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元月，我的长篇小说《村子》出版，我给陈老师送了一本。那天，我出了作协，去大差市邮局发稿。刚走到建国路口，电话响了，我没听清是谁，就问了一声：谁呀？电话中传来了陈老师干脆爽快的声音：我，忠实。我说，陈老师有啥事？陈老师说，没有啥事，我正在读你的《村子》读到第一百页，忍不住，给你打个电话，写得好，真好，确实好。我说，谢谢陈老师夸奖。陈老师只说了一句，好好写，就挂了电话。过了不久，陈老师又和我谈起了《村子》，谈起了那天打电话的事，他说，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打过这样的电话。他说，你写的那一段生活我也经历过，我也想写，我没有写，你写出来了。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他的谦虚使我感动，他对一个学生的赞赏，使我感受到了一个大作家的坦诚、直爽。我不是爱听好话的浅薄之人，使我感动的是陈老师对我的作品的理解，对一个晚辈作家的理解。他那如炬的目光能穿透厚重的雾霾，看清人和事的真相。2012年，陈老师在接受《陕西日报》记者采访时，再一次说，就冯积岐创作成就来说，没有取得应有的声誉和地位。只有像陈老师这样的具有博大胸襟的大家才会为他的弟子鼓与呼。
一个人要使别人畏怯、害怕你并不难，可是，一个人要使别人尊敬你却不容易。陈忠实老师的为人和为文使我十分尊敬。他的人格和他的作品一样，在中国文坛树立了一座丰碑。
陈忠实的故事
李蕾
看到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新闻。心里一惊，觉得生命真像流水一样，一段一段地，先生和我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这一天，是4月29日的早晨。
我生在西安、长在西安，是从四方城里走出来的人。我常常跟人说，陕西的版图，就是一个跪着的兵马俑，不信你自己去看。
按照地理，陕西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这种说法挑不出毛病，也不迷人。在我的私人地图上，这个跪着的兵马俑写着三个名字：陕北是路遥的，陕南是贾平凹的，关中是陈忠实的。
这三个人，性格不同，样貌迥异，各自开创一个门派，放在一起看，让人想不通，觉得水土的确很奇妙，造化了不可违抗的使命。三人之中，路遥去世最早，吊唁他的时候，贾平凹有一大哭，陈忠实也在场，他们都有点怕路遥，说路遥气势太大。
我没有见过路遥本人，和陈贾两位先生是认得的。
这些年总有传闻，说贾平凹和陈忠实坐不到一起，所谓王不见王，甚至还传出两人绝不一起出席活动的闲话。这话到底是不是真的？人人存了小心，都不去印证。但我见过他们在一起抽烟的。
贾平凹属龙，他说云要从龙，我是吃烟的，吞吐烟雾是要做云。那天一起开会，贾平凹吃的好像是“中华”，陈忠实吃的是巴山雪茄。想起这些，我给贾平凹发了个短信，说看见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心情很复杂，人都是越活越孤独了。他闷闷地回复了三个字：就是呀。
早些年路遥先生写过一篇长文，《早晨从中午开始》，他的力气那么大，就像是从没有爱过这世界，反抗起来泥沙俱下。
那时候路遥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都在电台里广播，播讲者是李野墨，我听着听着，就忘了吃饭。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忠实已经发表了一百多万字，被称为“小柳青”。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小也算是个作家，可是一夜之间，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个“问路的”！
什么叫“问路的”？
他讲了这个故事。
在作协院子里，有人来问：同志，这是作协吧？
对。
请问路遥在哪儿？
——这样的情形，一天遇见七个。
陈忠实说：我是个男人啊，我是个作家，现在却成了“问路的”。
路遥的成功让他焦虑，陈忠实在作协院子待不住了，他卷起铺盖回了农村，住在自家祖屋里，让老伴给蒸了两大锅馒头，把自己关起来写作，他要写一本死后能带进棺材，垫着头当枕头的书。
写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和很多人的想象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是纯粹靠天才和灵感来写作的，你要吃得下苦，还要体力好，这就是作家实实在在的生活。写作本身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快乐，但如果不写，写不出来，你会非常焦虑。
