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古代当铺确实存在着盘剥穷苦大众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古老的融资行业，当铺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消极作用。
从小的方面来说，当铺解决了很多人短暂的经济拮据问题，缓解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危机。同时，那些的贵族、士绅也通过当铺，缓解了对资金的临时短缺情况。
从大的方面来说，当铺一方面通过缓解人们群众的生活危机，从而可以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当铺还起到促进货币流通、促进工农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等目的。
（一）稳定民众生活
当铺的出现，缓解了我国封建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危机，因此当铺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民、手工业者等这些生活在社会下层阶级的人们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每年在青黄不接的季节，或者是出现自然灾害的时期，这些百姓的消费及纳赋税等就经常要依赖典当。这样，甚至导致了在荒灾之年，当铺行业反而繁荣起来的畸形现象。
在后世的有典记载中，乾隆四十八年，福建福州府闽县“各当遇有荒歉、青黄不接之时，民间多当，不能限制，未免借贷凑本接济，大当直增万余，并所不禁；小典亦积数千或至万余。”这段话反映了荒灾之年，当铺反而大大获利的情形。
不仅贫困人民，那些士兵、贫寒官僚、破落贵族、中下层知识分子等，也常常因为生活所迫而出入当铺。后世北京有竹枝词写道：“世家强半久虚空，借贷无门到处同。小押钱来方来米，早餐饿到夕阳红。”
还有人无奈地感叹道：“十月初冬天气寒，皮裘典尽客衣单。报供几载无消息，魂梦时惊到了班。”
从这些文学作品中可以推断，当铺经营活动的开展能缓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危机，从而将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缓和化，达到安抚民生、稳定社会的作用，这能够在明清的典籍中得到印证。
（二）促进货币的流通
当铺出现以后，在原有的货币流通渠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货币流通渠道。通过当铺经营运作的整个周期，实现货币流入社会和回笼的全过程。这是因为，东汉初期，佛教传入我国，至三国西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全国上下都笃信佛教，对寺院施舍大量钱财，这就是一个货币集中的过程。
寺院将这些吃穿不尽的巨额财富用于开办当铺，把货币借给社会不同类型的当户，对于寺院来说，一方面可以起到宣传其慈善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取高额的利息。对于社会上的各阶级阶层来说，一方面满足了上层统治阶级税收以及安抚人心、稳定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帮助了城乡下层人民和小工商业者解决生活困难和融通资金，这就是一个货币流向社会的过程。
此后，等到回赎期临近，当户又以回赎的方式将货币返还给质库，这一过程又实现了货币的回笼。在没有今天的银行机构实现货币流通的封建社会，正是当铺的经营、运作这样两个过程，代替银行机构的职能形成货币流通渠道。
（三）促进农工商业发展
当铺本身就是具有商业性的金融组织，在其典当业务的开展中也参与了商品交换，所以当铺行业的兴旺发达本身就是商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从当铺的功能来讲，它又起到了融通资金，促进农业、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大部分人口从事的是农业活动，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来自农业。
在宋代，虽然商品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也没有改变以农业为主的状况。农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般都比较贫苦，在农耕季节，为购置耕牛、种子、农具，雇请人力进行再生产时，许多农民就要依赖典当来取得投资费用。
所以，明代熊人霖曾经写道：“更喜天稍暄，絮衣更可质。一以修末招，一以偿佣直。”在清代，学者王有光更全面地总结说：“夫佃农岂有两口两腹两肠胃有称饱乎？自春至秋，买牛购种，日借日赊日质当，每食不下咽也，何能饱乎。”
在收获的环节上，当铺典当活动的开展对农业的支撑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起源于宋朝的谷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粮食获得丰收的季节，由于需求有限，粮食的市价也会一降再降，变得十分低廉，这些粮食又不易长期保存，农民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有限，粮食商人也不能收购更多的粮食，因此粮食商业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谷典的出现，解决了双方的难题，粮食商人可以将手中收购来的粮食抵押给当铺，从而取得资金再去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这样，农民的粮食卖出去了，粮食商人也获得了利润。同时，当铺既可以在粮食商人回赎粮食时赚取利息，又可以在粮食商人逾期不回赎或典卖粮食之后再转手将粮食卖出，从而赚取中间的差价，这样，就是一举三得。
除了农业，在宋代兴起的工商业与当铺也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一些工商行业需要依赖借贷来比较稳定地开始或继续他们的经营，这样，商业资本的流动周期就缩短了，可以给商人带来更多的利润，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再投资，以此循环，商业机构和组织也就越来越多，从而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典当行的商业性首先表现为，它在产生初期主要担负着筹措资金的任务。自南北朝以来出现的质库，虽然是人类最早的信用中介，但颇受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实际上还是尚未独立的完全依附于寺院的一个经济部门，或者说，是寺院经济多种经营方式中的一种。
当时，佛教与商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上层僧侣坐食空谈，奢侈腐化，过着“不拼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生活，平均每人一年的衣食费用“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而要满足僧尼如此庞大的开支，寺院除了勾结统治阶级、欺骗善男信女获取布施外，必须自筹资金，充盈尽藏。
