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去了一些小礼物：透露了三个苏联叛徒的名字，他们已与中情局有了接触，愿意为之效劳。事后他会解释说，他们很可能是双重间谍，不是真正的投诚人员。不管怎么样，这三个人从此销声匿迹了。他还拿去一份中情局的员工名单，将自己的职位高亮标出，以证明他不是一个小人物。然后他就离开了，第二次经过了对准使馆前院的联邦调查局摄像头。但是，这段视频从来没有播放过。
他在两天后得到五万美元。那只是个开始，这个叛徒在美国历史上造成的损失，比历史人物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更为严重，他如今开始行动了。
后来的分析家们会产生两个疑问。其一，这样一个品行不正、业绩低下、经常酗酒的人，为何能够一路晋升到对忠诚度要求极高的职位上？其二，那年的十二月份，高层领导已经知道内部隐藏着一个叛徒，但他怎么还能够继续潜伏长达八年时间，以至于给中情局带来巨大灾难？
第二个问题可以从多个方面来回答。中情局内部的无能、懒散和自满，还有叛徒的运气，以及克格勃为保护其特工而精心透露的假情报；兰利内部更深层的懒散、神经质、好逸恶劳和故意误导，以及叛徒额外的好运；最后，还有詹姆斯·安格尔顿造成的阴影。
安格尔顿曾经是中情局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一度成为传奇人物，最后因偏执导致精神错乱收场。这样一个没有私生活及幽默感的怪人，逐渐相信兰利内部有个克格勃间谍，代号为“沙夏”。在对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叛徒的疯狂追查中，他毁了一个又一个忠诚情报官的仕途，直至把行动部搅得天翻地覆。那些幸存下来并在一九八五年已经升到高级职务的人，一想起要再次清查卧底，便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毛骨悚然。
至于第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个人名：肯·马尔格卢。
变节之前，埃姆斯已经在中情局工作了二十年，他在兰利以外有过三次任职经历。在土耳其时，他的站长就认为他的存在完全是浪费空间，资深情报官杜威·克拉里奇从一开始就讨厌他蔑视他。
不过，他在纽约办事处交了好运，有所成就，并因此获得了赞誉。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季·舍甫琴科在埃姆斯赴任之前就已经在为中情局工作了，他最终在另一名情报官的精心安排下，于一九七八年四月投靠美国，埃姆斯只是从中接手了这个苏联外交官。并且，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经常酗酒了。
他的第三次赴外任职是在墨西哥，那次的业绩一塌糊涂。他经常喝醉，侮辱同事和外国人，还曾经醉卧街头，由墨西哥警察送他回家。他违反了情报工作的所有规定，而且一个人也没招募到。
埃姆斯这两次海外任职的业绩报告都很糟糕。在一次大范围的业绩评估中，在受测评考核的两百名情报官里，他名列第一百九十八位。
这种表现的人通常根本不可能升上高级职位。八十年代初，所有高层领导——凯里·乔丹、杜威·克拉里奇、米尔顿·比尔登、格斯·哈撒韦和保罗·雷德蒙……都认为他是一块废料。但肯·马尔格卢不这么认为，他成了埃姆斯的朋友和保护神。
马尔格卢对那份糟糕的业绩测评报告进行润色，为他清除了事业发展的障碍，并把他提拔了上来。作为埃姆斯的上司，他否决了反对意见，运用人事调配权，安排埃姆斯进了反间谍科。
基本上，他们俩属于酒肉朋友，臭味相投，经常喝得烂醉，以酒鬼自怜，都认为自己是怀才不遇，是中情局对他们不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久便会使许多人命丧黄泉。
兔子列昂尼德·泽伊采夫快要死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在经受极度的痛苦，这个他是知道的。
格里辛上校相信痛苦的作用。他相信痛苦具有说服力，能够震慑目击者。痛苦是惩罚。泽伊采夫犯了罪，上校的命令是，他必须在死去前深刻领会痛苦的意义。
审讯持续了一整天，没有对他用刑，因为问他什么他都招了。大部分时间是格里辛独自在盘问他，因为他不想让警卫听到有什么东西被偷走了。
上校相当温和地要求他从头说起，他照办了。他按要求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个故事，直到上校认为确实没有遗漏什么细节为止。其实，要说的情况并不是很多。
只是当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时，上校的脸上才显露出难以置信的迷惘。
“啤酒？英国人给了你啤酒？”
到中午时，上校深信自己已经获悉全部情况。他估计，在遇到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后，那个年轻的英国女人会把文件扔掉，但他不敢肯定。他安排了一辆汽车，派了四个可靠的手下守在使馆门前，等那辆红色小轿车出现后跟踪到她的住所，随后再回来汇报。
三点刚过，他对卫兵下达完最后的命令便离开了。他的汽车离开院子的时候，一架尾翼上刷有英航标志的A-300空客飞机在莫斯科北部上空转向，朝西方飞去。他当然对此并不知晓。他命令司机把他送回基赛尔尼大街的房子去。
