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往旁边看过去。那人比他的个头高，身材苗条，穿了一件深色的冬大衣。那个人转过身来，俯视着马克西姆神父。与他眼神相碰，神父害怕了。他希望自己没做错事，将来不会后悔。他点点头，咽了一下口水。
“先告诉我为什么，神父。为什么要打电话？”
“你肯定理解，上校，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地崇拜科马罗夫先生。他的政策、他为俄罗斯制订的计划——全都是令人赞赏的。”
“谢谢。那么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个人来见大主教。我是大主教的男仆和管家。那人打扮得像教会的教士，但他金发碧眼，而且没留胡子。他的俄语很完美，但他有可能是外国人。”
“他有预约吗，这个外国人？”
“没有。所以很奇怪。他是不速之客，半夜里来的。我已经上床了。我被叫起来去准备咖啡。”
“那么说，陌生人最后还是受到接见了？”
“是的，这也很奇特。他一副西方人的样子，他到来的时间……秘书本应该告诉他正式预约一个时间。没人会在半夜三更贸然来见大主教。但他好像有介绍信。”
“所以你给他们送去了咖啡。”
“是的，离开的时候，我听见圣座问：‘科马罗夫的宣言都说了些什么？’”
“所以你就来了兴趣？”
“是啊。于是关上门后，我就从钥匙孔倾听。”
“很聪明。他们说了些什么？”
“没说多少。很长时间没有声音。我从钥匙孔往里看，看到圣座正在翻阅什么东西。他看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然后呢？”
“大主教似乎非常不安，我听到他说了些什么，还使用了‘邪恶’这个词语。接着他说：‘我们不会有这种事情。’陌生人在低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但我听到了‘黑色宣言’这个短语。是陌生人说的。就在圣座花一个小时阅读之前……”
“还有其他情况吗？”
这个人，格里辛心里想，说话傻乎乎的，而且神经紧张、满头大汗，不是因为教堂里太暖和。但他报告的事情则是切切实实可信的，即使神父本人并不知道这事的意义。
“还有个情况。我听到了‘伪造’这个词语，然后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陌生人说了些关于你的反应太快了这样的话。然后他们说到了一个老头，大主教说要为他祈祷。他们几次提到‘邪恶’这个词语。后来陌生人起身准备离去。我只得赶紧离开走廊，所以我没有看到他离去。我听到街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就这些。”
“你没看到汽车？”
“没有。我从楼上的窗户去窥视，但他是步行离开的。第二天，我看到圣座从来没有那么心烦意乱。他脸色苍白，在小教堂里面待了几个小时。所以我就溜出来打电话给你。我希望没做错事情。”
“朋友，你做得完全正确。现在，有反对爱国的势力在活动，到处散布谣言，恶意中伤一位即将成为俄罗斯总统的伟大的政治家。你是爱国的俄罗斯人吧，克利莫夫斯基神父？”
“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净化科马罗夫先生所谴责的糟粕。那些外来的糟粕。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科马罗夫先生。”
“好极了，神父。相信我，你就是俄罗斯母亲盼望的人。我认为你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一件事，这个陌生人……你是不是知道他从哪里来？”
蜡烛快烧完了。另两个做礼拜的人现在站在了距离他们左边几码远的地方，凝视着圣像在祈祷。
“不知道。他是步行离开的，但哥萨克卫兵后来告诉我，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是城市中心的出租车，那种灰色的。”
一个神父半夜三更去清洁巷。应该是有记录的。还有上车的地点。格里辛上校一把抓住身边这个穿教袍神父的上臂，感觉到指甲陷进了松软的皮肉里，感觉到对方吃了一惊。他把克利莫夫斯基神父转过来，面对着他。
“听着，神父。你干得很好，很快就会得到奖励的。但还有事情要做，你明白吗？”
克利莫夫斯基神父点点头。
“我要你把房子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记录下来。谁来了、谁走了。特别是高级的主教或陌生人。发现情况后，就打电话给我。只说是‘马克西姆来电话’就行了，然后定一个时间。就这样。会面的地点就在这里，按照定下的时间。如果我需要你，我会让人送一封信过来。只是一张写着时间的卡片。要是你在那个时间抽不出身，会引起怀疑，就打电话另定时间。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上校。我会尽力为你去做的。”
