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边看文件边喝奶油浓汤。但他看得很快，没一会儿就全了解了。
“乔克，虽然这有点麻烦，但还是要由你从头再讲一遍。”
他聚精会神地听着，问了两个简短的问题，然后点了点头。
“杰弗里，你怎么看？”
问完苏联处处长之后，他又征询东半球部部长布朗洛的意见，两人讲得差不多。这是真的吗？我们需要了解。
“我在考虑的是，”布朗洛说，“如果所有这些真的都是科马罗夫的政治议程，那他为什么要写下来？我们都知道，即使是绝密文件也有可能被盗。”
亨利·库姆斯爵士那双看似温和的眼睛转向了莫斯科情报站长。
“乔克，说说你的意见。”
麦克唐纳耸了耸肩。
“为什么人们要把内心的想法和计划写出来呢？为什么人们要把心中的秘密写在日记里呢？为什么人们要千方百计地保存内部刊物呢？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情报机关要储存极其敏感的资料呢？也许这是一份非常秘密且简单的文件，只是让内部小圈子里的人使用，或者仅限其本人使用。也有可能这只是一份伪造的文件，为的是陷害那个人。我不知道。”
“啊，你说到点子上了，”亨利爵士说，“我们不知道。但看了这文件后，我认为，我们必须知道，这其中有太多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真的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吗？这是不是他上台执政后打算实施的令人震惊的疯狂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是怎么被偷的？是谁偷走的？为什么又把它扔给了我们？或者这一切都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他搅动杯中的咖啡，凝视着文件的原稿和麦克唐纳的译稿，表情极为厌恶。
“对不起，乔克，可我们必须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我才能去河对岸向领导汇报。乔克，你回莫斯科去。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干，那是你的事情，但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这位秘情局局长与他所有的前任一样，肩负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业务性的，努力为国家管理好情报工作；另一个任务是政治性的，即联络政府的有关部门，包括联合情报委员会、秘情局的大客户官员、比较难对付的外交部，还要跟内阁办公室争取预算，并与政府的大臣交朋友。这后一项任务需要面面俱到，普通人可承担不了。
他不能草率地编个故事，说一个流浪汉把那份文件扔进了一名低级外交官的汽车里，现在该文件已沾有脚印，里面有一个也许是真、也许是假的又疯狂又残忍的计划。他知道，那样做的话，他会遭到严厉的批评。
“我今天下午就飞回去，局长。”
“不行，乔克，你已经连续两个晚上没睡觉了。去看场演出，在床上睡八个小时，明天坐第一班飞机返回哥萨克人的土地。”他看了一下手表，“对不起，我另有……”
三个人鱼贯而出。麦克唐纳既没能去看演出，也没能在床上睡八个小时。马奇班克斯的办公室收到一份信息，是密码室刚送过来的。西莉亚·斯通的公寓遭到袭击，房间被翻了个底朝天。她吃过晚饭回到家里时，撞上两个蒙面人，被他们用椅子腿打了。她在医院里，但没有危险。
马奇班克斯默默地把纸条递给麦克唐纳。麦克唐纳看了一下。
“哦，糟糕。”他说。
美国，华盛顿
一九八五年七月
这条信息在刚得到时，如同情报界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看上去很含糊，是第三手的资料，很可能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一名美国志愿者，在参与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实施的援助计划后，返回纽约休假。他约了一位老同学一起吃饭，该同学在联邦调查局工作。
吃饭时，他们谈及苏联对南也门提供的巨额军事援助。联合国志愿工作者描述道，有天晚上，他在亚丁岩石宾馆的酒吧里和一位苏军少校闲聊过一会儿。
与身在南也门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少校不会讲阿拉伯语，因为也门原先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苏联人是用英语与也门人交流的。美国人知道，他们在南也门不受欢迎，于是习惯自称瑞士人。他就是这样告诉苏联少校的。
少校越喝越多，渐渐有了醉意，因为知道四周没有同胞耳目，他开始强烈批评起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谴责他们贪污腐败、挥霍浪费，根本不关心苏联在第三世界开展的援助工作。
后来，调查局的同学对一位朋友提起这事。恰巧该朋友是中情局纽约办事处的特工，于是志愿工作者在饭桌上讲述的轶事就有了下文。
中情局特工请示了办事处领导，再次安排了一个饭局，请那位志愿工作者吃饭，席间喝了许多酒。中情局采用激将法，故意哀叹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断增进的友谊，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志愿者急于卖弄自己的学问，他打断对方说，事情并非如此，根据他的亲身感受，苏联人不喜欢阿拉伯人，因为他们连最简单的技术都学不会，还经常弄坏提供给他们的援助设备，苏联人对他们感到越来越厌恶。
