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期，《延河》编辑了“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这一期专号，由贾平凹、邹志安、陈忠实、王宝成、京夫、王蓬等十五人组成强大的阵容，集中展示了陕西几乎所有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分配在《延河》工作才三年的小说编辑，我负责编辑、通稿的作品，是陈忠实老师的《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小说将一个赌徒描写得生动而有趣。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老师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那时，《延河》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十五元，大概正是当时的一条烟钱吧。今天，我再次找出《延河》的合订本，阅读这篇将近三十年前陈忠实老师的旧作，读着读着，再次泪眼模糊。我在想，若是现在，我是否还能毫无顾忌地对著名作家的文稿放心大胆地动刀子？或者，当时不是陈忠实，而是别人，这个作家会否轻易饶过我这个小编辑？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依然能做到稿件面前人人平等，但若不是陈忠实，换作他人的表现就难说了。
陈老师的这篇小说文末，有这样的注明：“1988年2月13日于白鹿园。”千真万确，是“白鹿园”而非“白鹿原”。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在省作协大院见到陈老师。同事说，陈忠实在创作长篇。冬日的某一天下班后，《延河》的同事，作家王观胜约我一同去灞桥蒋村看望陈老师。我们乘坐省作协的一辆面包车，尽管司机张忠社轻车熟路，但是因路况极差，还要在一条狭窄的小土路上盘旋好久，赶到蒋村陈老师老屋时，天色已经大黑，安静的村落，只有几声狗叫和我们汽车行驶的声音。陈老师高兴地将我们迎进院子，又迎进老屋。老屋里的通道上，灰暗的灯光下有一个案板，上面是手工擀的早已晾干的面条。原下的小院只有陈老师一个人，《白鹿原》的创作已经开始，他却得自己开火做饭，洗锅洗碗。陈老师说，妻子王翠英走的时候给他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只由他将面下到锅里煮熟，妻子还留下不少的蒸馍，饿了将蒸馍在火上烤得焦黄，陈老师感觉味美无比。得着空闲，王翠英回来给陈忠实送蒸馍，同时再擀一些面条，如果妻子太忙，他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陈忠实感慨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背馍到城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从城里背到乡下。
在老屋，陈老师的书房有一个小圆桌，桌前一个小板凳。陈老师说，他就是在这个小圆桌上写作的——谁能想到，《白鹿原》这部巨著，就是在这样一个斑驳的小饭桌上完成的。在老屋，我没有见到蔬菜，屋角只有几根大葱，墙上挂了一串辣椒。
1993年，陈忠实上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后，也同时兼任《延河》杂志的主编。那些年，他并不参与日常的编辑工作，偶尔，有作者将文稿邮寄到他的名下，他转来时，一定会叮咛，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彼时，文学逐渐边缘化，财政拨款每年只有十万元，可谓举步维艰。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陈老师便担当起主编的职责，想方设法解决《延河》经费不足的困难。他不放过任何崇拜他并要与他相识的企业家，希望得到对方经济上的援手，支持《延河》杂志，自然是热脸、冷脸都遭遇过。他常感叹，从别人口袋里要钱真是为难，但是不要，《延河》就无法生存。正因为有陈忠实做主编，我们背靠大树，才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虽然《延河》稿费标准不高，又不能及时发放，但我们从不欠作家的稿费。