出于这种目的，寺院的三大经济部门地产、商业和高利贷便各显神通。然而，广占良田，带来的只是实物地租，这使经营商业成为寺院积累货币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初具规模的质库作为高利贷的一个分支，则起着为商业募资的作用。
早期的寺院庙宇，常常座落在市场附近或城乡商业最繁华的街道上，因而大大便利了寺院经营的商铺、质库开展的经营活动。
质库为南来北往的客商人等提供服务，通过放款收息，增加寺院的总体财富，从而为寺院经济更重要的部门，即商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这也是后世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开端。
典当行的商业性还表现为，它在一定条件下直接从事市场活动。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典当行的财力日趋加强。特别是在其成为独立的金融机构之后，典当行便开始兼营商业或其它副业，从而于借贷生息之外，另开辟一条增值其自身资本的新途径。
（四）增加财政收入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加之各种战争比较频繁，致使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搜刮，或通过加重赋税来支撑局面。
当时封建朝廷搜刮的对象遍及各行各业，当铺这个获利颇为丰厚的机构，自然也成为统治阶级搜刮钱财、补充财政的对象。
自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后，朝廷政局不稳，兵祸连年不断。建中三年四月，唐德宗就考虑到河南、河北“用兵月费度支钱100余万”，而府库“不支数月”的情况，下诏“大索京装默商”，并美其名曰为“借”。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还把目标指向当铺。于是，京兆少尹韦祯强行勒索质库等当铺，抢走了大量的钱财。虽然钱是被抢走的，但其钱财之多是令人惊叹的，在暴力剥夺之下，大量的钱财成为当时朝廷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宋元时期，朝廷增加财政收入采用的方式显得更为文明一些，那就是开办官办当铺。在北宋时，官府特别设立了一项费用，叫作“公使钱”，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来开设当铺的。
崇宁二年，皇帝还沼令各府界诸县在交通枢纽和商贩聚集的地方置当铺，于是官办当铺遍布各地城乡集镇。
与宋代同时期的金朝也有类似的做法：据《金史·百官志》记载，金朝政府在中都南京、东平、真定等处设置典库。以流泉为名，各设“使副”一员，又在京府节度州添设“流泉务”28所。
在元代，据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年曾以钞5000锭为资本设立公典，称“广惠库”，放贷收息。这说明在元代官办当铺也十分发达，政府还是在继续支持官办当铺的发展。
这些都说明，宋、元时期的朝廷，都看到了这个行业中获利增值的经济利益，纷纷打着“救世济民”的慈善旗号，参加到对民众的盘剥中来分到一杯羹。
宋元以后，当铺也还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途径则是征收税赋。封建朝廷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又十分严酷，对当铺的税收自然也不例外。
明代天启年间，朝廷曾计划按照当铺资本数额的10%征收赋税，这样全国每年就可以征收20万两，但是由于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清朝入关执政后，朝廷迅即开征当铺税，获得了一笔固定的财政收入。康熙三年提出标准，当铺每年纳银五两，这样，每年就能征到11万两有余。
雍正六年，朝廷又规定，民间开设当铺，均要办理营业执照，并缴纳“帖捐”，相当于后来印花税，同时照例按年缴纳当税。乾隆十八年，全国当铺多达18000多家，每年的财政税收更是可想而知。
以上事例和数据表明，在封建社会，各朝各代通过采取不同的手段，在当铺这个“金融机构”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有力地补充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五）调节宏观经济
如同后来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样，古代的当铺也具有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因此，常受到统治阶级的倚重，有时还把它作为推行某种经济政策的的工具加以利用。唐、宋时期，货币的供求关系十分紧张。
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日益发展，需要用到货币的领域越来越多，货币流通量急待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金、银、铜等铸造钱币的贵重金属数量有限，民间又流行藏钱和将钱改制成其它器物的风气。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数额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唐建中初年，一斗粟米的价格是100钱，而至元和五年，因为货币的不断短缺，已经降价到20钱了。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当铺便能作出巨大的贡献。因为在政府的要求下，当铺就会在借贷中使用小额货币，当小额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到社会之中后，货币匾乏的现象就能得到缓解了。
乾隆九年后，基于钱币缺乏的局面，朝廷就曾拨出一批银两，给当时北京城内外的六七百家大小当铺充作资金，从而吸收民间手持铜钱。这样，通过利用当铺所具有的对钱币的操纵能力就能稳定因货币不足而造成的各种不稳定因素。
但是，当铺的这种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作用，也被封建统治者用在有损国计民生的途径上。
民间私自铸造货币，是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的问题，因为伪造者不用足量的或者是好的贵金属材料，导致货币减重、变质。这些假币流入社会后，往往被商贾发现，于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抬高物价，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
因此，在富庶、和平时期，统治阶级都会大力打击私铸货币的行为。但是到了战乱、天灾等非常时期，他们却会反行其道，提高货币面值、减少贵金属含量，从而谋私利。这种行为自然会受到商贾、百姓的抵制，于是，在朝廷的强迫下，当铺在进行借贷时就变成了朝廷发行不受欢迎的“不值钱的钱”的工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铺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既有有益的一面又有损害国计民生的一面，但是，这种发行货币的职能是不会变的，变的是统治者的仁善或者残暴的统治意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