“你当然会的。我可以肯定将来某一天，这片土地上我们会有一位新的主教。你最好现在走吧。我再晚一步走。”
格里辛上校继续盯着他所蔑视的神像，回味着他获知的事情。《黑色宣言》已经返回俄罗斯了，这个他是没有疑问的。穿教袍的傻瓜是不会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但他的用词太准确了。
那么，在经过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有人回来了，在悄悄地四处展示那份文件，但没有留下复印件。当然，是为了树敌，是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
不管是什么人，他都错误地估计了大主教。教会是没有权力的。格里辛得意地想起了斯大林的嘲笑：“教皇有几个师的兵力？”但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有可能造成麻烦。
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人保留了他自己的宣言文本。这表明，他手头也许只有一两份文本。显然，现在的问题是去找到他并消灭他，不让这个陌生人和他的文件留下一片碎屑。
结果，这问题要比格里辛想象的容易得多。
至于这个新的告密者，他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多年来的反间谍工作实践已经让他学会了如何去衡量和评估通风报信的人。他知道这个教士是个懦夫，为了升官发财可以出卖自己的祖母。格里辛已经注意到当他提及要成为主教时，那人突然表现出来的渴望神色。
还有其他事情。他一边沉思着，一边离开神像，从他布置在门内的那两个人中间穿行出去。他真的需要从青年战斗队里挑一个有魅力的人，去替代叛徒教士。
由四个戴黑色面罩的人发起的一场袭击行动，是快速高效的。袭击结束后，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经理认为不值得向民警报告。在莫斯科普遍的无法无天状态下，即使最优秀的刑警也无法找到袭击者，而且他们也不会去认真调查。如果去报告，那么虽然东西没被偷走，人也没受到伤害，但还是要填写一大堆表格，并浪费几天的时间去陈述事情的经过，然后这案卷就被扔在办公室里任凭灰尘堆积。
蒙面歹徒闯进一楼调度室，关上门，拉下百叶窗，要求见经理。由于他们都带着手枪，员工不敢反抗，还以为是来要钱的。其实不然。当他们拿手枪对准经理的脑袋时，想要的只是三天前的夜班工作单。
领头的家伙审视着一大叠工作单，找到了一条他感兴趣的记录。虽然经理看不见那些表格单子，因为他面朝墙角跪在地上，但那是关于一次半夜里出车的记录。
“五十二号司机是什么人？”头目厉声问道。
“我不知道。”经理尖叫。他的脑袋被枪管敲了一下。“在员工档案里。”他尖叫着说。
歹徒让他取出员工花名册。五十二号司机是瓦西里，还有他在郊区的一个地址。
领头的警告他，如果他脑子闪过一丝要给瓦西里通风报信的念头，那么他很快就会从现在的居住地转移到棺材里面去，接着他把那张花名册撕下一大片，带上后离去了。
经理揉着脑袋，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想到了瓦西里。如果那傻瓜愚蠢到去欺骗这些人，那真是活该。显然，司机肯定是少找了某个顾客的钱，而且态度还很差，或者是非礼了他的女朋友。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莫斯科，他想，你要么没事，要么去招惹带枪的人。经理不想没事找事，他重新打开办公室的门窗，回去工作了。
门铃按响时，瓦西里正在吃一顿迟来的午饭，饭菜有香肠和黑面包。过了一会儿，他老婆面色苍白地回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人。那两人都戴着黑色的滑雪面罩，拿着枪。瓦西里张开嘴，一片香肠从嘴里掉了出来。
“我是穷人，我没有……”他开始说。
“住嘴。”其中一人说，另一人把浑身颤抖的女人推进了椅子里。瓦西里发现一张破纸片出现在他的鼻子底下。
“你是五十二号司机，城市中心出租汽车公司的？”那人问道。
“是的，但坦率地说，朋友……”
一只戴黑手套的手指，指向了工作单上的一行字。
“两天前，出车去了一趟清洁巷。就在午夜前，顾客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
“别耍小聪明，朋友，不然我轰掉你的蛋蛋。想一想。”
瓦西里想了想，但没想起什么。
“一个教士。”那人提示说。
是的，有印象了。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清洁巷，一条小街。我还查了地图呢。在那里等了十分钟，然后他得到允许可以进去了。接着他付了车费，我就离开了。”