“就拿我刚刚去过的南也门来说……”他开始叙述。
到饭局结束时，中情局特工已经大致了解了苏联大型军事顾问团的基本情况。团组成员因遭挫折，已经计穷力竭，他们认为，在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开展援助是毫无意义的行动。他还描述了苏军团组中一名极度厌倦的少校，他个子高高的，肌肉很发达，一张脸长得有点像东方人，还有一个名字：索洛明。
报告发回兰利，放在了苏联东欧处处长的办公桌上。处长又去与副局长凯里·乔丹商量了。
“这事也许没什么要紧，也许有危险，”三天后，主管行动的副局长对杰森·蒙克说，“你能不能去一趟南也门，与这位索洛明少校谈一谈？”
蒙克向内勤专家咨询了很长时间，了解有关中东的情况。他很快就明白，南也门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过，除了苏联人以外，那儿竟然还有包括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外国人。联合国正在那里开展三个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帮助发展农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救助儿童，世界卫生组织在负责健康项目。
一个人的外语无论讲得如何地道，一旦遇到该国本地人，还是很快就会露馅。蒙克决定不去冒充英国人，因为真正的英国人马上就能听出差异，法国人也一样。
由于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对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力。经研究发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派往亚丁的代表团里，没有西班牙人或讲西班牙语的拉美人。于是，中情局决定创建一个新角色，为蒙克安排一份为时三十天的签证，让他在十月份访问亚丁，身份是粮农组织从罗马总部派去检查项目进度的特派员，名字则是埃斯特万·马丁内斯·罗尔卡。在马德里，依然感恩戴德的西班牙政府签发了一本真实的护照。
乔克·麦克唐纳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不能去医院探望西莉亚·斯通了。七月二十日，也就是第二天的上午，他去了医院。新闻随员女助理缠着绷带，依然头昏眼花，但说话倒是没有问题。那天她是正常时间下班回家的，没发现有人跟踪，她毕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她在公寓里待了三个小时，然后与加拿大使馆的一个女孩一起外出吃饭。她大概是夜晚十一点半回到家里的。窃贼肯定是听到她用钥匙开门的声音了，因为她进去的时候，里面很安静。她打开门厅的灯，发现通往起居室的房门开着，里面一片漆黑。她感到奇怪，因为她离开时留了一盏灯，起居室窗户面向中央的院子，窗帘后面亮着灯，以表明家里有人。她认为肯定是灯泡坏了。
她走到起居室门口时，两个身影突然从黑暗中蹿出向她扑来。其中一人举起什么东西，砸在了她的脑袋侧面。她倒在地上，但依稀能听到或感觉到有两个人从她身上跨过去，奔向公寓房门。她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醒过来，立即爬向电话机，给邻居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她又失去了知觉，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她记得的只有这些。
麦克唐纳去了公寓。英国大使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很恼火，转而向内务部抱怨。内务部责成莫斯科民警局派出最优秀的刑警去调查此事，详细的调查报告很快就会出来——在莫斯科，这意味着：别抱太大期望。
发往伦敦的信息中有一个地方搞错了，击中西莉亚·斯通的，不是椅子腿，而是一个小瓷像。瓷器已经碎了，假如击中她的是金属，那她很可能就死了。
公寓里有几个俄罗斯刑警在忙碌，他们愉快地回答了英国外交官的提问。院子门口的两名民警当时没有放俄罗斯的汽车进来过，因此盗贼肯定是步行过来的。民警没看到有人进来。他们肯定会这样说的，麦克唐纳心里想。
公寓门没有被蛮力砸开，因此肯定是被撬开的，要不然就是盗贼有房门钥匙，这当然不太可能。当今时日艰难，也许他们是来偷取外币的。那就太遗憾了。麦克唐纳点点头。
他暗地里认为，窃贼肯定是黑色卫队的，不过，也有可能是当地黑社会代为操办的，或者是为前克格勃跑腿的——这样的人到处都有。莫斯科的盗贼很少光顾外交公寓，那样的后果会很严重。马路上停着的汽车倒是可以攻击的目标，但不会是民警站岗的公寓楼。民警对公寓的搜查很彻底、很专业，但没发现丢失什么东西，甚至连卧室里的珠宝都没动过。窃贼显然具有针对性，是专门冲着某样东西来的，但没能找到。这是麦克唐纳最担心的地方。
回到使馆后，他有了个主意。他给民警局打电话，询问能否让负责此案的刑警到他这里来一下。下午三点钟，契尔诺夫警官来了。
“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们。”麦克唐纳说。
刑警扬起了眉毛。
“那真是太感谢了。”他说。
“年轻的斯通小姐今天上午感觉好一点了。好很多了。”
“谢天谢地。”警官说。
