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
从来旧事物都要被新事物所取代，这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人有怀旧的天性，常常会想念昔日的风光而引起怅惘之情。听说北京地处最繁盛商业中心王府井大街的东安市场不出两年之后，将会成为最现代化的商场，而旧东安市场将会完全消失不留痕迹，这使我深觉怅惘。其实今天的东安市场早非旧时面貌，而最使我怀恋的还是那个在三十年代我最熟悉的老东安市场。
我家是从江南北迁而来，父籍常州，母籍杭州，自幼惯听双亲的乡音，自己却讲满口京话。然而在学校还常受到同学朋友的指摘，说我字音不纯，尖圆不分。譬如“因音”“程陈”“正镇”就常常念错，教人笑话；自己亦深感惭愧，才知是听惯南音所致，费了很大劲才改正过来。
我生于一九一七年，至今虽老未龙钟，但显著的衰老现象却是记忆力的减退。往往刚拿在手里的东西，转眼便不见了，一天不知要用多少时间在找东西。更为痛苦的是，刚刚相识的朋友，转眼便忘记了姓名；人家十分热情地过来打招呼，我却在费大力气苦想这人是谁，必要的话还要想方设法套出他的名姓。更使我狼狈的是最近一位来自台湾的热情朋友到我家欢然道故，谈到当年我家住过的几处旧址，如何两人一起乘电车，我在车上讲笑话，把全车乘客都逗笑了，又如何和我一起爬墙上房去采海棠花等等往事……分明是一个比我年轻十几岁的小朋友，而我苦思冥想，至今找不出这段回忆。他的名字也毫无印象。糊涂至此，令我伤心惨目。
提这件事是为了说明一下家住北京的居处特点。父亲从二十世纪初便从南方北来做事了。开始是借住在北京做大官的他的舅父家里，后来便迁居出去独立成家。当时北京住房情况与今日大不相同，闲房所在皆是，租房非常容易。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就记得北京街头，不管大街小巷，在墙上，尤其是电线杆上，常常贴着“吉房招租”的红纸招贴，上写着：某街某巷，门牌号数，有几重院子，几间房子，每月租金若干。根据招贴地址前去看房，与房东见面洽谈，预付两三个月的房租便说定了。于是择吉搬家便住了下来。
我的双亲多子女，我的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男孩中最大的，但是在我后面，母亲一共又生了六个弟弟和六个妹妹，共生十五胎，除长姊和三、四、五弟早逝外，尚余姊妹弟兄十一人，是好大的一家。假如姊弟健在，正符合唐代名将郭子仪“七子八婿”之数。迄今为止，在我一生接触的亲朋好友之中，包括外国友人在内，尚无一保持这项纪录的人家。父母一生饱尝战乱之苦，包括太平天国之役、辛亥革命、日寇侵华、解放战争。尤其是待我长大成人，更遭遇“反右”及“文革”之乱，两次大乱我都是罪魁祸首。由于母亲对我的深爱，越是困难，虽有众多子女却不肯离开我家，父亲殁于“反右”次年，母亲则坚持到“文革”以后病故。
写以上一段与东安市场似无关联的住房情况却为的是说明一下我青年时代及远游归来重新定居北京的往事。
父亲一生精力饱满，很少见他休息。我只记得他在做官的时候上班下班十分认真，下班回家，不是读书便是写字、作画，而且高声吟诵诗词。收藏文物字画是他终身癖好，而现在回想，他还有一项癖好乃是搬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我记不清楚我家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几年中搬过几回家。能够想得起的地址有：东四四条胡同、班大人胡同、遂安伯胡同、南河沿金钩胡同、南池子葡萄园、景山后太平街这六处。而我诞生之处是舅公庄大人的小草厂一所大宅院，北京不止一个小草厂，这是位在东城的小草厂。这七处居住过的宅院，除景山后太平街一处之外，全在北京东城区绕着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的地方。写到这里不由得对父亲的酷嗜搬家引起深思。谁都知道，搬家是一件非常劳神费力的麻烦事情，从收拣什物到装箱、转运、打包；再解包、安置，多么辛苦！远的不说，近年来，两位老友的夫人由于搬家过劳致命，一位是钱昌照先生的夫人沈性元女士，另一位是叶浅予先生的夫人王人美女士，众所共知，令人扼腕。而我的母亲，由于多次主持搬家，又忙又累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而父亲的爱好搬家，我现在想来，除去他生性好动之外，与他的多子女不无关系。孩子多了，奶妈也多，我记得我家经常有三四个带孩子的奶妈，觉得拥挤不够住了，就搬家。更重要的理由是那个“故都”北平——北京在我印象之中，很长时期以来是人口在七十万左右，整所的空房、四合院随处皆是。无论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戏园饭馆，很少拥挤现象；戏园影院虽然满座，亦大多秩序良好。父亲以搬家为乐，亦正由于他爱新鲜，从容搬迁而不觉其苦。更为有趣的是，在我从十九岁离开北京的老家独闯江湖，历经武汉、南京、长沙、重庆、江安、成都的八年抗战；再到上海，出走香港之后，于一九四九年回到北京，先住东单栖凤楼，又离东安市场不远，而到一九五四年为了把上海的父母亲接回北京买了帅府园马家庙的一座有十八间房的四合院，所在地竟然贴近了王府井大街，出来进去几乎每天都要经过东安市场。
