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河银行把每一位客户的详情都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里。因为客户的金融状况是非常私密的，进入数据库、获得这些详情需要银行员工输入一个复杂的密码。除非这些密码绝对正确，否则电脑屏幕只会闪现一条信息：“进入遭拒”。三次错误的尝试，就会引发总部的报警信号闪亮。
华盛顿·李破解了密码，没有触发报警系统。他让曼哈顿的银行总部地下室里的电脑主机听从他的指令。简言之，他已经在不间断地与一件非常昂贵的技术设备交流了。
他的指令很简单。他命令计算机辨明银行每一位客户的每一项储蓄和账户，以及每月支付给这些账户的利息。然后他命令，从每一笔利息中，扣出四分之一转到他自己的账户里。
由于他没有账户，他在当地的蔡斯曼哈顿开了一个。假如他知道把这笔钱款转到巴哈马去，那么他很可能不会被抓住了。
要确定一笔存款的应得利息是一项很复杂的计算，因为结果取决于计息期内的周边利率，而且周边利率还会经常波动，因此要算得准确是很花时间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时间，他们相信银行的计算不会出错。
但托尔斯泰先生不相信。他已经八十岁了，但他的思维依然很敏捷。他的问题是无所事事，成天在他位于西一〇八大街的那套小公寓里消磨时间。当了一辈子保险公司统计员的他深信，如果乘上足够的次数，即使一分一毫也能积少成多。他花时间努力寻找银行的差错。有一天，还真让他找出来了。
他坚信他四月份的利息少了四分之一。他核查了三月份的数字，也同样。他又核对了前面的两个月。然后他投诉了。
银行的客户经理本可以给他补上少算了的钱就完事了，但规定就是规定，必须严格遵守。经理把这份投诉写成了一个报告。总部认为，这可能是单个账户的单个差错，但他们随机抽查了其他六个账户，结果发现了同样的问题。然后计算机专家被召来了。
专家们查明，电脑主机对银行的每一个账户都发了相同的指令，而且已经这么做了二十个月。他们询问为什么。
“是你们叫我这么做的。”电脑回答。
“不，我们没有。”科技人员说。
“反正有人说过。”电脑说。
这时，他们叫来了安全处的丹·威特科夫斯基。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查清楚了。这些零零星星的钱都被转移到布鲁克林区蔡斯曼哈顿的一个账户上。客户的名字是华盛顿·李。
“告诉我，你用这种手段赚了多少？”德克斯特问道。
“一百万美元不到一点。”
律师咬住了笔头。怪不得指控那么含糊。确实是“超过一万美元”。这个数额使他有了一个主意。
东河银行总经理洛·阿克曼先生特别珍惜早餐。对他来说这是一天中最佳的膳食，不会像中饭那样匆匆忙忙，也不会像晚宴那样营养过剩。冰镇果汁的凉爽，咀嚼麦片时吱吱嘎嘎的响声，煎蛋的蓬松柔软，新鲜过滤的蓝山咖啡的香味，都让他无比愉快。在中央公园西翼他的一楼阳台上，在炎热到来之前的夏日早晨，早餐真是一种享受。使人恼火的是加尔文·德克斯特搅乱了他的美好时光。
当菲律宾男佣把一张名片带到他的大阳台来时，他瞟了一眼卡片上的“律师”字样，皱起了眉头，他完全没概念这个客人是谁。名字倒有点眼熟。他正要告诉用人让客人上午到他的办公室去找他，一个声音在菲律宾人身后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有点不太礼貌，阿克曼先生，对此我深感抱歉。但如果你现在给我十分钟时间，我们就用不着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你的办公室里会面，我想你事后会很庆幸的。”
银行家耸耸肩，朝桌子对面的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
“告诉夫人，我在早餐桌上与人谈话。”他吩咐菲律宾用人。然后转向德克斯特：“简短一些，德克斯特先生。”
“好的。你在起诉我的当事人华盛顿·李，控告他从你们客户的账户上骗走了几近一百万美元。我认为，马上撤诉才是明智之举。”
东河银行的这位首席执行官真是后悔莫及。你稍微显示了一点点仁慈，然后怎么样呢？一个不速之客搅乱了你的早餐。
“算了吧，德克斯特先生。会谈到此结束。没门，这个小混混必须进班房。必须制止这种事情，公司政策。再见。”
“真遗憾。你看，他做这事的手法是巧妙的。他闯进了你们的电脑主机。他穿过了你们的所有防火墙，所有的安全警卫。似乎没人能够做到。”
“你的时间到了，德克斯特先生。”
“再等几秒钟，你享受早餐的机会多着呢。你们大概有一百万个客户，包括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客户都认为把资金存放在你这里是安全的。这个星期的晚些时候，一个来自贫民窟的骨瘦如柴的黑人青年站到法庭的被告席上，承认是他从你们的账户上骗走了这么多钱。那么随便一个大字不识的业余人员，都能够在经过几小时的试探之后，骗过你们的安全系统，提走你们客户的所有资金。你认为你们的客户会怎么想？”
阿克曼放下咖啡，去凝视对面的公园。
“这不可能，而且客户们怎么会知道？”
“因为法庭的记者席上将会坐满了人，而且广播和电视媒体都会等在外面。我认为你们的客户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会决定转换银行。”
