、起来暴力反抗时，就宣称他们是“恐怖分子”，再派军队去拯救塞族人，去“恢复秩序”。在科索沃问题上，北约宣布再也不能坐视不管。米洛舍维奇不相信，但他错了，这次北约是当真的。
一九九九年四月，种族清洗开始时，主要是由驻扎在科索沃的第三军实施的。安全警察、“阿尔肯猛虎队”“法兰基青年队”和“佐兰狼群”这些准军事组织提供协助。如同早先预期的那样，一百多万科索沃人越过国境逃进了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西方应该把这些人全都收留为难民，但他们没有，他们开始轰炸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坚持了七十八天。从表面上看，当地的反应是抗议北约。但在背后，塞族人开始议论，是米洛舍维奇这个疯子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政权倒台之际，留心战争的狂热如何消退，很有教育意义。季利奇听到了人们在背后的议论。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日，米洛舍维奇同意了停火条件。外界是这么说的。但在季利奇看来，这是无条件投降。他决定，应该离开了。
战争结束了。第三军在北约的轰炸中几乎毫发未损，带着全部装备撤出了。北约盟军进驻了科索沃。那里余留的塞族人开始逃进塞尔维亚，怀着满腔愤恨。当塞族人注视着他们满目疮痍的国家时，他们的怒火开始由北约转向米洛舍维奇。
季利奇开始转移他的最后一批资金，并为他自己的离开做准备。一九九九年秋天，抗议米洛舍维奇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两人的一次秘密会见时，季利奇请求这位独裁者去观察写在墙上的标语，趁他的军队还忠于他的时候，发动一场军事政变，除掉假惺惺的民主党派或反对党派。但米洛舍维奇那时候一心沉浸在他自己的小圈子里，在那里，他的支持率并没有下降。
季利奇离开了米氏，再次对自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感到不解，那就是，曾经执掌过最高权力的人在即将失去权力时往往会全面崩溃。勇气、意志、知觉、决断，甚至还有认识现实的能力，全都消失了，如同浪潮冲走沙堡。到十二月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不是在行使政权了，他只是依附它。季利奇完成了自己的准备工作。
他的财产不少于五亿美元，他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去。阿尔肯已经死了，在与米洛舍维奇吵翻之后被处决。实施波黑清洗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元凶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将军，在他们避难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正像动物那样到处被追捕。其他人已被作为新战犯抓获，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受审。米洛舍维奇成了一根折断的芦苇。
米洛舍维奇于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布，将于九月二十四日举行总统选举。尽管多次舞弊，不愿接受结果，他还是输了。蜂拥的人群冲进议会大厦，拥戴起他的继任人科什图尼察。新政权上台后放的第一把火，就是开始调查米洛舍维奇当政期间数不清的谋杀和两百亿美元的下落。
这位前暴君蛰居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二〇〇一年四月一日，科什图尼察总统做好了准备，对米洛舍维奇实施了逮捕。
但季利奇早就走了。二〇〇〇年一月时他就消失了。他没有说再见，也没有带上行李。他去异乡过一种新的生活，在那里，那些陈旧的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把他的过去全部抛在了身后。
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也没有带走任何人，除了他绝对忠心耿耿的私人保镖，一个叫库拉奇的身材魁梧的巨人。一个星期之内，他就在他的新窝里安顿下来了，他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那里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情报界没人注意到他的离开，只除了一个人。在美国，有一个安静、隐蔽的人颇感兴趣地注意到了这个歹徒的新居所。
第十二节 隐士
是那个梦，总是那个梦。他无法摆脱它，它总是缠着他。一夜又一夜，他总会尖声叫着醒过来，浑身汗湿，他母亲总会冲进来抱住他，尽力让他安静下来。
父母亲对他的状况既迷惑又担忧，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描述他的噩梦。但他母亲深信，从波斯尼亚回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梦。
梦境总是相同。那是黏液中的一张脸，一张沾满了粪便的苍白的圆脸，尖声叫着要仁慈，哀求着要活命。他能听懂这些英语，季利奇也同样能，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请不要）这样的词语在国际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着木杆的人哈哈笑着又去捅。那张脸又浮上来了，最后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进那张张开着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个小伙子死在了粪水下面。然后他就会惊醒，哭着叫着，直至他母亲把他抱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他认为他是要为塞尔维亚尽他的爱国主义职责，但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他做过的事情，他参与过的那个组织。
他的父亲不胜其扰，声称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兰·拉耶克开始去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里，接受第一个疗程的精神疗法。
位于帕尔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层楼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两次。那是贝尔格莱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专家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敢供认。
他被告知，心理压力的解除是来自于净化，而净化是需要供认的。米洛舍维奇仍在掌权，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亚—卢卡，当时他提出来要离开他们、回贝尔格莱德的家时，季利奇的那双凶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边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胆敢开口，他会被杀掉、肢解。
他父亲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在铁托当政时期长大，终生是一位党的忠诚公仆。但他的母亲一直信仰与希腊和俄罗斯同宗的塞尔维亚东正教。虽然丈夫和儿子嘲笑她，但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去教堂做弥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时候，米兰开始陪同母亲一起去。
他开始在宗教仪式，应答祈祷，以及圣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种恐惧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亲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场旁边，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个街区。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试中落榜。愤怒而又绝望的父亲在自家的楼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两天。来自学院的消息让他失望，但他儿子说出来的话更让他透不过气来。
“我不想当律师，父亲。我要进教堂。”
老拉耶克静下来，努力顺应他那已经变了的儿子，但这需要时间。至少牧师也是体面的职业。不会发财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们还是可以昂起头来说：“我的儿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发现，牧师这个职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数时间要在神学院里度过。但儿子另有想法，他想隐居，而且马上就要行动。他想成为一名修道士，抛弃一切物质的东西，过简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