2005年之后的十几年间，虽然我们无法如以往一样在工作上保持密切交往，但与陈老师关系却越走越近。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老师愈加如兄长般平易近人、宽厚和善。除却他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着实就像一位邻家可敬可爱的老大哥。同时，这个邻家老大哥又有着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无论是我或者是一些作者，遇到困难，只要与他言语一声，他能办的就立即想办法着手相助。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从他那里得到过多少张书法作品了。只要张口，他便快速为我写就让人送来。
2015年10月10日，陈老师让邢小利约上方英文、刘炜评、朱鸿、仵埂和我等人晚上一起吃羊肉泡馍，地点在西安东门外的“老孙家泡馍馆”。自从陈老师生病，有快一年时间没有再见到他了，我很是高兴，见面时更是兴奋不已，与陈老师拥抱，却感受不到以往拥抱他时身体的厚度——透过毛衣，触到的是他极其单薄的身体，令人心疼。待大家落座后，陈老师说，因为前一段时间治疗，啥也不想吃，现在想吃东西了，先想到的就是泡馍。他还说：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也很想来看望我，我也很想大家，所以今天将大家约在一起。今天谁都别抢，由我来买单。”
陈老师只掰了一个馍。那天散席很早，陈老师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不让我们送过马路，坚持一个人走到马路对面上了车。
这些年，每到节日，我总会不忘用短信给陈老师送上我的祝福。陈老师不会发短信，每次接到我的短信祝福，都要马上打来电话，第一句便是：抱歉！我不会发短信，然后是感谢的话语。
2016年春节，我在福州过年，像以往一样发短信给陈老师，祝愿他新的一年吉祥安康。我没有奢望得到他像以往一样的回话，但是陈老师给了我惊喜，很快拨打电话过来。他很诚恳地说，现在他说话不方便了，只能挑选几个人回电话致谢，给我电话之前先给白描回了电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邻家大哥——陈忠实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给我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
陈忠实老师，今天是5月1日，“国际劳动节”，又到了我给您短信问候的日子了。“五一”之后是端午节，是父亲节，是您的生日，是重阳节、国庆节……这样的日子里，我的问候短信将发往哪里？您在天堂收得到吗？我相信您会一如既往地给我回电话，我会一直期待着。
恩师陈忠实
冯积岐
1
4月28日，宝鸡市作协主席景斌邀请我去宝鸡参加《宝鸡文学》六十年首发式，因为和景斌是多年朋友，并非只是官方活动，于是，就和徐岳老师一同前往。在路上，我们两人议论的是陈忠实老师的健康，议论的是折磨他的疾病。我和徐老师都曾去医院看望过，都目睹了忠实老师忍受着极大痛苦的样子，都感叹他那惊人的意志力，都担心能否挨过难熬的日子。4月28日夜晚，我突然失眠，连续吃了两次安眠药，而且吃过量了，可是，到凌晨四时还未入睡。清早起来，给妻打电话，妻也说她失眠了，三点才睡着，七点半又猛地醒来了。农村人有句话说，人不知道心知道。果然，我刚走进徐岳老师房间，莫伸就告诉我，陈老师走了。我一听，立时木然了，眼泪几乎止不住，赶紧拧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流了一会儿眼泪，方才下楼去吃早餐。我的动作变得迟钝而机械，思维仿佛停留在一个点上：这是真的吗？不一会儿，全国各地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这是真的吗？真的，恩师真的走了。两天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4月29日，我去陈老师家吊唁，当我和妻子共同抱住陈老师的老伴王翠英失声痛哭时，我的心在颤抖。我给朋友们发短信说，你们不会理解我和陈忠实老师之间的感情的。他的善良、真诚、正直、敢说敢怒甚至敢骂的真性情，只有他的朋友们、他的弟子们、他的同行者才会感同身受。他的人格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不要说他的名字镶嵌在中国文学的殿堂，从个人的情感上来说，他的名字永远在我和我们一家人的心里。时间，将把一些人的名字无情地埋葬；时间，将把陈忠实的名字越擦越亮。
2
