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那个夏天，一小条面包的价格超过了一百万卢布。
那个夏天，庄稼连续三年歉收，恶性通货膨胀也已经到了第二年。
那个夏天，在俄罗斯边远地区，已经有人饿死在了偏僻的小巷子里。
那个夏天，俄罗斯总统在豪华轿车里突然发病，因远离医院而无法获得及时抢救；一个老清洁工从办公室里偷走了一份文件。
自那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使人透不过气来。汽车喇叭响了好几声，看门人才慌忙地跑出小屋，费力地拉开内阁大楼沉重的木门。
总统警卫员摇下车窗，大声要求看门人打起精神。黑色的长车身梅赛德斯—奔驰600穿过拱门进入了老广场。坐着另外四名警卫员的俄制海鸥牌轿车紧随其后，可怜的看门人举起手，自认为还算像样地向第二辆车行了个军礼。随后，两辆车便都绝尘而去。
俄罗斯总统切尔卡索夫独自坐在奔驰汽车的后座上，陷入了沉思。汽车的前排坐着他的民兵司机和阿尔法小组安排给他的私人保镖。
死气沉沉的莫斯科郊区朝后退去，迎面而来的是乡间的田野和树木，俄罗斯总统陷入了深深的忧郁。这完全在情理之中。自从他赢得总统职位，取代了身体每况愈下的鲍里斯·叶利钦，入驻这间办公室以来，已经有三年了。在这期间，他眼见着自己的祖国落入经济衰退、贫困潦倒的境地，这三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一九九五年冬天，他担任总理时，叶利钦便亲自任命他为“专家治国”型总理，希望他能够有效地治理经济。而那时的俄罗斯人已经跑去投票站，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或者说——国家杜马了。
国家杜马的选举很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近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权力已经逐渐从议会转移到了总统手中，这都要归功于鲍里斯·叶利钦。这位大个子西伯利亚人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政变中爬上一辆坦克。虽然政变失败，但他不仅赢得了俄罗斯人的支持，还被西方人奉为民主斗士，也因此，他为自己谋得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四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成了一个难以指望的人。
叶利钦在三个月里犯了两次心脏病，靠药物维持生命，躺在麻雀山（以前叫列宁山，位于莫斯科东北面）的诊所里。他通过电视观看了议会的选举情况，目睹了自己的手下在代表中被挤到第三位。这种选举结果并不像在西方民主环境中那样至关重要，在叶利钦的改革下，大部分实权其实已经掌握在了总统的手中。和美国一样，俄罗斯总统也拥有行政权；不同的是，美国国会可以对白宫行使否决权和决定权，但这在俄罗斯是不存在的。实际上，叶利钦可以凭法令统治国家，而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不过，议会选举至少让人看清了当时风是往哪个方向吹的，对一九九六年六月举行的更为重要的总统选举，也预示了某些趋势。
历经戈尔巴乔夫的五年改革，以及叶利钦的五年执政，俄罗斯人民萌生怀旧之情，开始怀念过去的日子。
根纳季·久加诺夫领导的党派将过往描绘成一幅光明的图景：工作稳定，工资有保障，物价更便宜，秩序也更井然。
俄罗斯选民对一度被视作救星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不抱任何幻想。说起“民主”的时候，人们已经嗤之以鼻。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生活中充斥着的腐败行为和肆虐全国的犯罪活动，都已经证明了这一切都是谎言。经过议会的选票统计，隐秘的共产党人在杜马中占据最多席位，因此有权指派发言人。
另一个极端，显然是与其针锋相对的新法西斯党。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由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领导的党派，被叫作自由民主党。在一九九一年的选举中，这个粗鲁而又善于蛊惑人心的政客，竟以古怪的举止和低俗的措辞，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不过现在，他的光环正日渐暗淡，尽管如此，他领导的政党还是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了代表人数比例的第二位。
位于这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还有许多个对自己所引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紧握不放的中间党派。他们属于第三大党派集团。