“我们将宣布我们正在安装一套全新的安全系统。市场上最先进的系统。”
“但此前你们也说用的是最先进的系统。而一个来自贝德福贫民窟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的年轻人闯了进去。你们还算是幸运的。你们追回了这一百万美元。假定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一个周末被提走几千万美元，而且钱款是转移到开曼群岛呢？根本无法追回，银行将不得不进行赔付。你们的董事会会喜欢这种羞辱吗？”
洛·阿克曼想了想他的董事会。他有几个机构股东，地位权势堪比皮尔逊—莱曼或摩根·史坦利。他们痛恨受到羞辱，也能让他丢掉饭碗。
“这事有那么糟糕吗？”
“恐怕是的。”
“好吧。我通知地区检察官说我们对起诉不感兴趣了，因为我们已经把钱都追回来了。但请你注意，地区检察官如果想要起诉，他还可以继续起诉。”
“那么就要你去说服他了，阿克曼先生。你要说的只是，‘诈骗，什么诈骗？’此外不要多说。好不好？”
律师站起来，转身要离开。阿克曼是一个输得起的人。
“我们永远愿意与好律师打交道，德克斯特先生。”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把华盛顿·李招为你们的银行员工。我想五万美元的年薪应该可以吧。”
阿克曼跳了起来，蓝山咖啡的棕色斑渍沾到了餐巾上。
“我干吗要把那个穷鬼招聘到我的银行里来？”
“因为在计算机方面，他是最佳的。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冲破了你们花巨资设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而且只花费了五十美元的成本。他可以为你建立一个完全无法攻破的系统。这会成为你们的卖点：大西洋西部最安全的数据库。给他一个窝，远比让他在外面搞鬼更为安全。”
二十四小时后，华盛顿·李被释放了。他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地区助理检察官也是一头雾水。但银行发了一阵健忘症，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还有一大堆积压的案子需要处理，他为什么要去坚持呢？
银行派了一辆轿车去“坟墓”接他们的新员工。李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轿车。他坐进后座，看见他的律师在车窗边探头探脑。
“朋友，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还有你是怎么做到的。有一天我也许会报答你。”
“好的，华盛顿。也许有一天你会的。”德克斯特说。
那一天是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日。
第十一节 凶手
在铁托元帅当政时期，南斯拉夫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犯罪的社会。妇女在街上行走绝对安全，骚扰游客简直不可思议，敲诈勒索完全不存在。
这很奇特，因为南斯拉夫，这个西方联盟在一九一八年把七个共和国拼凑起来的联邦国家，曾出过一些欧洲最邪恶、最残暴的歹徒。
其原因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南斯拉夫政府与南斯拉夫的黑社会订立了一个协议。交易很简单，你们可以随心所欲，我们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到国外去干。贝尔格莱德只不过把所有犯罪团伙的犯罪行为驱逐出境了。
南斯拉夫犯罪集团头目们选中的主要目标是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理由很简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土耳其人和南斯拉夫人构成西欧富国的第一波外来工人浪潮，也就是由他们去干那些养尊处优的当地人不想干的脏活累活。
每一次大规模的种族迁徙都会夹带着犯罪团伙。意大利黑手党伴随着移民来到了纽约，土耳其的犯罪分子很快就混入了遍布欧洲的土耳其“外来工人”之中。南斯拉夫人也同样。但当局与黑社会的那份协议还有更多的意义。
贝尔格莱德的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成千上万的赴国外打工者，每星期把他们挣来的硬通货寄回国内。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经常处于经济混乱之中，但定期的硬通货流入掩盖了这个事实。
只要铁托与莫斯科分道扬镳，美国和北约对他的其他事就相当宽松。确实，铁托是整个冷战时期不结盟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亚得利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成了旅游胜地，不仅有阳光，还有更多的外汇收入。