那种焦虑感很可怕，爱因斯坦解释过：就像夏天坐在火炉旁边，你热得大汗淋漓，纵然知道时间不会变快也不会变慢，但就是觉得生不如死。
作家是被上天指定了任务的人，他必须重新创造自己。
为此陈忠实准备了两年，写了四年，每天一大早起来，写三千字，然后下棋、聊天、干干农活。老家的祖屋门前有一棵梧桐树，很小，等他写完，这棵梧桐树已经长到胳膊粗了。
陈忠实把一大摞写满了字的纸捆起来，提着，跟老伴说：老婆子，你问我这五年都弄了些啥，我就弄下了这些！现在我把这一捆提上，进城去。成了，接你娘儿们住高楼，不成，一把火烧了，我回来跟你喂鸡！
——这一摞纸就是小说《白鹿原》。
《白鹿原》发表的同时期，贾平凹写了《废都》，高建群写了《最后一个匈奴》，这一盛况被称为“陕军东征”。那时候我还未长成，在钟楼旁边的书店里，和女同学一起偷过一本书，就是《白鹿原》。书很厚，蓝底，封面上是个严肃的农村老头儿，作者：陈忠实。
在中国广袤的农村里，不知道有多少名叫“忠实”的男人，他们像粮食一样无声无息。只有一个陈忠实，把自己的名字和《白鹿原》放在了一起，这件事非他不可，这个人也因为成就了这样一件事，变得不可替代。
的确是这样，生命流水一样哗啦啦过去，财富聚散，时代速朽，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像大石头，会永远立住。我每次看到伟大的作品，都会难以控制地羡慕嫉妒。那些有价值的人，总是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我的焦虑，他们让我不甘心，让我每一分钟都对自己不满意，让我永远年轻。
所有相信王不见王的人，都距离真正的王者太远了。据说蒋去世的时候，毛只说了一句话：哦，他死了。这句话落寞极了，意味着从此没有人和你玩了。对于王者来说，比朋友更重要的是对手。当一朵云飞到三万米高空，它只有撞上另一朵同等高度的云，才会化为倾盆大雨。一旦碰撞消失了，就意味着你再也不用较劲，不用焦虑，不用逼着自己改变，你就这么疙里疙瘩地老了。
奇怪的是，陈忠实似乎从未年轻过，我是说他的样子。关中男人的脸，最典型的代表是张艺谋，颧骨高，脸颊像刀削一般，裹上泥浆往兵马俑坑里一丢，根本认不出真假。
陈忠实先生就不像兵俑，他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个在土地上吃了太多苦的男人。
我似乎能看见他的模样：瘦脸上的皱纹沟沟壑壑，腰杆儿端直，就像《白鹿原》里的白嘉轩。陈忠实先生说过，他的曾祖父就是这个形象，个子很高，因为腰挺着，显得威严，从村子里走一趟，那些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小孩喂奶的女人都吓得跑，躲回家里。
我跟他坦白自己偷书的事情，陈先生宽厚地笑笑，说我也偷过书。他说陕西方言，把“我”说成“额”，嗓子干干的，头发软，手很大。我问他：写完《白鹿原》，你最想干什么事？他说：我放了一把火。
啊？
是真的。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天还很冷，我在屋里待不住，出去散步，走到灞河边，在黑夜里坐了一会儿，心里堵，就放了一把火，把河边的干草都点着了。
然后呢？
我就坐在那儿看，点了根烟，一点儿不感觉冷。回到家，点上灯，下碗面条，听着秦腔，睡着了。
人民社的朋友说，《白鹿原》销售了一百六十多万册，盗版至少有三四百万册。陈忠实先生把事弄成了。他成名之后，好多人想去拜访作家，白鹿原也成了景点，原上的农民不种麦子了，改种樱桃，办起了农家乐。有富豪找陈忠实写传记，给他一张支票，让他随便填，他拒绝了：写了就是几千万，但这事咱能弄么！
2004年，金庸先生到陕西做直播节目，“金庸华山论剑”。晚宴上，金庸向陪同领导提出：我想换个桌子坐。因为陈忠实在另一桌，我想和他坐。金庸对陈忠实说：我很喜欢《白鹿原》，你胆子大，敢给地主翻案，在五十年代，这是要杀头的。陈忠实先生说：你看懂了。
关于做男人，陈忠实先生是有标准的，他说：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说不出口来。有些事情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关于胆子大，他也是有标准的：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应该做。
有一次我带着个朋友去请他写字。他住在南郊一所大学的家属院里，才走到二楼，就闻见巴山雪茄的味儿。他的房间在三楼，到处堆着书，家具都是深色的，有一张坐着很不舒服的长椅，他想找点东西招待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们的制片人说，陈老师过得太可怜了。他不觉得，看着我们，很慈祥地笑，好像听见小孩子说了淘气话。我问他为什么要抽那么多雪茄？他说：抽雪茄蚊子不咬我。
