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拨乱反正开始时，《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在“教学中的几个问题”部分，第一点即提出“提倡下苦功学习语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即“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所谓“苦功”要求十分具体，即“课文要仔仔细细地读，字要规规矩矩地写，练习要踏踏实实地做，作文要认认真真地完成。……经过坚持不懈地刻苦磨炼，才能养成良好的读写习惯，获得较强的读写能力。”1992年的教学大纲，仍在“教学中要重视的问题”中提到上述四项要求。
我认为我们今天至少在这一点上，必须坚守，必须复旧，必须“忠于毛主席的教导”！
吕叔湘当年曾提出课外阅读应是精读的3~5倍。同时，要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二千余字（不超过此数）讲清楚。
这里的“讲清楚”，是指的教师的教，更指教材的编，也指考试的考。
需要研究的是这二千余字是哪些字，怎么编，怎样讲，又如何测。
新闻记者的耐性和毅力，当如西方新闻教材书所说：“从门里被赶出来，要从窗户里爬进去；从窗户里被赶出来，要从狗洞里钻进去。”
极恰。然而我们的记者，则多半已习惯于钻进钻出，无所谓耐性和毅力了。
我备课的习惯——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方式——是反复地读课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记不清多少遍，读到有了自己的感觉，而当这感觉颇有得意之处时，便会随时写下一点什么，这“一点什么”常常成了我上课之“课眼”——也说得好听一点，就叫“闪光点”。这样自己读出来的课眼，每每引来课堂上学生众多的“眼球”——说得好听一点，叫“目光”——会心的、兴奋的、欢喜的、惊异的，这往往又是我所颇感得意的“亮光”。
龚静在《“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一文中说道：“在当时普遍或伤痕或愤怒或哭诉的文学生态中，清凉安静地莲开一朵。”“这清凉安静地莲开一朵”，他用来喻汪曾祺，相当合适。
王怜花说，我对生活有一个朴素的见解——幸福就是做一个不求进取的天才，胡乱快活一世。他认为这和巴曙松博士所说的“才高于志，土木形骸”应该是一个意思。
这当然也是一种幸福观，如今在年轻和不年轻的一代中，都有，然而少有。因为像王怜花这样的“才高于志”而能“胡乱快活”者，毕竟是少数，难得的少数。
还是尼采说的好，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网络上，手机里，文章中，常读到“呵呵”，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一个。
很想写一篇短文，题目就叫“请莫呵呵”。
一堂课——尤其是语文课——如何去评价其上得好还是差，标准并不见得都能统一，也不一定都要统一。
我认为可以作以下评判。
⒈课堂教学设计：
（1）知识容量是否适度；
（2）课堂结构是否合理；
（3）时间运筹是否得当。
⒉课堂教学活动：
（1）重视认知/感悟过程；
（2）语言主媒体：科学性、逻辑性、生动性；
（3）其他媒体：正确选择，有效运用；
（4）注意科学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和习惯的指导。
⒊学生主体发挥：
（1）自觉参与程度；
（2）积极思维状态；
（3）创新学习精神。
或曰：难道教学目标不重要吗？
答曰：一堂课的教学目标，都体现在知识容量之中。寓虚于实，无内容何以见目标？
读到鲁迅在《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中的一段话，很有感触。其中一句大可以警醒某些人，而这样的某些人，似乎任何时候都有。警之而就能够醒之吗？恐怕也未必，然而鲁迅的话，还是值得作为警世之言而长存的——
“不要只用力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
潜在写作，或称抽屉文学，是指那些写了只能放在抽屉里，暂时无法发表，或者作者不为发表而写的作品。
应多提倡这样的“潜在写作”。至于微博、微信，则以供大小众作精神消费视之可也。
汪曾祺写吃，见于注释的文字也极有味，如注“干巴菌”：
“味道最为隽永深长，不可名状的是干巴菌。这东西中吃不中看，颜色紫赭，不成模样，简直像一堆牛屎，里面又夹杂了一些松毛、杂草。可是收拾干净了撕成蟹腿状的小片，加青辣椒同炒，一箸入口，酒兴顿涨，饭量猛开。这真是人间至味！”（《七载云烟》）
未深于“吃道”者，未娴于“写吃”者，焉能臻此？而且是见于注释的文字？
郁达夫这样“说日本”：“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雪夜》）
这是公允而富于启发的评价，值得我国人参照，尤其是“创造性的模仿”。