“她描述了其中一个袭击者。在被袭击之前，她借着门厅的灯光看见了那个人的脸。”
“她在第一次陈述时说，两个人都没看清楚。”契尔诺夫说。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力是可以恢复的。你昨天下午见到她了吗，刑警？”
“是的，昨天下午四点钟。她醒着。”
“可我认为，她那时候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今天上午，她清醒多了。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位家属是搞美术的，她在斯通小姐的帮助下画了一张人物肖像。”
他把一幅用炭画笔和蜡笔画成的图画递到了书桌对面，刑警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非常有用，”他说，“我这就把它拿到刑侦队去传阅。这种年龄的人，应该是有记录的。”他起身准备离开，麦克唐纳也站了起来。
“很高兴能帮上忙。”他说。他们握了手，刑警离开了。
午饭时分，西莉亚·斯通和肖像画家都被告知了这个新编的故事。她们都不理解其中的原因，但都同意在契尔诺夫警官来询问时统一口径，不过后来刑警再也没来问过她们。
莫斯科各地的刑侦队都没能认出那张面孔，但他们都把图画贴到了办公室的墙上。
苏联，莫斯科
一九八五年七月
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那里发了笔横财后，克格勃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动。
在这个“大博弈”中有一条牢不可破的规矩：如果一个情报机关突然从敌人的核心人员那儿获得了一位宝贵的线人，那就必须对该人实施保护。因此，当这个人透露了一批叛徒时，其兴高采烈的新主子会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处置这些叛徒，每处置一个，都要编造一个不同的理由。
只有当他们的线人远离危险，安全地到了后方以后，才可以把被他出卖的叛徒一网打尽。不然的话，则无异于是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宣称：“我们从你们机构内部里发展了一个大卧底，看看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
由于埃姆斯依然处于中情局的核心职位上，而且很有前途，克格勃第一总局本打算按规矩把他透露的十四个叛徒慢慢地仔细剔除。不过，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无视他们声泪俱下的抗议，将这个做法彻底否决了。
“铃铛小组”对来自华盛顿的丰沛收获进行分类整理，发现其中有一些描述可立即辨认，另一些则需要仔细检验和追查。那些已被“立即辨认”出来的叛徒当中，有的仍在国外任职，必须巧妙地把他们诱骗回来，不能让他们闻到腥味。这可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十四人当中，其实有一个长期为英国效劳的间谍。美国人从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由于伦敦曾把他的成果与兰利分享过，中情局知道了一点有关他的事情，由此可推断出更多情况。他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一名上校，七十年代早期在丹麦被招募，为英国人工作了十二年。他已经受到了怀疑，但他还是作为苏联驻伦敦使馆住勤情报官，最后一次返回了莫斯科。埃姆斯的叛变，直接证实了这个苏联人的疑虑。
不过，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上校很幸运。七月份时，他觉察到自己受到全面监视，网在收紧，很快就要实施逮捕了，于是他发出了一个事先约定好的紧急信号。英国秘情局搞了一个快速的撤出行动，当这位身材精瘦的上校在莫斯科街上慢跑时，把他救出来，偷运到芬兰去了。他幸存了下来，后来在中情局的一座安全屋里，由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听取了他的汇报。
杰弗里·马奇班克斯认为，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在莫斯科的同事搞清楚《黑色宣言》是真是假。
麦克唐纳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合适的途径去接触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马奇班克斯考虑过，如果与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领袖见面，并进行一次深入的谈话，或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线索，确定这位自认为是右翼保守爱国主义者的外表之下，是否隐藏着疯狂的纳粹野心。
他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安排这种会面。去年冬天，他参加过一次野鸡射击活动，客人中有一位新近被任命的、英国执政党保守党旗下的日报编辑。七月二十一日，马奇班克斯给那位编辑打了一个电话，向他提起了上次射猎野鸡的活动，与他约定次日在圣詹姆士俱乐部共进午餐。
苏联，莫斯科
一九八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