在国内，铁托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但他把迫害行动做得很隐蔽。与黑帮分子的协议不是由普通的警察机关执行，而是由秘密警察组织即国家安全局（简称国安局）来监督执行。
国安局拟订了协议的具体条款。黑帮歹徒在国外抢掠，可以回国休假而免受处罚。他们用不义之财在沿海地带、在首都为自己盖起了别墅和庄园。他们为国安局的头目捐助了养老基金，偶尔他们也被要求去执行一些十分隐蔽的“特别任务”。做出这种聪明安排的人，就是那位长期担任国安局头头的肥胖而又可怕的斯洛文尼亚人斯坦尼·多兰奇。
南斯拉夫国内有少量的卖淫业，但都在当地警方的有效控制之下；还有一些赢利丰厚的走私活动，同样，这些收益也能帮助官方建立起养老基金。但在国内，暴力是绝对禁止的，除了某些“国家需要”之外。年轻的流氓至多闹到争抢地盘、偷窃汽车（不许偷外国游客的）、打架斗殴这个地步。如果他们想闹得再大一些，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去国外闹去。不听劝告的人会被关进不明地点的监狱，牢房钥匙被扔进深井，永世别想出来。
铁托元帅不是傻瓜，但他终有死去的一天。在一九八〇年他去世后，形势开始失控了。
一九五六年，在贝尔格莱德的蓝领工人住宅区泽姆恩，一个姓季利奇的汽车技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佐兰。从小时候起，佐兰就显露出邪恶和暴力的本性。十岁时，他的老师们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吓得浑身发抖。
但有一件事情，使得他后来从贝尔格莱德其他黑帮人物（如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也就是“阿尔肯”）中间脱颖而出：他很聪明。
十四岁从学校辍学后，他成了一个少年帮派的头目，热衷于偷窃汽车，打架斗殴，大吃大喝，勾引当地姑娘。在两个帮派之间的一次特大“火并”之后，对方三名成员被自行车链条打成重伤，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天几夜。当地警察局局长认为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
佐兰·季利奇被抓进去，关进地下室，两个高大结实的人用橡皮管轮番抽打，直至他被打得站不住倒了下去。警方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要让他听话。
然后警察局局长给了他一番忠告。那是一九七二年，季利奇十六岁。一个星期后，他离开了南斯拉夫。但他带着一份介绍信。在德国，他加入了柳巴·泽姆纳奇的帮派。这位黑帮头目的姓氏是个假名，取自他出生的那个郊区的名字——他也来自于贝尔格莱德市泽姆恩区。
泽姆纳奇是一个十分狂暴的歹徒，后来在德国的一个法院大厅里遭枪杀身亡。佐兰·季利奇与他相处了十年时间，赢得了这个老家伙的赞赏，被认为是他手下最野蛮、最残忍的助手。在敲诈勒索要保护费时，恐吓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季利奇能让人觉得恐惧，还能津津有味地享受这种感觉。
一九八二年，季利奇二十六岁时独立出去，组建他自己的帮派。这本来会引起与他老雇主之间的一场地盘争夺战，但泽姆纳奇不久就摆脱尘世的烦恼死了。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季利奇一直是德国和奥地利的黑帮组织的头目。他早就学会了德语和英语。
在他的家乡，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没有人可以替代铁托元帅。铁托作为一名游击战士抵抗德国人的战斗经历，加上他伟大的人格力量，已经将这个由七个共和国组成的联邦维持得相当长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南斯拉夫，一系列联合政府轮番登台执政，但是，要求脱离联邦、争取独立的运动，已经在北方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南方的马其顿闹得沸沸扬扬了。
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与一个小干部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打成了一片。他很是欣赏后者所具有的两种品质：追求权力的绝对冷酷无情，以及解除对方戒心的狡诈手段。米氏被其他人低估、忽视，季利奇发现了这个正在上升阶段的人物。一九八七年，季利奇主动提出去“照顾”米氏的对手，没有遭到回绝，他也没有开口要价。
一九八九年时，米洛舍维奇明白南斯拉夫已经死定了，他要换的新旗帜，是塞尔维亚民族沙文主义。
南斯拉夫正在四分五裂。米洛舍维奇假装想挽救联邦，闭口不提他实施救国的手段就是种族清洗和大屠杀。在贝尔格莱德所在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内部，他获得了民众支持，因为人们相信他会挽救任何地方的塞族人免遭非塞族人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