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民”的思想内涵
从“新民”一词的语义上，不难看出，自其出现之日起，就有着明确的伦理内涵，内蕴着层层的推演关系。这种推演关系的存在是以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理念为前提的。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国家，是家庭原型的扩大或者说是延伸，因而，伦理至上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本位，而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6]
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始终把人置于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置于由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构成的五伦关系之中。处于由这些关系所编织起来的网络之中的个体，通过遵守相应的道德规范，来自觉履行自己作为特定角色的特定义务，并通过这个过程，逐步完善自我，实现自我道德境界的提升。而自我的完善又内蕴并外化为对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注重个体的自我修养，注重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并集修身与经世于一体的传统文化，它所力图塑造和着意培养的“新民”，便是在道德修养的境界上有着相当高度的谦谦君子。这种谦谦君子不仅能够在家庭中尽其作为家庭成员所应尽的义务，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并继而推而广之，把作为扩大的家的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最终把国家之民化为有德之民。可以说，“新民”，不仅从语义上反映出传统文化对个体塑造的要求和方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把个体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力图通过伦的推演、道德的推演以及秩序的推演这几种推演关系来演绎其自身所具有的深厚的思想内涵。
首先是伦的推演。在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社会中，这种推演就体现在五伦关系之中的由天伦到人伦的推演。天伦所代表的是一种最自然、最神圣、最绝对的关系，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可以说都是天伦。而人伦，则是君臣之间的关系，以及朋友之间的关系。正如樊浩所说，天伦与人伦代表着中国伦理的两个基本的要素，构成中国伦理的两极，“人伦本于天伦而立”，是中国伦理建构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国伦理的基本民族特色之所在[7]。可以说，由天伦到人伦的推演，体现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所特有的伦理自觉，体现了由人类的自然情感到社会情感的推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忠兴于身，着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忠经·天地神明章》）因而“孝”，作为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之体现，很自然地扩充、推演而成为体现下对上之忠诚、顺服的“忠”。这样，伦的推演使得情感打破了家庭的局限而具有了社会的意义。
其次是道德的推演。这种推演方式体现为由个体道德到社会道德的演化和推进。这种推演方式可以说正是延循着西方社会建构理论所构建的由个体到社会的模式展开的。在西方社会学的有关社会建构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两种对立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取向。一种就是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和方法论取向，它以个体作为社会建构的基础，主张社会学的研究应该从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个体入手。马克斯·韦伯作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产生只能根据一个或更多的独立个人的行动，因此必须严格采取个人主义的方法。”[8]“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从个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社会，形成了微观社会学传统。”[9]而另一种集体主义理论预设和方法论取向，则反对从个人的心理、行为等入手来研究社会，作为其理论代表人物的迪尔凯姆就声称：“社会现象不可能由个人心理方面的感受去解释。”[10]因而他们主张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从集体主义取向来研究社会，从而形成了宏观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如果从社会建构理论的角度去思考道德的推演，那么由个体的道德进步和道德修为，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境界，无疑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道德的推演过程，正是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和方法论取向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应用。
再次是秩序的推演。秩序，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有序的关系状态的体现。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决定了家庭所具有的本源性意义，家庭的本源性在家庭内部通过血缘关系体现出来。家庭血缘关系由生命间的代代传承而体现出个体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种家庭关系的存在使得家庭成为最典型、最稳定的共生共存的群体，其所承载的对于秩序的稳固作用尤为重要，因而作为家庭中行为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的有效程度反映的家庭秩序，是使得家庭这个小群体能够健康有效发展的前提。而家庭秩序正是社会秩序、国家秩序形成的根基，这不仅是因为家庭中所体现的人道是天道、国家之道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在由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家庭、国家所构成的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组织中，本于家庭中所产生的天伦的人伦秩序的构建正是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的前提和基础。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修身之目的的推演，也使得个体依附于其中的家的秩序，自然而然地向社会秩序、国家秩序推演。
从“新民”的语义以及其思想中所蕴含的推演关系，不难看出，近代“新民”思想，正是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所蕴含的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成为近代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这样，作为思想文化之核心的伦理道德，不仅在传统伦理政治化社会中发挥了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作用，在近代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无疑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是近代伦理道德的进步，作为人的近代化过程中人的整体素质提升的展现，不仅体现为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融入了时代的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也是“新民”思想据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注释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2]刘兴邦.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J］.孔子研究，2003（4）：106-113.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4]刘兴邦.从道德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梁启超《新民说》审视［J］.孔子研究，2003（4）：106-113.