看报纸，读杂志，阅书籍，不知为什么，总是感觉言语生命很难独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集体言语，个体总是摆脱不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习惯跟随既成的言说形式和模式。这一点竟是如此不自觉，如此集体无意识，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哀。
过去的时代也都如此吗？似乎未必尽然。且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且看近代、古代。言说的自由似乎也表现在其形式的选择上。以一种声音、语调、句式几乎通用于一切文本而习焉不察。这是否也值得作为一种语文现象加以科学考察？
教师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则必须储备一桶水，这一说法在语文教师那里，似乎应该有更多的解说。
“一桶水”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指语文学养上的量的概念，而是对语文和一切言语行为、现象的体验、运用的质的把握，是一种融贯与会通，是一种能量的积聚与释放。语文教师对于所教的内容，必须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表现出从容不迫与优游逸豫。不是一桶水舀干用尽即告罄，而是泉源不断，时取时注，用之不竭。
我以为，凡是最深刻的思想，都必须也都能够用最通俗明白的话语来表达，否则其深刻性就值得怀疑。
然而，读者又往往为新奇特异的形式所炫惑，以为那就是深刻的显露，是智慧的闪耀，是值得刻意追求的。
我一向主张教文言文，必须将古今打通。不要老记得、老是讲“古今言殊”，要多讲“古今言同”和“古今言似”，这样既可减少学生学文言的畏惧感，也能培养出古汉语的语感，有助于积累形成现代汉语的语用意识，丰富学生的言语生命。有一天，读到启功先生的一段话，似可证我心。
启功先生说：“我从五六岁起读《论语》，稍后读《尔雅》，再后读《孟子》。先祖给讲梁惠王这如何那如何，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听着大感兴趣。也渐渐明白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没甚么神秘！这一点幼年时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觉得‘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汉语现象论丛·序言》）
章士钊赠陈寅恪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百国宝书供拾掇，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独是故人来问讯，儿时肮脏未能忘。”
此诗活脱脱写出陈的学问，陈的眼量，陈的做派。
我们给青少年读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宣传与教育，无非精神、品格、志向、抱负、立身处世、修德进业，且有一定表达的范式，尤其在小学初中的考试阅读题中屡见不鲜。如此不经意造成学生阅读心理定势和答题套路，实足令人忧思。
应向老年人进一忠告：尽量透支生之欢乐，而万不可预支死之苦痛。让每一天都有所享受，而忘却前方乃是坟场。
语文课改中也有一种声音，即满带着历史的惰性，同化新思想新事物，使改革消解于所谓的“传统经验”之中，也值得警惕。
王瑶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曾引用朱自清《论气节》的一段话：“‘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
如此解释，十分精到。其实汉语中有不少复词，均可作如此对应或对立的解释，语文的词汇教学理应有此一项教学内容。
现今课改教材，大家都说量大而时紧，若不在学法教法上求改革，仍一味在赶课时进度，萝卜快了不洗泥，结果是泥水俱下，不干不净，积食不化，伤了肠胃。
清朝的宫廷戏已经为老百姓树起了贤君的多种形象，几乎要忘记了封建历史上真实的屈辱、残酷与灾难。顷读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有句曰：“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大乘，译自梵文“摩诃衍那”；小乘，译自梵文“希那衍那”。“摩诃”是大的意思，“希那”是小的意思，“衍那”谓船之类的乘载。公元1世纪，印度出现一佛教派别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此岸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大乘与小乘的主要区别是，大乘宣扬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小乘宣扬“灰身灭智”，追求自我解脱。
鲁迅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