他们有四个人。兔子的腿已经站不住了，不过他们知道，于是其中两人把他拉起来，手指紧紧攥住他的上臂。另外两人一前一后站着。他们殴打着他，缓慢地、卖力地一拳一拳打他。
巨大的拳头上戴有厚重的铜套指节。拳头击碎了他的肾脏，撕裂了他的肝脏，打破了他的脾脏。一只脚踢上去，捣烂了他的睾丸。前面的人在攻击他的腹部，然后上升到胸部。他昏过去两次，在被浇了一桶冷水后，又苏醒过来，疼痛也恢复了。他的双腿已经无法站立，因此他们架起他清瘦的身体，只留脚尖点着地。
最后，拳头落在他那瘦骨嶙峋的胸腔上。肋骨被打断了，两根断裂的肋骨深深地扎进了肺叶。他的喉咙里涌上一股热乎乎、甜丝丝的黏液，堵住了他的气管。
他的视线变窄，眼前看到的不再是兵营军械库后面的灰色混凝土房间，而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下有一条沙土路和一片松林。他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只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
“来吧，朋友，喝啤酒……喝啤酒。”
光线逐渐暗淡，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但他依然能够听到那个声音在重复他听不懂的词语。“喝啤酒，喝啤酒……”然后，光线便永远消失了。
美国，华盛顿
一九八五年六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得到第一笔五万美元现金起，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那天，他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几乎把中情局行动部整个苏联东欧处给摧毁了。
他在午饭前已经把三〇一号绝密档案搞到了手。他把这份重达七磅的机密文件和往来的电报全部从书桌上收起来，装进两只塑料购物袋里。他带着这些东西穿过迷宫般的走廊，乘电梯到了一楼，用身份证刷了一下，随后通过旋转门走出大楼。卫兵没去拦住他询问袋子里装着什么。他在巨大的停车场里找到自己的汽车，行驶二十分钟抵达了乔治敦，那是华盛顿郊外的一个优雅小镇，以诸多欧洲风格的饭店而闻名。
他来到查德威克，一家位于K街高速公路下面的滨水酒吧兼饭馆。他在那里与安德罗索夫上校派来的人接上了头。作为克格勃的情报站长，安德罗索夫知道，如果他亲自来接头，很可能会有联邦调查局特工盯梢。接头人是一名普通的苏联外交官，名叫楚瓦金。
埃姆斯把带来的东西递给那个苏联人。他从不要价，但每次收到的现金总是数额巨大，从第一笔报酬起，总数就足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苏联人支付价值很高的硬通货美元时通常很吝啬，但他们自此之后便没有讨价还价过。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挖到了最关键的主矿脉。
离开查德威克后，那两个袋子被送进苏联使馆，随后送抵莫斯科，来到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亚谢涅沃总部。在那里，情报分析员惊讶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次漂亮的行动立即使安德罗索夫成为明星，使埃姆斯成了天底下最宝贵的资产。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将军，原先只是一名普通特工，在安德罗波夫把他塞进第一总局后，他慢慢爬上了高位。他立即下令组建一个绝密工作小组，专门处理埃姆斯提供的文件。埃姆斯的代号是“铃铛”，这个专案小组因此被称为“铃铛小组”。
购物袋里有十四名间谍的详细资料，几乎是中情局苏联东欧处在苏联的全部资产。档案里没有提到他们的实际姓名，不过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任何一名反间谍特工，只要告诉他在他所在的网络里有一个叛徒，告诉他该人是在波哥大被招募然后调到莫斯科、现在在拉各斯工作，他很快就能够得出结论：只有一个人符合这条描述。通常，只须查阅一下记录，情况就会一清二楚。
后来，根据中情局的一位资深情报官估算，一九八五年夏季过后，有四十五起反克格勃的行动遭遇失败。这实际上是中情局的全部项目。一九八六年春天之后，三〇一号档案内提及的为中情局工作的所有高级间谍，全都失去了作用。
乔克·麦克唐纳在下午晚些时候抵达了希思罗机场，他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位于沃克斯豪尔大厦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大楼。他一身疲惫，虽然冒险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但现在他很想去俱乐部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他和妻子都居住在莫斯科，他们在伦敦切尔西的公寓已经租给了别人。