[5]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211.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2.
[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455.
[8]转引自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分析与批判［M］.朱纪文，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119.
[9]周建国.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28.
[10]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8283.
第三节“新民”思想的理论基础
“新民”思想，不仅有着丰富的语义和思想内涵，更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的建立和形成不仅反映了国人在体味切肤之痛后走出思想困境所达成的共识，更是文化革新开始的标志。当近代国人从天朝上国的优越意识中痛苦地清醒过来，不得不以世界的眼光去看待中国，才逐渐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同样遵循着人类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规律。而一旦“天下的中心”这样的优势地位不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与其他国家相提并论的时候，其弱者地位已经不言自明，更何况这种弱者地位又在其与西方列强的数次交锋中屡屡得到强化。那么，这种弱势地位形成的文化根源何在？这是思想家们的思想困惑，也是他们实施文化救国策略的起点。可以说，要实现由弱转强，救亡图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当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无法找到相应的资源来进行合理的解释的时候，先进的中国人就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文化。这样，对传统文化的革新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可以说，作为“新民”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的进化论和近代功利主义，就在西方文化的引入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逐渐形成起来。
一、进化论：“新民”思想的世界观基础
以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为主要特征的进化论，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救国的理论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探求与进化论所达到的理论上的契合。也正是基于此，进化论的引入和其得到迅速传播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可以说，正是进化论所具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彻底实现了国人思想观念上的革命，从而为近代“新民”思想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世界观基础。
（一）进化论的传播及其影响
进化论原本是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它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基于量的积累基础之上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早在严复之前，进化论思想就已经通过在华传教士的引介而零星地传入中国，但这时也只是简单地引入，缺乏系统的阐述。严复之所以能成为进化论思想的开山人物，与其特殊的留学英国的背景有着密切关系。这段海外求学经历，不仅增加了其知识积淀，而且使其有机会领略进化论在推动国家走向富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目睹了英国之强盛的严复，把英国视为西方强国之楷模，并深信其富强正是源于其博大精深的西学。由此，他在致力于其航海驾驶专业之余，也阅读了大量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书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学问同异”的基础上，苦苦思索和探求其富强之根源，以为中国富强寻找到可以参考和借鉴的途径。尽管当时他对各种思想的了解可能仅流于表面，但它们确实开阔了严复的视野。彼时，进化论思想正在英国盛行，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这三位之后备受严复推崇的进化论的重要人物，也正处于他们的鼎盛时期，这无疑为正处于思想迷茫之中的严复带来了一线曙光，从而使其认识到：正是进化论这把钥匙，打开了英国的富强之门，造就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由此，贫弱的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的富强，完全可以通过进化论的引入来复制英国的这种富强模式。
严复于1895年3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首次提及进化论。在文中，严复简要介绍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他说：“物类之繁，始于一本。其日纷日异，大抵牵天系地与凡所处事势之殊，遂至阔绝相悬，几于不可复一。然此皆后天之事，因夫自然，而驯致若此者也。”[1]在严复看来，这本达尔文历经数十年而著的书：“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2]严复在扼要阐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主旨的基础上，又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了适度的阐释和发挥。这样，原本只是阐明生物学意义上的发展规律的达尔文进化论，就通过种、群、社会、国家等新概念的提出，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成为阐述“弱为强肉”“愚者智役”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应该说，在此书中，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阐说是相当简略的，对斯宾塞的群学也只是略有提及，还尚未涉及其进化思想。而真正奠定了严复在引进和传播进化论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则是《天演论》译本的出版。《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此书是由赫胥黎在牛津大学“罗曼尼斯讲座”的讲演汇编而成，并于1894年出版。严复在译介此书的过程中，大胆地对原著进行了增减和添加，创造性地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生物学”法则、斯宾塞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法则纳入中国传统的“天道”，从而使得“进化”“物竞”“天择”成为普遍的公理，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这样，遵循着“天道”的“人道”或“人类社会”，就必须通过不断的“竞争”和“适应”的过程来达到自强保种，而这正是处于被“淘汰”危机下的中国的出路。严复所构建的进化论世界观，旨在通过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来促使国人觉醒，并进而认识到处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的中国，只有遵循天演法则，采取与天争胜的积极态度来自强保种，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若不奋发有为，改变传统的大一统局面下所形成的相安相养、缺乏竞争和活力的状态，则必将面临亡国、亡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