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里诺夫斯基担任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时候，该党总部坐落于斯雷藤卡大街外鱼巷中的一栋破败建筑内。不了解“疯子弗拉基”奇特处世习惯的客人，对这栋破烂的楼房会感到十分意外。墙上的灰泥已斑驳，橱窗里展示的两张蛊惑人心的海报上面沾满了蝇屎，屋里的地板简直像是几十年没人打扫过。进入那扇吱呀作响的黑乎乎的房门后，客人会发现，阴暗的门厅里有个货摊在卖前胸印有领袖肖像的T恤衫，货架上则是支持者们必备的黑色皮夹克。
楼梯上没铺地毯，只是刷了一层暗棕色的油漆。来到第一个楼梯平台时，会看到一名脸色阴沉的警卫在铁栅栏围着的窗口后面，盘问每一位来客的意图。只有当警卫对来客的回答表示满意后，才会允许他们继续向上走，去到日里诺夫斯基在城里主持政务时的肮脏房间。这座建筑里里外外都是用坚硬的石头砌成的。这个乖僻的法西斯分子喜欢这样布置他的总部，其理由是：形象能说明一个人的本质，而富丽堂皇会给人以负面的印象。不过日里诺夫斯基早已不在了，自由民主党已经与其他极右翼组织和新法西斯党派合并，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
该联盟现在公认的领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不过，为了向穷人和那些无家可归的目标选民表示爱国力量联盟绝不追求富丽堂皇，他保留了鱼巷里的大楼，然后把自己的私人办公室设在了其他地方。
科马罗夫工程师出身，在叶利钦执政年代的后半期，他决定投身政治。他选择了自由民主党。虽然私下里对日里诺夫斯基的饮酒无度和放荡生活并不赞赏，他还是默默工作，由此跻身该党的核心圈子——政治局。此后，他参与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与其他极端右翼党派领导人共同商讨，最后把俄罗斯所有的极端右翼分子联合起来，组建了爱国力量联盟。木已成舟，日里诺夫斯基勉强接受了该联盟的存在，并跌入了让他主持该联盟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圈套之中。
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里诺夫斯基辞职，并随即抛弃了他。对于接替联盟领导职务的邀请，科马罗夫婉言谢绝，然后安排一个毫无领袖气质和组织才能的无名小卒接了班。一年之后，他轻而易举地利用联盟执行委员会对此人产生的失望感，甩掉了这位临时替补，亲自担任起了联盟的领导职务。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
他们的支持者显然是些对筹集资金一点也不擅长的中老年人。没有大银行家资助，组织的经费就会短缺。社会主义联盟的资金和吸引力都在缩水。
到一九九八年，科马罗夫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极右翼党派的领袖。他眼下所要面对的，是俄罗斯人民无穷无尽的绝望情绪。
然而，在这种贫困潦倒的年代，竟然还有多到叫人目眩的财富存在。有钱人的财富堆积如山，而且大部分还是外币。因为俄罗斯的吉尔汽车厂已经停产，他们就乘坐大排量、出产自美国或德国的加长型豪华轿车招摇过市，常常还是前有摩托车开道，后有保镖车辆随行。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休息厅里，在大都会酒店和国家大饭店的酒吧和宴会厅里，每天晚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跟在他们身后的则是一些身穿貂皮大衣、浑身珠光宝气、散发着巴黎香水味的应召女郎。这些暴发户富得流油，即便是他们的前辈也望尘莫及。
在国家杜马，代表们大声疾呼，挥舞着命令文件，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决议。一位英国驻俄记者说：“这种情景，使我回想起人们从前说起的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岁月。”
唯一让人们看到希望的曙光的人，是伊戈尔·科马罗夫。
在领导右翼党派联盟的两年时间里，科马罗夫让俄罗斯国内外许多观察家们都感到意外。假如他仅仅满足于当一名优秀的政治组织者，那么他可能只是个寻常的政府官员，可是，他变了，至少观察家们是这么认为的。他很可能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
科马罗夫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位充满热情和魅力、深受大家欢迎的演说家。当他登上演讲台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记忆中他那种说话轻柔、一丝不苟的样子不见了。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他的声音抬高了，变成了高低起伏的男中音。他恰到好处地使用了俄语中的许多表达方式，以此产生更好的效果。他会把音调降到几乎是耳语的程度，此时，尽管备有麦克风，听众还是得竖起耳朵。然后，在演讲接近尾声时，他的声音又变得铿锵有力，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连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例外。
