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档案：
赵恒（968年—1022年），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997年继位，1022年驾崩，享年55岁，在位25年。赵恒死后谥号章圣元孝帝，庙号真宗，葬于永定陵（今河南省巩义市东南蔡家庄）。是著名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作者。
宋真宗赵恒乃宋太宗的第三子，因不是太宗长子，母亲也不是皇后，所以原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他先后受封为韩王、襄王、寿王。当大哥赵元佐发疯、二哥赵元僖暴死之后，这才轮到他。据说，太宗晚年迷信相术，曾召一僧人入宫给子侄诸王看相。僧人看了几个子侄，只有赵恒还在睡觉，没有出来。僧人却奏告说：“我遍观诸王，命都不及寿王。”太宗说：“你还未曾见过他，怎么知道他的命最好？”僧人说：“我刚才见站在寿王门前的3个仆人，他们都具有日后成为将相的气度。仆人尚且如此，他们的主人自然更高贵了。”于是，太宗就立赵恒为太子。太宗于公元997年3月病死，赵恒于同月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咸平”。
宋真宗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人为宰相，能注重节俭，蠲免了五代以来的欠税。他分全国为十五路，各路转运使轮流进京述职，政治较为安定。但是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坚持太宗晚年推崇的黄老无为思想、继续守成是最好的选择。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反而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帝与萧太后率大军南下攻宋。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勉强御驾亲征，但却在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以每年输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屈辱条件，在澶渊同辽签订了和约，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从此怏怏不乐。
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之人。他在处理国家大事上没什么能耐，但在计谋上却是胜人一筹。他“性倾巧，敢为矫诞”，就是说这个人善于投机取巧，敢于弄虚作假。他看出宋真宗其人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于是他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宋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宋真宗说：“河北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里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他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宋真宗听到王钦若的话，觉得颇有道理，王钦若接着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有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古代传说的‘河出《图》、洛出《书》’，难道真有这么回事吗？那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宋真宗听了，自然心领神会，但又很忧心：“王旦也许不会同意这么做吧？”王旦是当朝的宰相，因前宰相寇准已被排挤出朝，所以宋真宗首先要考虑王旦是否肯附从。王钦若说：“我去向他暗示，说这是出于圣意，估计他不会不同意。”果然，经过王钦若说项，王旦同意了。但宋真宗心里还是不踏实，就把王旦召来宴饮，正当喝得高兴的当儿，宋真宗命人取出一樽酒来赐与王旦说：“带回去同妻子孩子一起享用吧！”王旦谢恩后回到家中，他打开酒樽一看，这哪里是什么美酒，里面盛的全是精美的珠宝！从此，王旦便坚定地支持宋真宗泰山封禅。
已经说服了王旦，想要人为地制造符瑞看来是不成问题。宋真宗又同王钦若暗地布置了一番，便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即宋真宗景德四年春节，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那天是正月初三，京城里不时地传来爆竹声，读书人开始挨家去拜年，并留下“刺”（就是拜帖），一片喜洋洋的气氛。宋真宗把文武大臣们都召集到了崇政殿，他煞有介事地说：“去年冬十一月庚寅月，将近半夜时分，我刚灭烛就寝，忽然室中亮堂起来，屋子正中出现明亮彩光，彩光中有位头戴星冠身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来月（即下个月）初三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个，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说完就不见了。”文武大臣中，除王钦若和王旦等几个知道底细的人，其余的人都被宋真宗编的这番话给说得云里雾中，听到这里，有人急着追问：“陛下，难道真的是天书降临了吗？”宋真宗见自己的这番话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又带着一丝得意继续说道：“神人嘱咐我勿要轻易泄露天机，因此未和大家商议这件事。从十二月初一起我即斋戒于朝元殿，并建道场以伫候神赐。适才城隍司来奏称在左承天门南面的屋角鸱吻上发现有帛布悬于屋脊上，即遣中使去察看，回报说那是一条两丈多长的黄帛，裹着一个青丝绳缠绕的好像书卷的东西，隐隐约约的还有字迹显露出来，帛布包的大概是类似天书的东西。结合之前我做的那个梦，我想这正是神人说的天书啊！”崇政殿里，大臣们一个个目瞪口呆，被宋真宗说的这个消息给震慑住了。殿内一片宁静，宰相王旦看到这个情形，脸上堆起惊喜的笑容，进前一步施礼祝贺道：“这是陛下诚敬天地，孝奉祖宗，仁厚勤政，和睦邻国……才感动上天，降下了‘天书’。”此时众大臣们也终于反应过来，都跪拜在地，山呼万岁。
