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波尔多·阿拉思（Leopoldo Alas）是一个法学教授，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在小说一方面，他自己虽然是一个左拉的崇拜者，但他的作品却毋宁说是出于弗罗培尔的影响。他的杰作，A Regenta，是一部篇幅多至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作；虽然因故事的松散使这作品缺乏一种戏剧的效果而蒙着相当损失，但是它辛辣的讽刺，大胆而有力的描写，却还是可以抓住读者的注意以维持全书的顶点的：有许多批评家，以为阿拉思的太丰富的理论的头脑，是损害他的小说家的才能的，他是在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哲学未完全稳定之前，就把太多的哲学，太多的世界观放到了作品里去，而成为说理化，教训化的东西。这缺点，批评家的阿拉思自己也是感悟到的；但晚年的作品里，他是放弃了那种科学家式的说理而写实的手法，渐渐的成为思想主义的作家。
鲁意斯·哥罗马神父（Luis Coloma）是仅仅以一两部著作而获得西班牙重要小说家的地位的，他第一部作品Pequeneces出现的时候，年龄已经四十。批评家的阿拉思，是曾经称之为“颇有希望”的作家，而在他完成第二部小说的时候，那位“颇有希望”的作家已经到了六十的高龄了。虽然这样，这两部作品却是永远不会老去的，每一个时代都发现他的新读者。哥罗马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是时常为着教训，为着描写的详尽，而牺牲着艺术的成分；他的教训，和他的当神父的职业极不调和，时常是辛辣而异端的。
哈辛多·奥克达维欧·比公（Jacinto Octavio Picon）是一个用最学院式的文字来写自然主义的作品的作家，他在文学方面，一直以新的古典主义的大师伐莱拉为宗。因此，他的作品是没有那种自然主义作家所惯有的粗拙和累赘的语法的毛病，他的作品常是清楚，合理，匀称。因这原故，他是和大部分西班牙写实家相反，不以偏僻的地带为描写背景，他是写了西班牙的都城马德里。同时也许正因为这原故，他的作品在国外是不能博得任何注意的，因为西班牙小说之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是正由于不易被人理解的特殊性，而不是由于任何人都能理解的普遍性；同时，文学方面无论优点和劣点，却都是可以因翻译而掩抹了去的。
在西班牙的优秀小说家之中，最被一般所忽略了的是荷赛·马利亚·马德欧（Jose Maria Matheu）。他的作品是平静而隽永，跟需要刺激和奇迹的现代趣味是绝不相容。但有许多作家，如路木·达里欧（Rubeu Dorio）和阿左林（Azorin）却是把他的评价，放在一切西班牙小说家之上的。他描写都市，同时也描写故乡阿拉恭；无疑的，在以后者为背景的作品上，他是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他从不取任何严重的题材，而描写刻画着那些恬淡而平凡的生活；这样的特征使他不能成为一时代的崇拜的中心，而只在无声无臭之中悄悄的培植着他的虽小而绝端精雅的园地。
跟马德欧相反，维森德·勃拉思戈·伊巴涅思（Vicente Blasco Ibanez）却是西班牙作家最早博得世界声誉的一个。在早年，正当左拉的影响在西班牙风靡一时的时代，他是无疑的也跟着一时的风尚写作。一个极端勤勉的作家，辛苦，刻意求工，充满了健康的生命力。他的全部作品是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仍然寄寓着作者个人的写实作品，一种是完全用冷淡的旁观态度写成的自然主义的作品，无疑的，那后面一种在作者是更多的辛苦，而对读者是沉闷。伊巴涅思有一种可以令人钦佩的观察和探访的耐心，他所描写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大，人物是非常的多样；但是一个读者，他是宁愿向别一些书里去发现智识的来源，而不会向一个小说家去要求社会状况的报告统计材料的，作为艺术家伊巴涅思的地位，是建立在他的记述自身经验的作品上。
四、新古典主义的匠师——伐莱拉
严格地讲，黄·伐莱拉（Juan Valera）是一个应该拒绝任何类别的作家。他也常以他的故乡安达路西亚为描写对象，但地方色彩的浅薄使他不能列入地方主义作家之群，例如某种程度的写实作家，但他的人物却多出于作者的幻想。可是，一般的说，他的作风是直接的导源于西万提斯的时代，因此，便有许多批评家都乐于拿新的古典主义这称号加到这些实际上是无可归类的作品上去。
在一部著作的序文里，伐莱拉曾经说了这样的话：“一部美丽的小说应该是诗歌，而不是历史，这就是说，它不能把事物描写得像原来的形状一样，它应该把事物描写得比原来更美丽一点。”因此，他的人物，大都是超现实的；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他们给予人一种无比的愉快，但在过后，却很少能在记忆里存留。伐莱拉的作品中叫人怀念的成分，决不是在人物方面，而是在整部作品的调和，修练，精致等等艺术的完美方面。
假如把伐莱拉只当做一个散文家，那么他的Las Ilusionesdel Doctor Faustino（《福斯谛诺博士的幻觉》）便无疑是最优秀的作品。
