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吴相对论》里有一个话题是“孤独的农二代”。其中，吴伯凡谈道，改革开放初期，他有个亲戚托他在城市找一份工作。吴先生对他说，在城里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人生地不熟，什么东西都贵，干活很累而且枯燥。这位亲戚说：“没关系，我只当自己蹲了几年监狱，反正我能落下点什么。”吴先生感慨地说：你看，这就是农一代。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看成一个挣钱的工具，不要什么尊严。而他们走进工厂，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新鲜，有些方面的条件比农村还要好一些，还能挣着钱，于是他们就比较知足。吴先生说，可是他们的子女——农二代，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农二代看的电视节目与城里的孩子没有大差别，他们就再也不肯拿自己当工具了，他们要活得更有尊严，已经没有“只当蹲监狱”那种心态了，他们连一天“监狱”都不想蹲。于是，企业家们面对80后和90后就困惑了，他们发现这些打工者已经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了，管理上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一边听，一边想着教育。“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不就是“只当蹲几年监狱”的心态吗？这不就是自觉地把自己看成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吗？所谓“头悬梁，锥刺股”就更是拿自己不当人了。为了后代过好日子，什么都能凑合，什么都能忍受，甚至可以暂时不要自由和尊严，我们的古人和先辈，很多人确实这样想，而且他们也做得出来。他们对自己有一股狠劲，这是非常厉害的，也可以说很伟大。而他们的下一代，托他们的福，生活状况改善了，小小子，小姑娘，一个个光鲜亮丽，人五人六的，有派头了，要讲自由了，要张扬个性了，要活得更有尊严了。这当然很好，当然是进步，上一代人努力奋斗，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但是，哲学告诉我们，任何进步中必然包含某种退步。孩子们进化成“新人类”了，老一辈对自身的那股狠劲他们没有了，心变高了，努力程度却降低了，力不从心的现象就很多了。钱要挣得多，活要干得少，天下哪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于是，农二代碰钉子了，迷惘了，孤独了，在80后和90后中间，这是常见的。现在企业家的任务，不光是培训他们，还要学会适应他们，不然，就只能把工厂转移到非洲去，就像当年欧美国家把工厂转移到亚洲来一样。农二代不好用，于是到外国去找那里的农一代。
学生也是如此。如果教师不打算到落后地区去教非常淳朴的学生，就只好面对农二代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觉醒了，不甘心做工具了，他们的意识进步了，能力却未必跟上来了，自己的缺点可能没有意识到，挑别人的毛病眼睛却很尖。他们再也不是“高玉宝”了。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家长也差不多）习惯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呢？恰好是对付农一代的那种办法：限制你的自由，剥夺你的尊严，不断施加压力，让你变成一个实现某种目标（如考上名牌大学）的工具。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其他什么办法。如果孩子反抗，我们还会觉得很奇怪：你们为什么就不对自己狠一点呢？咬咬牙，只当蹲几年监狱，不就行了吗？毕业证书拿到手，好日子不就来了？这么想，很合乎我们的逻辑，我们与农一代心心相通，但是这不合乎新一代的逻辑，他们没有我们那样的想法了。你能让孩子退回到我们当年那种生活中去吗？不能。所以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与时俱进。我们必须想出一些办法，既能尊重孩子们的自由和尊严，又能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走出一条新的成长道路。这条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教育改革难就难在这里。教育改革首先是改革教师和家长自己，其次才是教育学生。工作对象变了，工作方法就必须改变，早变晚变，反正得变，早变早得益，晚变多受苦，如此而已。
2012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