为了表示庄严敬重，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让两个太监上房取下黄帛，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由王旦下跪拜接，宋真宗也屈膝下拜接过，当众由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打开缄封，只见展开的黄帛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冲。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是说宋真宗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三篇“天书”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褒奖了宋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业，勉励他此后治国要越加勤俭，这样大宋的国运才能够长治久安昌盛万年。其在遣词造句上是模仿古书《尚书·洪范》和《道德经》的语气，对宋真宗大肆歌功颂德，与宋真宗之前所讲的教化世人的“天书”相去甚远。
黄帛上的内容由陈尧叟宣读后，黄帛被包起，郑重地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宋真宗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见到自己制造的“天书”在大臣们面前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宋真宗大为高兴，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又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等。又授意一班吹鼓手，如陈尧叟、丁谓等对“天书”以经义加以附和。一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
三月间，由王旦牵头，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兖州父老吕良等等24300余人，连续五次联名上表请求宋真宗封禅，宋真宗却假意说：“这是大事，要郑重对待。”虽说没有答应，可是已经留下了余地。到了四月，“天书”又降临到了皇宫里的功德阁。“天书”屡降，虽然明明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宋真宗还是感到十分高兴，为了显示对“天书”的虔诚，他下令建造玉清昭应宫来供奉“天书”。这座玉清昭应宫，堪称是个耗费财力民力的无底洞。它规模宏大，“凡东西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总二千六百一十区”。为了能够保质保量地建成这座雄伟的宫殿，宋真宗委任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由此开始得到宋真宗的充分信任。这么大的修建工程，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建造周期不可避免地会相当地漫长，掌管修建的官员和具体负责宫殿内部建筑的人估计需要十五年时间，但丁谓为了表现自己的办事能力，下令昼夜不停地施工，结果工期自大中祥符二年四月起，到了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结束，提早了一半还多。
丁谓使用的办法是征集大量的奴隶和劳工，每天在殿前劳作的人有三四万之多。除了大殿上直接建筑的人员，供应建筑原材料的人就更多了，陕西、山西、湖南、湖北、浙江、广西等地供应木材，河南、山东、湖南、山西、浙江等地供应石料，广西、河南、湖南、江西、陕西、山东等地供应颜料，山东、湖北、安徽等地还得供应墨、漆等其他物资，史称“役遍天下”。各地官吏趁机作威作福，欺压百姓，在南方砍伐木材时，由于丁谓定下的期限紧急，服役的民工被迫日夜赶工，有的甚至劳累而死，就这样官吏还指责他们拖延误工或者说他们要逃亡，将他们的老婆孩子收押入狱。
花费了如此之多人力物力建成的玉清昭应宫一派金碧辉煌，连绘画都大量使用黄金，还将四方古名画置于壁龛庑下，成为建筑史上的奇观。可惜的是，这座凝聚了无数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宏大建筑，建成仅仅十多年后便毁于大火。
上有所好，下必兴焉，任何事物的传播都是迅速的，人们的兴趣都转到祥瑞上，举国上下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祥瑞也是越发现越多。
宋真宗觉得此时时机已成熟，就想最后确定去封禅。几日后，经过几番慎重的思量，宋真宗先把三司使丁谓找来，询问封禅所需花费方面会不会有问题，丁谓极力迎合怂恿，回复说银两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于是，宋真宗正式下诏，宣布将在十九日到泰山去封禅。命翰林及太常详拟封禅仪注，又任命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封禅度经制置使，丁谓负责计度财用。六月初，派王钦若为先行官，赴泰山筹办具体封禅仪式过程。
此时的宋真宗似乎对“天书”降临的把戏越玩越上瘾，他在大殿上对众人宣布：就在五月十七日的夜晚，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告诉他下个月会有“天书”降临泰山。宋真宗说得煞有介事，群臣没有人敢表示疑义。宋真宗马上密令王钦若前去安排。果然在六月初六，王钦若从乾封县（今山东泰安）报告，有个不识字的木匠在泰山的树林里发现了一条有字的黄帛，木匠就向皇城使王居正报告，王居正又将此事上报给了王钦若。为了显示这道“天书”的真实性，宋真宗命王钦若前去查探。王钦若一到乾封即上言：“泰山醴泉出，锡山苍龙现。”不久，又遣人将自己伪造的“天书”驰送京都。宋真宗再次召集朝臣宣布：“五月丙子夜，我又梦见上次的神人对我说：‘来月上旬，将赐天书泰山’，即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瑞立即上报，现在果然应验了……”王旦等人便拜叩称贺。于是，宋真宗将泰山来的“天书”奉迎至含芳园正殿，仍由陈尧叟启封宣读，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万福。锡汝嘉瑞，黎庶成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意思是说，宋真宗善解天意，应当去泰山封禅，这样国家就会兴盛不衰了。
事情进行到这一步，已经不能不用“荒唐”来形容，宋真宗居然神魂颠倒，时常发癔症，认为他所造假的“天书”都是真的。九月二十八日，宋真宗亲自在崇德殿演习封禅仪式。一切准备就绪后，宋真宗即于十月初正式东行封禅。在启程前，他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官员沿路体察民情。
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一般文武百官扈从；还有一大批随行伺候的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路上，王钦若找来一名大食人李麻勿献上一个一尺多长的玉圭，李麻勿还言之凿凿地说这是自己前五代祖先得到的，祖先还留下嘱咐：“此等宝物，要等到闻听中国出现圣明的皇帝，去泰山举行封禅大礼的时候，快马加鞭赶去奉上。”