然而，这些选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一九九六年的总统竞选铺路。参与杜马选举的党派一共有四十三个，大党派的领袖都已经认识到，得有一个联合纲领才能有最大的赢面。
极右翼的党派也在谋求联合的机会，这却遭到了日里诺夫斯基的极力反对。“疯子弗拉基”[45]认为，他不需要其他右翼党派的帮助就能取得总统职位。
与法国的选举一样，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也分为两部分。第一轮是所有候选人互相竞争，只有第一名和第二名才有资格进入第二轮的决定性竞选，得第三名就等于输了。结果，日里诺夫斯基得了第三名。极右翼党派中，那些更为精明的政治思想家们对他很不满。
十二个左右的中间党派则结成了民主联盟。一九九六年的整个春天，他们都在怀疑，鲍里斯·叶利钦的身体状况是否还能参加竞选并赢得总统连任。
后来，历史学家把他的下台归咎于一个问题——车臣战争。
十二个月前，因为一个深山部落里自封为王的好战领袖坚持要脱离莫斯科，彻底独立出来，恼羞成怒的叶利钦派遣俄罗斯陆军和空军，对该处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战争。车臣人制造的麻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们的抗争可以追溯到沙皇甚至更早的时代。然而，历代沙皇的屠杀并没有把他们消灭，即便最铁腕的约瑟夫·斯大林也没能把他们征服。面积不大的车臣虽然多次遭到破坏，车臣人也曾多次被逐出家园并遭受屠杀，但他们幸存了下来，仍在不断战斗。
调集俄罗斯武装力量对车臣人发动全面进攻是个鲁莽的决定，它未能很快取得辉煌战果，却是两败俱伤。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被彻底摧毁了，一列列火车从战场上运回了装有俄军士兵遗体的尸袋，这一切都被记者们用相机和摄像机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虽然首府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但车臣人依然靠着从腐败的俄罗斯上将们那里买来的武器，全副武装。他们躲进地形颇为熟悉的大山深处抵抗搜捕。当年曾试图侵占阿富汗的那支俄军，如今又在高加索山脉的荒山野岭遭遇惨败，如同发起越战的美军一样狼狈不堪。
如果鲍里斯·叶利钦是想通过发动对车臣的战争，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传统的俄罗斯强人，那他真是失手了。整个一九九五年，他无时无刻不在渴望最终能获得胜利，结果却一次次落空。当俄罗斯人民目睹自己年轻孩子们的尸体从高加索山区运回来时，他们对车臣产生了强烈的愤恨，对未能打赢战争的国家领导人也有了敌意。
经过不懈的个人努力，叶利钦在决选中重新赢得了总统宝座。不过，一年之后他就离去了。该职务落到了俄罗斯祖国党的领袖，“专家治国”型的约瑟夫·切尔卡索夫的头上。那时，祖国党已经加入了浩大的民主联盟。
切尔卡索夫似乎开局不错。他借鉴了西方许多优越的方面，尤其是金融信用制度，以此保证俄罗斯经济能良好发展。他接受了西方的劝告，最终与车臣达成和平协议。虽然报仇心切的俄罗斯人不愿意让车臣人就这样逃脱惩罚，但士兵们能返回家园还是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但是十八个月后，问题出现了，原因有两方面：首先，俄罗斯黑手党的劫掠变得越来越棘手，国家经济不堪承受；其次是另一次愚蠢的军事冒险。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占有俄罗斯百分之九十的财富的西伯利亚威胁说，要脱离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所有省份中，西伯利亚最不安分。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在那些几乎从未被开发过的永冻土层下，蕴藏着让沙特阿拉伯也会相形见绌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此外，那里还有黄金、钻石、铝土矿、锰、钨、镍和白金。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西伯利亚依然是地球上最后的边界。
问题始于莫斯科最初接到的报告，说是一些日本人——但主要是韩国的黑帮密使——在西伯利亚地区到处徘徊，煽动分裂。切尔卡索夫总统听信了周围那些阿谀奉承者的愚蠢言论，犯了他的前任在车臣问题上类似的错误，向东面派遣了部队。这一举动导致了双重灾难：一是由于战争进行了十二个月却仍未取得军事成果，他不得不达成一项妥协——准许西伯利亚人对自己土地上的财富及所获取的收益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自治权和控制权；第二个后果则是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政府力图摆脱困境。到一九九九年夏天，九十年代中期那种五千卢布兑换一美元的日子已经成了历史。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库班农村黑土地上的小麦和其他作物连续两年歉收，西伯利亚的庄稼又因为游击队炸坏了铁轨而无法运出，烂在了地里；城市里，面包的价格则在不断上涨。切尔卡索夫虽然还坐在总统的位置上，但他显然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在农村，粮食原本至少能保证村民们自给自足，实际情况却最为糟糕。由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基础设施分崩离析，农场被弃置，肥沃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火车沿途停靠时，农民——主要是老人——一哄而上，兜售家具、衣物和小摆设，以此换取钱币乃至食物，但买者寥寥。