但他还是想在休息之前，把锁在手腕上的公文箱内的文件交到总部。局里的公务汽车在希思罗机场接到他后，一路朝绿色玻璃和砂石建成的大楼开去。秘密情报局如今所在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是七年前从破败古旧的世纪大厦搬到这里来的。
到机场接他的年轻实习生协助他通过了大门口的安全系统，最后，他终于把文件放进了苏联处处长的保险箱里。这位处长同事热情欢迎他的到来，但颇感好奇。
“喝点什么吗？”秘密情报局的苏联处处长杰弗里·马奇班克斯，指着衬有木板看上去像是文件柜的家具问他。他们都知道，那实际上是鸡尾酒酒柜。
“好主意。今天一天够长够累的了。来杯苏格兰威士忌吧。”
马奇班克斯打开酒柜门，开始兑制鸡尾酒。麦克唐纳是苏格兰人，他要的是老祖宗酿造的纯酒。这位处长倒了一杯不加冰的双料麦卡伦威士忌，递了过来。
“我知道你要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来。告诉我吧。”
麦克唐纳把故事从头说了一遍。
“肯定是个骗局。”马奇班克斯听完后说。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麦克唐纳表示同意，“但这肯定是我听说过的最愚笨的骗局。那么，骗子会是什么人呢？”
“应该是科马罗夫的政敌吧。”
“那种骗术他早就领教过了。”麦克唐纳说，“可是，投递的方式真的很奇特，拿到的人很可能看也不看就扔掉了。那个年轻人格雷能够发现，纯属碰巧。”
“好吧，那下一步应该来读一下咯。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
“我昨晚看了个通宵。似乎是一份政治宣言，看起来……让人感到很不愉快。”
“是用俄语写的吧？”
“是的。”
“唔，我的俄语可能不行，估计会看不懂。我们需要一份译文。”
“我想亲自翻译，”麦克唐纳说，“以防万一它不是骗局。看完后你就会明白。”
“好吧，乔克，听你的。你现在想做什么？”
“先去俱乐部，洗个澡、刮个脸、吃顿饭、睡一觉，大概半夜时回到这里，一直工作到正常上班时间。到时候见。”
马奇班克斯点了点头。
“好的。你还是用这个办公室吧，我会通知警卫部门的。”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已经快第二天上午十点了。他发现乔克·麦克唐纳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外衣和鞋子已经脱去，领带也松开了。黑色文件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还有一叠未经装订的打印纸。
“翻译好了，”麦克唐纳说，“已经变成英语了。顺便说一句，磁盘还在电脑里，应该取出来保存在安全的地方。”
马奇班克斯点点头。他要来咖啡，戴上眼镜，开始阅读文件。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
“那人肯定是疯了。”
“如果是科马罗夫写的，那么他是疯了，或者很邪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么样，都是潜在的危险。继续看下去吧。”
马奇班克斯继续往下看。看完后，他鼓起腮帮子，然后长长地呼了口气。
“肯定是一个骗局。谁也不会把自己心里的这种想法写下来。”
“或者他认为，这只是局限于内部的狂热分子范围之内。”麦克唐纳暗示道。
“然后被偷走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伪造的。但流浪汉是谁，他又是如何拿到文件的，我们就不知道了。”
马奇班克斯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这份《黑色宣言》是伪造的、是个骗局，而秘情局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会白忙活一场。但如果这是真的，但他们没有认真对待，那后果会很悲惨。
“我认为，”最后他说，“我们要把这件事上报给部长，甚至是局长。”
东半球部部长戴维·布朗洛在中午十二点会见了他们，局长则在下午一点十五分请他们三人在顶层餐厅吃午饭，从那里，他们可以俯瞰泰晤士河和沃克斯霍尔大桥的全景。
亨利·库姆斯爵士年近六十，这是他在秘密情报局局长岗位上的最后一年。他与自己的几个前任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上来的。他在十年前结束的冷战中经受过磨炼，积累了经验。这一点不同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局长是政治任命，通常不懂业务；而三十年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说服历届首相，为他们选拔久经考验的内行人来当局长。
这套方法很有效。一九八五年后，中情局前后三任局长都承认，在报纸披露之前，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埃姆斯事件的真相。秘情局局长亨利·库姆斯信任自己的部下，应该知道的细节他都知道，部下工作人员也知道他是个知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