跟伐莱拉同样是安达路西亚人，同样是文学上的形式和修辞的爱好者，虽然年代是较迟，但无疑可以归入同一类别的作家，是里加多·莱洪（Ricardo Leon）。思想上是一个守旧派，虔诚于宗教，自然在艺术上是偏受着那种传统的规律。他认为艺术并不就是生活，而是个人对生活的一种解释；艺术是选择，而正当的选择又必须基于从古典教育得来的好的玩味。显然的，他是比他的前驱者伐莱拉更坦白的主张传统的文学。当世的批评家对于这样一位作家的成功，是给予了许多的非难，以为他仅仅是一个西班牙古典文学的没有生命的模仿者。
五、罗曼主义的再生草——阿拉尔公
贝特罗·安多尼欧·德·阿拉尔公（Pedro Antonio deAlarcon）是一般的被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在地方主义文学风靡一时的时代后的罗曼作家，这位美丽而绝非现实的故事的作者，自己也曾经一时悔恨着那些早年作品，以致把最有精力的年龄（从三十到四十）在沉默中虚度，可是他在四十以后几部著作，却依然显得同样的非现实而且美丽。他的成功是自己也料不到的，这才使他有胆量向自己所长的方面进行去。
阿拉尔公有极活泼的描写手段，他的作品是能够从头就把你的注意抓住，永不放手。他绝不在作品的严肃的方面，思想，布局等等，下许多功夫；他只是说了那个幻想的故事，谈得有趣，如此而已。无论怎样严格的文学理论，对阿拉尔公总是无所施技的。
六、叛逆的小说家巴罗哈
一个异端的作家，虚无主义的作家，比奥·巴罗哈（PioBoroja），是在本质上是一个极端好动的人，但环境却使他过着极度安静的生活。他的动，是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的英雄查拉加音，西班牙的巴札各夫，是极端好动的，他的困难是他的精力和勇气的源流。但一朝克服了这些困难的时候，他是感觉到没有事情可以做了。“我要替自己创造一些新的困难出来。”他这样声言。无疑的，这是比奥·巴罗哈自己在这样说着，他的破坏的狂热是永不休止的；可是这些破坏热是他的真实：他是诚恳的人。
时常选择着那些被上流社会所践踏的人们——乞丐，小丑，流浪汉，盗贼，娼妓，私贩，以至于企图谋害国王的安那其主义者——做他的描写对象，巴罗哈却并没有为这些人给予了他的同情。他的选择他们，仅仅是当做对现存社会的一个威胁，一个捣乱，一个用来破坏旁的东西的工具而已。
在艺术上也是绝对的叛徒，巴罗哈并不顾到修辞，他的文字是大胆，粗糙，随心所欲；他甚至不顾到故事的连续，在一部以古罗马为对象的作品，他是毫不为意的把罗马放到了一个近代的背景里去，因为仔细的观察古代的生活习惯的耐性，他是没有的，而且在他认为是绝对不需要的。有些批评家以为，这种写作上的倔强态度，也仅仅是表明他的破坏狂的一端而已；他并不是来不及顾到，而是故意；在一些较平静的作品，他的艺术上的精练还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当批评家们非难着他的打电报式的文字，而宣称他是一个“非文学的文学作品”的代表的时候，巴罗哈宣称他并不是什么文学者。他没有任何文学倾向的痕迹。有时候极度的忠实现实，有时候极度幻想，以致流于神秘，使人无从理解；不但在他的全体作品里，甚至在一部单独的作品之中，这许多矛盾的要素也会因他的神奇的笔而得到一个神奇的调和。他是一个个性的作家，是一个拒绝任何类别或艺术的分析的作家。
七、近代倾向的创始者——伐列英克朗
被一般所认为文学上的近代倾向的创始者的拉蒙·马利亚·德尔·伐列英克朗（Ramon Maria Del Valle-Inclan），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的作品是不多的，但每一篇都是惨淡经营的作品，人们并不能发现那些作品里的雕琢的痕迹，作者是把这些痕迹也用更多的苦心巧妙的掩饰了过去。从来不采用重大的题材，他在个性上是没有这种对大物件的感受力；他所注意的只是那些极度细微的，充满了诗恋的东西！想在这些作品里面找寻大的Sensation的人们是无疑会失望的。
在散文著作中，伐列英克朗永没有发现过一种好的设计（plot），但他时常能够创造出一种浓郁的空气来，把平凡化为动人，把那些本来是零星的饰花巧妙的组成了浑成的花园。
八、阿耶拉的心理小说
以诗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活，拉蒙·贝雷斯·德·阿耶拉（Ramon Perez de Ayala）跟伐列英克朗正相反，在他的成功的小说上是完全的脱离了诗歌的气氛，虽然在小说方面的成功是比较的迟，但仅仅只五十多岁的年龄是不能让人轻易把他的文字生活结算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永不自己满足的作家：每一次都渴望着更高的成功。
写实主义在近世文学上的发展，是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发挥到更广泛的领域，即描写社会的全景，而成为自然主义，另一条路是透入到人性的更深奥的地方去，这就成为心理小说。阿耶拉的写实主义是走着后一条道路的。阿耶拉有处置他的人物的特殊才能，每一个都是活的，而在他的代表作Belarmino yApolonio（《培拉尔米诺和阿波罗尼欧》）里面，不但那几个主要的人物，即便是极不重要的配角，都无有不刻画入微。这部作品是曾经被推尊为《吉河德先生》以来的最伟大的小说的。
九、后语
我们在这里没有可能把另一些也许是同样重要的作家，如同Unamuno，Azorin，Miro，Serna等人完全的叙述进去；至于次要的作家，则更是来不及提到。不过各流派的代表，却大致的在前面齐备了，详细的叙述，是只能有待于旁的机会了。
（载《矛盾》第二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