一场无理取闹发展为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从马家庙私宅赶了出来，逼得我迁居到较远的和平里，“文革”结束后又被移居到朝阳区的东大桥；自己旧居的两个院子、十八间房子都白白送给国家了。这使我至今的最后二十六年离开了王府井，亦即远离了东安市场；偶尔去到那里，总难免感到点黯然神伤；虽然现在的东安市场早已大大地改了旧时的面貌。
正是由于对东安市场存在一种难于忘却的怀旧的感情，所以听说东安市场，甚至连同王府井大街的原貌在不久的未来将会从北京东城的这块土地上消失，而接到要我写一篇旧东安市场记的任务时我便毫未犹豫地拿起笔来。
东安市场创建于一九〇三年，而我经常出入市场当是在建场之后的一九三〇年，我年纪在十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最初是母亲带我去逛市场，然后东安市场便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一块磁石；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我的母校孔德学校，地处东华门大街，与东安市场近在咫尺。因此每天学校下课之后东安市场便成为我常来常往的地方。我至今记得，当时北京人把东安市场比作“马连良”，意为“没黑过”。在那一段很长的局势动乱、百业萧条的时代，印象中的东安市场却永远是熙来攘往。正如一代京剧明星唱老生的马连良一样，在舞台上占尽风流。然而北京人不知道，而我却亲眼目睹过，在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九龙普庆大戏院，马连良也赶上过最“黑”的时刻。记得那次大约是春天，我从香港过海回到九龙，走经弥敦道普庆戏院门口，一看墙上大海报当晚马连良演出的戏码就吃了一惊，他演的是《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一赶三，前鲁肃、中孔明、后关公。不由得买票进场，并且进到后台；见到马先生说了两句问好的话，他忙着上场我就走出了化妆间；只见他的“箱官”坐在大衣箱上叹气，对我说：“跟了马老板二十多年亦没见过他这个唱法……咳……”一边说一边摇头。待我走进场，看见剧场里冷冷清清不过坐了四五排寥寥的观众就更觉伤情惨目，坐不到几分钟便出场回家了。落得这般光景主要在于香港不是京剧的天下。又赶上时局动荡，大陆行将易手以致也影响了香港。当时我也不知马先生何自而来到香港，看来这确是他一生最“黑”的时刻。当然，他后来在“文革”中的横遭凌辱致死，更是惨绝人寰，成为千古遗恨。但是，东安市场却从来都是兴旺的。
很多往事都记不得了，可是我却时时记起在东安市场的一所叫作明星的电影院，由父亲带着去看过一部国产影片，名叫《孤儿救祖记》，甚至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它的某些画面和场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是黑白的无声片，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摄成于一九二三年。我的座位在楼上右侧，是一排一排的长木凳，记忆中这影院即是如今吉祥戏院的前身。但是却从来无人提起，我亦一时找不到人来对证，亦再不记得在这里还看过别的电影。而吉祥戏院直到如今从来都是以演出京剧、昆曲，以及传统及现代题材戏曲节目为主的剧院。
东安市场最吸引我的地方亦不是吉祥戏院，而是戏院左侧的一片空地叫作杂耍场的地方。杂耍场里品类繁多，有变魔术的、摔跤的、攀杠子练武术的、拉洋片的、踢毽子的、说书的、唱大鼓的、说相声的。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说相声的。那段时期，东安市场说相声的演员名叫赵蔼如，捧哏的演员很年轻，名叫什么我始终不知道，但他那装傻充愣的憨厚样子我至今印象深刻，相反赵蔼如的模样倒记不真了。