“描述一下。”
“中等身高，中等身材，快五十岁了。一个教士，哦，他们看上去都是差不多的。不，等等，他没留胡子。”
“是外国人吗？”
“应该不是。他的俄语说得很完美。”
“以前见过他吗？”
“从来没有。”
“此后呢？”
“也没有。我提出来要接他回去，但他说他不知道要待多久。听着，如果他出了什么事，那可是与我无关的。我只不过为他开了十分钟的车……”
“最后一件事情，他在哪里上的车？”
“当然是都市大酒店。我就是在那里载上他的。当时我上夜班，排队等候在都市大酒店外面。”
“他是从人行道上走过来的，还是从酒店的大门出来的？”
“从大门出来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车排在最前面，我站在车边。必须非常小心，不然的话，等了一个小时，哪个卑鄙的家伙会从后面插上来抢我生意。所以我一直注视着酒店的大门，等待着下一个客人。然后，他就出来了。黑色教袍，高筒帽子。记得当时我还纳闷：教士在这种地方干什么呢？他前后看了看等候在门口的一排出租车，然后直接朝我走过来了。”
“一个人吗？有没有陪同的？”
“没有。孤身一人。”
“他说了名字吗？”
“没有，只是他要去的地址。用卢布现金付的车钱。”
“聊天了吗？”
“一个字都没有。只说了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就沉默了。到了那里后，他说：‘等着。’从门边回来后，他问：‘多少钱？’就这么个情况。听着，朋友们，我发誓我根本没碰他一根毫毛……”
“享受你的午饭吧。”盘问者说着朝那盆香肠点了点头。然后他们离开了。
格里辛不动声色地听取了汇报。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那人是十一点半从都市大酒店的门里出来的。他有可能就住在那里；有可能是去那里访客的；也可能是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到大堂后再出来的。但值得去核查一下。
格里辛在莫斯科民警总局大楼里有许多通风报信的线人。级别较高的有一位少将，是局领导。经常打交道的是档案处的一名高级警官。对于这项工作，前者级别太高，后者则局限于资料保管。第三个是刑侦处的德米特里·博罗金警官。
太阳快下山时，博罗金刑警来到了都市大酒店，要求见前台经理，他是一位奥地利人，已经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博罗金晃了晃警官证。
“刑侦处？”前台经理关切地问道，“我们的客人没出什么事情吧？”
“据我所知是没有。只是例行公事，”博罗金说，“我要看看三天来的全部住宿客人名单。”
经理坐到办公室里，把信息输入了电脑。
“你要打印出来？”他问道。
“是的，我要纸面的名单。”
博罗金开始从头审核名单。按姓名来判断，六百个客人中只有十二个俄罗斯人。其他的人来自西欧的国家，还有美国和加拿大的。都市大酒店价格昂贵，接待对象主要是游客和商务人员。博罗金已接到过指令，要查找有“神父”头衔的客人。他没有找到。
“你们这里住有东正教教士吗？”他问道。经理吃了一惊。
“没有，据我所知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以这样的身份来登记入住。”
博罗金浏览了所有的名字，但一无所获。
“我要把这份名单带走。”他最后说。经理高兴地看着他离去了。
格里辛直到第二天上午才有时间亲自研究这份名单。刚过十点钟，别墅里的一名服务员把咖啡送进他的办公室，发现这位爱国力量联盟的安全部长脸色苍白、颤抖不已。
他胆怯地询问上校，是否有什么不舒服，但被恼怒地挥手赶走了。服务员走了之后，格里辛看着自己放在写字板上的双手，努力止住颤抖。他发怒是常有的事，现在看到这个情况，他差一点失去了控制。
美国学者菲利普·彼得斯博士的名字，出现在打印纸第三页的下半部分。
他知道这个名字，十年来他一直在提防着这个名字。十年前，他曾两次到以前的第二总局移民局查阅资料，因为每一个访问苏联的签证申请人，都由外交部把他们的表格复印件转给了移民局。他两次都发现了那个名字，都看到了签证申请表上的那张照片：茂密的灰色卷发，烟色玻璃的镜片后面隐藏着一双看似虚弱其实一点也不虚弱的眼睛。
在勒福托沃监狱的地牢里，他曾把那些照片扔到克鲁格洛夫和布利诺夫教授的鼻子底下，他们都确认，那就是与他们秘密会面的人，分别在东方艺术博物馆的洗手间和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大教堂的地下室里。
他不止两次发誓，如果长着那张面孔、使用那个假名的人胆敢再次踏上俄罗斯的领土，他将找他算账。
现在他回来了。十年过去了，他肯定以为他可以随便逃过惩罚，趾高气扬地回到阿纳托利·格里辛统治的地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