他很快就掌握了面对群众的技巧。他避免在电视上进行非正式谈话或采访，因为他明白，虽然这一套在西方也许会见效，但在俄罗斯是行不通的。俄罗斯人很少邀请外人到家里做客，更不用说请整个国家了。
他也不喜欢落入那些不怀好意的提问者所设的圈套里。他做的每一次演讲都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做的效果很好。他只对那些忠于自己党派的观众发表演说，摄影和摄像由他自己的摄制小组负责，整个团队由年轻优秀的导演利特维诺夫掌管。经过剪接和编辑后，这些节目会完全以他想要的形式在全国播放。他对新闻广播员们的奇思妙想不抱期望，而是购买了整段的电视播放时间，以保证节目完整、不被人删减。
他的演讲主题永远是俄罗斯，也一直很受欢迎。他猛烈抨击那些策划国际阴谋、迫使俄罗斯人屈服的外国人。他声称要驱逐所有“黑人”——这是俄罗斯老百姓习惯上对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南部地区民族的总称。他们中的许多人靠非法手段牟取暴利，成了富人。他为遭受压迫的俄罗斯平民百姓摇旗呐喊，深信有一天，俄罗斯人民将会与他一道站起来，重现过去的辉煌，把充斥祖国街头的污泥浊水一扫而空。
他对所有人都做出承诺：失业者将会找到工作，努力工作的人将会得到合理的薪酬；餐桌上会有食物，人们可以重新树立起自己的尊严；终身积蓄遭到贬值的人们将会得到坚挺的货币保障，使他们能够安度晚年；身披古老的“祖国牌”手表制服的工人们也将一扫那些凭借国外资本扶摇直上的懦夫们带来的耻辱，重新赢得尊重与自豪。
人们听到了他的话。在辽阔的东欧大草原上，人们通过广播和电视听到了他的声音。在没完没了的撤退中，被从阿富汗、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驱逐回来，曾经光荣的俄罗斯军队战士们蜷缩在帐篷底下，听到了他的声音。
分散在这片辽阔大地上各个角落的农民，在农舍和木屋里听到了他的声音；破了产的中产阶级人士，倚靠在少量几件还没有拿去换取食物以及煤炭的家具旁边，听到了他的声音；甚至工厂老板也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幻想着有一天，工业炉里能够重新燃起熊熊的炉火。他还向人们承诺：要把那些强奸和掠夺他们亲爱的俄罗斯母亲的骗子和强盗统统消灭。他受到了人们的广泛爱戴。
一九九九年春天，在他的公共关系顾问——一位非常聪明的美国常春藤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建议下，伊戈尔·科马罗夫进行了一系列的私人会晤。年轻的公关顾问鲍里斯·库兹涅佐夫认真地挑选了谈话的对象，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保守党中的议员和记者。接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安抚他们的恐惧心理。
这项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人在到来时，都期待着见到一位激进的极右翼政治煽动家、一个种族主义者或新法西斯主义者，或两者兼而有之。
结果，他们发现与之谈话的那个人衣着庄重、举止文雅、谈吐稳重。由于科马罗夫不会讲英语，他的公关助手坐在旁边既引导谈话又担当翻译。每当他所崇拜的领袖说了一些容易被西方人误解的话时，库兹涅佐夫就把那些话翻译成较容易接受的英语。这个情况谁都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所安排的客人没有一个懂俄语。
于是，科马罗夫可以这样解释：作为政治活动家，我们都有自己的选民；如果我们希望入选，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因此，有时候我们要讲一些我们认为他们喜欢听的话，即便实际去做时会比我们以为的要困难许多。对此，参议员们都理解地点头表示同意。
他说，西方的民主历史比较长，人们普遍认为社会行为准则应当自觉遵守，因此，西方政府不用制定那么强硬的行为准则。但在所有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就不得不做得强硬一些，而这在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对此，下院议员们也都理解地点头同意。