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其中很大成分被人叱之为耍贫嘴，而耍贫嘴并不见得就会讨人嫌，有时常会把枯燥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甚至不无哲理，也时时给人灌输某些知识……譬如我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下课之后又去了东安市场，直奔赵蔼如的场地。这次同去的有一个女同学，赵蔼如一见到就对姑娘鞠了一个躬，说：“小姐，您到那边儿瞧变戏法儿的去吧。我们这儿不文明。”虽然不知道有啥不文明，女同学却臊了个大红脸转身跑了。第二天上学就骂我们缺德带她去听相声，并且问到底是个什么“不文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相声场子里司空见惯，赵蔼如一见有女客来就是这样把姑娘、小姐们打发走。这回是女同学要跟来，我们有什么法子？
是怎么不文明呢？相声表演里有时说些荤话，就是现在的所谓“黄色”，如此而已。其实这是中国民间文学的传统，譬如专唱京戏的广和楼，当时就不卖女座；亦是由于剧目中，或是对话里有点“荤”的缘故，也就是涉及了两性关系的“性”的问题。说它是民间文学的传统绝对没有丝毫的夸张，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是剧本大都有关于两性关系的描写，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写的是生活，而性是生活里的主要部分。
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针见血的真理，是延续个人、种族、国家的真理。但性又是必须遏制或是控制的，否则便会产生难以想象的恶果。从古以来都为此设置种种的戒律与禁条，历来无论是一国之主或一家之主都是道貌岸然地训诫他的臣民和后代儿孙。但是这些人物自己却背着臣民和儿孙干着同样的勾当甚或更为恶劣，这本身便是一种不文明的滑稽表演。近年来常常在报纸上登载着教育部门关心着在学校里如何进行适当的性教育以免由于无知而引发什么不测的后果。提起当年我在东安市场杂耍场里听相声，便不由得联想起我最初受到的一些性知识竟是从赵蔼如的相声里听来的。相声是滑稽表演，而生活里的两性关系也同样是很滑稽可笑的，但它就是生活。
所以在生活里听到严厉的家长训斥子女和领导发号施令，我总觉得十分滑稽，马上就会产生联想。
听相声和看别的杂耍一样，都是听完一段就往演员捧过来的笸箩里或地下扔钱。那时候兴用铜板，分大的小的两种，一个大的等于两个小的，扔一个两个就行了。也有不给钱转身就走的，一般坐在四周长板凳上的都会扔钱；而站着听的有些就不给钱了，甚至在一个节目快完之前，没等收钱就先溜了。因为演员会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对不给钱就走了的，也会说几句损话，所以不等说就先溜。
所有的表演都是这样要钱的。杂耍场里除上面说的一些项目外，还有算命的、卜卦的、代写书信的，旁边还有小茶馆……但这些地方我都没什么兴趣。
杂耍场是露天的，顶上没有遮盖，碰上阴天下雨便冷清没人来了。
还有我至今记得的是杂耍场里长年停着一辆独轮大板车，上头挂一个一尺多长的牌子，写的是：河间包子。老板是一个中年的胖大汉子，夏天光膀子，冬天穿大棉袄。猪肉包子一屉接一屉蒸出来，热气腾腾，开屉就吃，总是顾客不断。至今六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这里的河间包子是最好吃的包子。
当然，学生们下了课到市场，除了玩就是吃。本来“民以食为天”嘛，市场的第一要项就是吃。我这里说的吃，不是说吃什么山珍海味，学生嘛，不过吃一些平常的食品。但现在写吃却也难免要和当前做一些对比，对比之下我总觉得现在过分地铺张浪费了。就譬如吃涮羊肉吧，东来顺至今是涮羊肉的王国。当年的东来顺好不威风，门前两边一顺摆着十来个直径约近三尺的大树干锯成的砧板，每块砧板后面站着一个又胖又壮的彪形大汉，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又薄又亮的大片刀切削羊肉，把整块的冻肉切得纸一样薄。这是专业的切肉师傅，据说当年每人每月的工钱约为三百银圆，够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真够气派！而涮羊肉并非多么高贵的食物，吃一顿花不了多少钱，当年即使穷学生也能吃得起。但联想到今天却令人感慨：今天的宴席上如果主题是涮羊肉或是烤鸭，却总是先上四个或更多的冷盘，再上四个乃至八个、十个热菜，等到主题的涮肉或烤鸭上来，座上客人早已吃得心灰意懒周身犯困了。更使人惊讶的是饮食业近年发展的一门“食品”艺术加工业，把食物精心刻制成花朵或动物的形状，把一个大萝卜的红心雕成各种花或龙凤鱼鸟的形状；但无论怎样加工精雕细刻，你能雕刻成真花真叶真动物那样吗？而且把龙凤花鸟咬在嘴里又是什么味道？这真是走火入魔进入邪门歪道了。中国菜的传统讲色香味，与这种“雕刻艺术”全不相干。我想这不算过激之论，且与东安市场也不太相干；但我是缅怀昔日以及老东安市场在食品业方面务实、本色、简朴之风而发发牢骚的。