在国家最为耀眼的首都莫斯科，穷困潦倒的人们在莫斯科河沿岸的码头和穷街陋巷里露宿。警察——在俄罗斯叫民警——事实上已经放弃了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他们努力把那些人收容起来，用火车把他们送回老家去。可仍有更多的人不断来到莫斯科，寻找工作、食物和救济，其中许多人沦为乞丐，死在了莫斯科的街头。
一九九九年早春，西方国家终于对这个无底洞般的国家停止了经济援助，外国投资者，甚至黑手党的伙伴，也都纷纷撤离。俄罗斯的经济就像被多次掠夺过的战争难民一样，在路边躺着，死于绝望。
这就是炎热夏日乘车前往休憩居所度周末时，切尔卡索夫总统思索着的灰暗前景。
司机熟悉这条通往乡间宅邸的道路。出了乌索沃，在那儿的莫斯科河边，树荫下的空气特别阴凉。多年前，在莫斯科河的这段弯道两岸的茂密森林里，曾有许多苏共政治局的党务大员们的度假别墅。俄罗斯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由于汽油昂贵，路上的车辆不是很多。他们遇到的卡车尾部都排出浓重的黑色烟雾。经过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后，他们跨过一座桥，然后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河水在夏日的烟雾中静静地流向他们身后的那座城市。
五分钟后，切尔卡索夫总统觉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汽车里的空调已经开足，他还是按下按钮打开了紧贴着脸的后车窗，让自然风吹进来。外面的空气更热，他的呼吸稍微顺畅了一些。隔屏前的司机和警卫员什么都没察觉到。通往佩里德尔基诺的岔路出现在了右手边，经过这个岔路口时，俄罗斯总统一头栽向左边，横倒在了座椅上。
司机首先注意到的是，汽车的后视镜里看不见总统的脑袋了。他向警卫员低声说了些话，警卫员转过身看。奔驰汽车随即开到路边停了下来。
后边的海鸥汽车也停了下来，担任过苏联特种部队上校的警卫队队长从汽车前座跳下，跑了过来。其他人也都下了车，拔出枪，围成了个保护圈。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上校跑到奔驰汽车旁时，警卫员已经打开后车门，正要探身进去。上校猛地把他拉开，好亲自察看。总统半斜半卧，双手攥住胸口，双目紧闭，呼吸急促。
离这儿最近的拥有顶级医疗设备的医院，是位于几英里外麻雀山上的国家第一诊所。上校坐到昏迷的总统旁边，命令司机掉头开回环城高速公路。司机面色苍白地照做了。上校用手机拨通诊所电话，命令他们派一辆救护车在半路接应。
半小时后，双方在分车道公路上相遇了。急救医生把昏迷不醒的总统从豪华轿车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三辆车一起朝诊所急驰而去。
到了目的地，值班的资深心脏病专家立即接手，把总统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动用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竭尽全力抢救，但还是太晚了。监测仪屏幕上的线条没有波动，始终是条长长的直线，还一直发出蜂鸣警报声。四点十分，主治的内科大夫直起身子，摇了摇头。拿着心脏除颤器的医生也退了回去。
上校在手机上按了几个号码。在第三次振铃时，有人接听了。“给我接总理办公室。”
六个小时后，在遥远的加勒比海的万顷波涛中，“性感女郎”号掉头返航了。后甲板上，船夫朱利叶斯收起渔线，解下引线，放妥了渔竿。渔船出租了一整天，收获可观。
朱利叶斯把引线和鲜亮的塑料鱼饵整齐地卷起来，放进渔具箱内。这时，船上的那对美国夫妇打开两罐啤酒，坐在遮阳篷下心满意足地喝了起来。
鱼箱里有两条大刺鲅，每条差不多有四十磅重，还有六条大鲯鳅，几个小时前，它们还漫游在十英里外的大海里。
船长在驾驶台前检查返回岛屿的航线，然后把油门杆推向前去。船速由慢转快，他估计，不到一个小时，船就能驶入海龟湾了。
“性感女郎”号似乎知道它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提基小屋码头那儿的避风港湾正等待着它去停泊。它屁股一沉，翘起船头，深V形的船体划破蓝色海面向前驶去。朱利叶斯用吊桶从海里打起一桶水，又开始冲洗起后甲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