他对保守党的记者们则这样解释：如果在短期内不对犯罪分子和腐败现象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就无法恢复货币稳定。记者们这样描述伊戈尔·科马罗夫：他这个人愿意听取有关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解说，譬如与西方的合作事宜。他不可能接受欧洲或美国式的民主，而他强大的煽动能力，使西方感到恐慌。但是目前的俄罗斯也许正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肯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赢得二〇〇〇年六月的总统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有眼光的聪明人都支持他。
在各个西方国家的总理府、使馆、部长办公室和会议室里，政治家们在沉思，雪茄烟雾飘到了天花板上。最后，他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在莫斯科中心区北部的环城路内侧、基赛尔尼大街的半路上，有一条小街。小街中段的西侧有一个小小的公园，面积约半英亩。它三面由无窗的建筑物所环绕，前面安装了一道十英尺高的绿色钢板护墙，上方只露出一些针叶树的树梢。钢板墙上有两扇大门，也是钢铁制成的。
事实上，这个公园是十月革命前一座华丽的别墅或庄园的附属花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行过精心的修复。虽然内部的装修很现代很实用，但它古典式的门面却很清淡，门窗都涂着白色的泥灰。这是伊戈尔·科马罗夫真正的总部。
来到大门前的访客，会被墙上的监控摄像头从上到下审视一番，然后他要通过内部通信系统自报姓名，对大门内侧小屋里的警卫说明事由，再由警卫与房子里的保安室联系确认。
大门打开后，汽车进去开上十码，就会遇上一排道钉，不得不停下来。钢铁大门在滚轮的驱动下关上后，警卫就会走上来检查身份证件。确认无疑后，他再回到小屋内按下一枚电控按钮。道钉收回后，汽车方可继续前行，进入铺有砾石的前院，那里有更多的警卫等待着。
房子两边各有一排通到院子边缘的铁栅栏，都是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铁栅栏的后面有狗。这些狗分成两组，每组只听从一个驯犬员的命令。驯犬员轮流值班。天黑后，铁栅栏的大门会打开，狗可以在整个院子里前后跑动。此后，警卫就留在小屋里。如果晚上有人来，他必须与驯犬员联系，把那些狗召回去。
为了避免内部工作人员被狗咬伤，房子后面有一条地下通道通往一条小巷，继之通到基赛尔尼大街。该通道有三道装有按键式密码锁的门，一道在房子里，一道在半路，另一道在街上。这是送货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进出通道。
晚上，在工作人员全都离去、狗在院内巡游时，房子里还有两名警卫人员值班。他们有自己的房间，里面有电视和简易的用餐设施，但没有床，因为他们不可以在当班时睡觉。他们还要轮流去三个楼层巡逻，直到第二天早饭时间，由白班人员来接替他们。科马罗夫在那之后才来上班。
当然，这么高级的办公室是容不得任何尘埃和蛛网的。因此，除了星期天，每天晚上后面通道的蜂鸣器发出响声时，一名警卫就会放清洁工进来打扫卫生。
在莫斯科，大多数清洁工都是女的，但科马罗夫希望他的周围全是男性，包括清洁工。这里的清洁工是一个名叫列昂尼德·泽伊采夫的老兵。他的姓氏在俄语里是“兔子”的意思。他看上去一副窝囊样，一年四季都穿着一件磨旧了的军大衣，嘴里镶了三颗闪闪发光的不锈钢门牙（红军的牙科设施简陋）。房子里的警卫就称呼他为“兔子”。总统逝世的那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十点钟放他进来了。
凌晨一点钟，清洁工拿着水桶和掸子，身后拖着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科马罗夫机要秘书阿科波夫的办公室。兔子仅在一年前见过他一次。当时，他来打扫卫生，发现一些高级员工加班到很晚。那人对他非常粗鲁，命令他滚出去，还对他骂骂咧咧。此后，他有时候会故意在阿科波夫那把舒适的皮旋转椅上坐一会儿。
由于知道警卫在楼下，兔子便在那把转椅里坐下来享受了一下。他从来没有这样的一把椅子，将来也永远不会拥有。书桌上有一份文件，大约有四十页，是打印出来后用活页纸装订而成的，前后封面都是很厚的黑色纸板。
兔子纳闷，这份文件为什么会留在这里。通常，阿科波夫会把所有东西都收拾起来，放进他的壁式保险箱里。他肯定是这么做的，因为兔子以前从未见过任何文件，而且书桌的所有抽屉都是上着锁的。他翻开黑色的封面，看了一下标题，然后随意地翻看着。
他的阅读能力并不强，但他可以看懂。很久以前，他的养母教过他认字，之后又在公办学校里读过几天书，后来在部队里时，一位慈祥的军官也辅导过他学习。
看到的东西使他感到困惑。有一段他读了好几遍，因为有些词语很长很复杂，但他还是看明白了。他那双患有关节炎的手边翻页边在颤抖。为什么科马罗夫要说这样的话，而且是对他所敬爱的像他养母那样的人？他没有完全明白，但这使他很担心。也许他应该去向楼下的警卫请教，但他们只会照着他的头来两下子，然后告诉他继续去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