走了17天，大队人马终于来到了泰山脚下。经过3天斋戒，宋真宗和群臣清早起来，开始向泰山峰顶进发。山路上戒备森严，侍卫随从每人只相隔两步，从山下一直排列到峰顶。宋真宗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步辇前行。第二天在山顶举行了祭天仪式，场面十分壮观庄严，山上山下万岁声惊天动地。随后宋真宗又到泰山脚下的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圆满完成了封禅大典。
为纪念这次封禅，宋真宗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将泰山脚下的乾封县改为奉符县，并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下诏命王旦撰写《封祀坛颂》，王钦若撰写《社首坛颂》，陈尧叟撰写《朝觐坛颂》，铭石立碑于泰山（今只有王旦的“封祀坛颂碑”留存）。最后，照例是宋真宗接受群臣朝贺、下令大赦天下和全国百姓大宴三天。这次“泰山封禅”，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后花了47天时间。十一月二十日，完成了“大功业”的宋真宗回到京城汴梁。十二月初五，宋真宗在朝元殿接受尊号，至此封禅大典才算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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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圣宗亲自率领20万大军南下，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威胁宋的都城。警报一夜五次传到东京（今开封），宋真宗问计于群臣。副宰相王钦若、陈尧叟主张逃跑，任职才一月的宰相寇准则厉声反对说：“出这种主意的人应当斩首！”他说，如果放弃汴京南逃，势必动摇人心，敌人会乘虚而入，国家就难以保全了；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就一定能打退敌兵。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由寇准随同指挥。到了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宋真宗听说辽兵势大，又想退兵。寇准严肃地说：“如今敌军逼近，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河北我军将士正日夜盼望陛下驾到，进军将使我河北诸军的士气百倍，后退则将使军心涣散、百姓失望，敌人乘机进攻，陛下恐怕连金陵也保不住了。”宋真宗才勉强同意继续进军，渡河进入澶州城。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上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兰。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要求议和。宋真宗与寇准决定派曹利用前往议和。曹利用出发前，问真宗：“每年给辽朝金帛多少？”宋真宗说：“迫不得已，虽百万亦可！”曹利用出来后，寇准立即对他说：“这次你去议和，虽有圣旨答应百万也可，但如果超过30万，我就杀你！”曹利用不敢反对，便立即出发到辽营谈判。在谈判中，曹利用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义正词严，多次驳回辽方索要周世宗收复的已归北宋版图的燕南地，拒不割让一寸国土。宋辽于12月正式议定：由宋朝送给辽以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换得辽军撤走。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从此，岁币成为北宋人民长期的沉重负担。
封禅
封禅是古已有之的礼仪。按照《史记·封禅书》张守节《正义》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封禅的实际意义要从封禅的起源讲起。据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中记载，当皇帝的临危受命，如果想推翻前一个朝代而改姓更替，就必须要封禅泰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要教化告诉世人：天子受命之时，是顺应了天命才来更改朝代和制度的。等到天下太平前来封禅，意思就是说告之苍天，现在已经四海平定，使命完成了。《五经通义》中也有记载：“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注：皇帝是上天授命到人间当首领，前来领导众生治理百姓，向天祝告四海升平，这也是在表扬天上众神的功德。）这似乎纯粹出于政治目的，表示帝受王命于天，政绩如何显赫，向天告太平，对天的佑护之功表示答谢。封禅的具体仪式富有象征性。班固说：“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阯以报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系统地说明封禅所包含的更为深层的意义：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精神意志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
丁谓
丁谓（966年—1037年），字谓之，后更字公言，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至九年（1012年—1016年）任参知政事（次相），天禧三年至乾兴元年（1019年—1022年）再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前后共在相位7年。丁谓虽才智过人，然而心术不正，做事“多希合上旨，天下目为奸邪”。他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都以奸邪险伪著名，人称“五鬼”。宋真宗赵恒相信迷信，丁谓极力迎合，以神仙之事启迪皇帝。宋史中有丁谓溜须的记载。丁谓在宋真宗时即在中书省任监察、同时也是户部的重要官员，握有实权。他伙同王钦若大营道观，屡上祥异，以迎合帝意，不久升任副宰相，即参知政事。时宰相是寇准，丁谓对之毕恭毕敬，唯寇准之言是听。某日，中书省各大臣齐集在一起议事，宰相、副宰相等在一起用餐，汤污寇准的胡须，丁谓起而为之揩拂，即溜其须，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这便是“溜须”一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