我和陈忠实老师初识于1985年。那一年，省作协召开创作座谈会，我应邀出席了那次会议，作为一个年轻的农民，我是第二次走进省作协参加这样的会议，面对那些大作家，我瑟瑟缩缩，坐在会场的角落里，不敢说一句话。轮到了陈忠实老师发言，他谈到了作品的立意和主题的开掘，话语虽然不多，但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是十分受用的。陈老师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那双犀利但不失温和的目光，是爽朗而坦然的笑声。
1988年4月，我再次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大门，受聘于徐岳老师主编的《中外纪实文学》杂志当编辑，那时候，陈老师住在白鹿原下他的故乡西蒋村，正在写《白鹿原》，我们很少见面。那年夏天，陈老师戴着一顶颜色灰白的草帽，走进作协院子，我们只是相互打了个招呼。后来，我才知道，他除非有什么重要会议，平日里不到作协来。有一年冬天，徐岳老师邀请陈忠实老师去乡下给一个村支书写一篇文章。陈老师从乡下回来后，来到了编辑部，跟徐岳老师说，事情没弄成。徐老师问他是咋回事。陈老师抽了两口雪茄，爽朗地一笑：我在人家的房子里等了半早晨，人家睡着不起来，把人冻得不行，我就走了。陈老师短短地叹息了一声，说，现在的村支书“牛逼”得很。他随即点上了雪茄，没再说什么。他并没有恼怒村支书的无礼。到了1994年夏天，我已经在省作协干了七年临时工。由于徐岳老师和陈忠实老师的努力，作协党组决定给我解决进入体制问题。我记得，那是夏收之后没多久，那天的太阳很大，陈老师领着我去省政府人事厅，面见厅长。到了省政府院子，只见一个人在水泥地面上把晒好的麦子收拢，正在扬场。我随口问陈老师：你会不会扬场？陈老师一笑：看这小伙，咱是农民，啥农活儿不会？扬场、犁地、撒种子，样样活儿打不住手。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陈老师闲聊，他告诉我，他和我一样，吃了好多苦。那时候，天还没亮透，他就拉着架子车去大雁塔那边买酒糟，回去喂猪。一架子车酒糟几百斤重，他一个人拉着要走五六十里路，才能到西蒋村。他在公社里当半脱产副书记时，和农民一块儿砌水渠，他站在泥地里，把七八十斤重的石头端上端下，一干就是好多天。我做过十几年的农民，对陈老师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有深切的感受。
到了省人事厅，见到了厅长邓理。邓厅长招呼陈老师坐下。陈老师坐也没坐，他说，找厅长有一件事，这小伙叫冯积岐，小说写得不错，是个人才，就是公职问题没解决，材料已经报到省厅，你能不能给解决？邓厅长把我的名字记在了他的台历上，说，陈主席放心。陈老师没再多说一句，和我一起下了楼。八月份，省人事厅发文，将我特招为省作协干部。
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办公室和陈老师在同一栋楼同一层。每逢周六和周日，一栋楼上，只有我和陈老师依旧照常“上班”，每年的“五一”和国庆节长假或者正月初一到初七，只有我和陈老师守在办公室，不是读书就是写作。于是，我们聊天的机会也多了。下班前，我总是要到陈老师的办公室去坐一坐。每一次到他的房间，他不要我接水泡茶，他把茶水泡好，递到我跟前，吩咐我抽烟。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看一本《小说选刊》杂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当代作家的作品？陈老师说，读一读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在写什么？我和陈老师谈起了一篇被评论界抬得很高的中篇小说，我对这篇小说提出了异议，陈老师说，小说我看了，是写干部弄虚作假的，就这种题材，五十年代的那些“右派”作家早已写透了，现在还在写，能写出啥新意来？陈老师谈起了作品的思想性。他说，不论啥题材，只要思想深邃，就会出新意，思想苍白，你玩的花样再多，也不顶啥。对陕西的作家和作品陈老师都有独到的、很有洞察力的见解，绝不人云亦云。和陈老师每一次交谈，都对我有所启示。
1992年，我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到陈老师家里去，想讨一些“秘法”——我知道，他刚写完《白鹿原》。陈老师说，写长篇之前，要准备充分，这就看你准备的啥。你准备的砖瓦水泥，就盖大瓦房；你准备的是土坯，就盖土厦房。陈老师的说法和许多大师的说法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就写什么样的作品。陈老师的话语不多，但使我茅塞顿开。我不再犹豫，开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沉默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