如果让他最后来说句话，应该也是这样看着我们，慈祥地笑，说，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到这里吧。说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听的人还是有点伤心。而他的作品始终都在，就像会讲故事的女人一样——国王说，我要杀死你。女人说，好吧，我给你讲故事。只要能讲故事，她就不会死去。
责任编辑：鲍伯霞 张森 田静
知与无知
贾宝泉
彻底弄清宇宙比数清创造珠峰雪冠用了多少片雪花艰难一亿倍
1.我不知道上帝在我一生安排了多少劳务和苦乐，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离开人间，我甚至不知道下一分钟我的生命将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组成我的身体总共征用了多少原子、电子、夸克，我不知道自己体内共有多少致病菌和有益菌。就在我书写以上几句话时，我不知道多少病菌正在攻击我的健康细胞，而我的身体共调动多少卫士顽强反击，其中牺牲致残各多少。
太平洋也不知道它里面有多少鱼，铁锅也不知道主人要它一生煮多少粥。
2.我的大脑应该是我最亲近也最知根知底的，但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大脑由多少脑细胞组成，各细胞之间总共建立多少条通道并构成怎样的网络系统，当我思考并回答某一具体问题时征用了多少脑细胞，它们如何分头工作，每个脑细胞消耗了多少养分，让它们再度工作要休养多长时间，如果它们无能完成任务其后继者该以怎样的方式支援。我也不知道我的大脑里还有多少好东西和暂时不能分别好坏的东西，更不知道明天此时它会沉思什么。
3.有先锋科学家认为：“夸克是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最小物质微粒，它构成所有的星球和星系，所有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宇宙和世界尽管如此多姿多彩，其实又是那样简单，那样统一。”如此它就暂时不能再分割了，由之导出“世界统一于夸克”这一划时代的命题与立场。这一命题与立场揭示：由于夸克组合方式不同宇宙才出现了星星与星系、矿物、水、人与动物与狗与病毒、植物……这已使我极度惊异；而更使我惊异的来自自己心灵的追问，是十多年前的一个静夜，不开灯就那么坐着，我的大脑仿佛出现一片微光似的区域，跟着结晶出一段话：为什么一个原子一个夸克绝对不能产生思想，但当它们积累到一定的量并依据特定结构组织成人脑就产生了思想？而一旦拥有了思维的头脑人就成其为“人”，就能够能动地认识改造世界。如果依据另外的结构组成猫脑、跳蚤和黏土绝不会产生思想。我既不知道我在问谁更不知道何以要如此问，但确实这样庄严神圣地一字一顿地问询了，应是心灵对于心灵的叩问，相信迟早会有应答者的，或者在我的心灵发出这样叩询的当时已有高维度空间的生命接收到了。我至今尚未见闻别人这样问询，如果别人早已如此问过则纯属巧合。我把自己的叩询看得比较重要，似可列入二十一世纪的《天问》，汇入人类精神之流。经典科学家早已指出，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同样困难，甚至比解决问题还要难。我想，可能难在提出的课题的解决难度比顶峰级科学家的实际解决能力高出不太多，经过努力最终能够解决因而不令人沮丧，反而激发其创造的热忱。
2005年9月25日晨五时许，薄寐的浅梦中，我仿佛在读数学研修班，手持一册名为《算前》的书发言，好像在讲数学运算中的心理活动，封面著作人标示着我的名字。梦醒后我诧异何以梦中想到这么个书名，我至今也未见闻中外有一本名为《算前》的书。此后我更看重对于自己心灵的某种混沌状态的辨析、结晶与可能的命名，我也逐渐感悟到并不真懂自己，实际上对于脑细胞接收、整合、抽绎、储存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可以肯定的是头脑里还有若干于己有益但永远不能命名的东西。
4.经常让我异常迷惘的是，我思悟的最后答案是怎样形成的？大脑究竟背着我干了些什么？别人可以说根本不必知道这些，实际上我也根本知道不了。不过从哲学的立场说，思考为什么“不知道”，是有能动的积极意义的。
了解自己大脑同了解宇宙一样艰辛。
5.人依赖感官和经验可以轻易判断栗子是有外壳的，然而生息于栗子内部的微生物有此能力吗？它们终其一生能够从栗子内部此端移动到另一端吗？会以为栗子内部无限广阔吗？会为这个圆穹的空间究竟有无边界争论不休以致互相吵架吗？
我们是否也仿佛这些微生物，只是被囿限在一个巨型栗子的内部，反而以为无论朝哪个方向行进都是没有边际的呢？人究竟是宇宙的主人还是略大一些的微生物？人在宇宙中真的是“万物之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