逛市场在吃的方面说不过来。使我现在还记得的是母亲带我去看病，然后同乘一辆人力车从西城回家，但是经过东安市场时去到五芳斋为我叫了一碗蟹黄面。我低头大吃，母亲满面笑容地看我吃，说：“慢慢吃，回家出身汗就好了……”这是一碗南方如上海一带的汤面，真好吃，从此以后我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第二碗。
另外还有一家其规模不下于东来顺的润明楼，建筑开阔宏大，但却是个非常平民化的饭庄，菜很便宜，而且每张台子上都经常摆着四碟小菜，虽然都不过是酱豆腐、咸黄瓜、咸水花生、泡酸白菜之类，但都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大馆子，小价钱，是学生、寒士们常去吃饭的地方。叫一碗面、一盘炒饭也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对比今天，恍如隔世了。
吃甜食的丰盛公是我和同学们去得最多的地方，这家小食店的奶酪、奶卷和奶糕最好。我是从来不吃牛奶的，但对这家的奶制品却都喜欢。
荣华斋食品店可能是东安市场历史最久的点心店了，一位个子高大方面大耳的老伙计在我读中学时代就经常见到，到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我离开北京十三年后再回来时仍见到他在店里殷勤待客，只是显得衰老了些，但是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荣华斋的西点和中国的传统点心都做得很好，我尤其喜欢咱们的传统点心“翻毛月饼”，枣泥馅的、玫瑰馅的都是最好吃的，但近些年来的月饼已都被一层薄皮包着一个大馅的广东式月饼所取代。多少年来北京的广东月饼始终做不好，硬得像块砖头，假如当作武器打人的话，我看至少能把人打个半死。从今年起大有改善，估计是得到了广东做饼师傅的真传，做得很像真正的广东月饼了，但是我对广东月饼却总是望而生畏，总觉得那只是用一层薄皮包一个大甜馅，尤其是里面那个完整的大鸭蛋黄腻得难以下咽，比起咱们北京的“翻毛”或曰“酥皮”的月饼相差甚远。估计可能是广东式便于装盒携带而且光亮魁伟之故。中秋节走过一些食品店，见广东月饼堆得像山一样，买月饼的排成长龙，心里真替北京月饼叫冤。目前好像只有西单的桂香村还能买到翻毛月饼，前门外可能也有很老的食品店有卖，但我都久已不去了。对北京古老传统的南味月饼我无限怀恋，而荣华斋不知何时早已渺不存在了。
东安市场另一个规模很大的稻香春，或曰稻香村，我不知何者为正统。这家老店几十年来经历几个社会，生意十分发达，近年来在北京开了多少分店叫人数不过来了。它是个经营南货的食品店，生意做得很灵活，距今七十多年前的事情我竟还记得。我只有四五岁的时候，妈妈抱着我站在住居小草厂的大门外，等着一早就上市的南菜担子过来，叫住他买一块两头圆，当中一个凹形，像一块绕线板似的双层的定胜糕，是上海传过来的小孩们最爱吃的甜食。还能买到新做出来的肉馅油酥的眉毛饺，是父母亲最爱吃的南方点心。南菜担子维持了很长时期，可以买到整只的火腿、新鲜的冬笋、笋干、虾米、虾子……担子是用竹篾条编成的长方形的篓子，上面盖一个篾编的大帽子，一头一个，用一根扁担挑着，走街串巷，给用户很大方便。三十年代我离开北京时，似乎还有南菜担子的存在，四十年代末倦游归来，南菜担子已经消失了。说南菜担子是稻香春的小支队只是我想当然的揣测而已，并没有哪位权威人士向我证实过。我实在怀念这种南菜担子。
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北京自然会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在古老的东安市场正街十字路口的甜食摊上，夏天冰镇的果子干，是以柿子为主的甜汤加上冰块，现在却很少见到了；摊主手里拿着两只铜制的冰盏打出响声，唱着：“果子干儿雪花酪，好不好吃尝口头。”酸梅汤来自琉璃厂的信远斋，有桂花香，是北京人最爱的夏季饮料，我觉得实在远胜越洋而来的汽水、可口可乐甚多甚多，然而如此美味的酸梅汤今天却很少见到，却又被新兴的“果茶”压倒了，这太说不过去了。
我还记得市场里的西餐馆名叫国强，还有一个吉士林……在西餐馆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西菜，而是一道甜点心“奶油栗子粉”。把栗子煮熟磨成粉末，上加一层奶油，那真可算作世界上最好吃的甜食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栗子粉长远失去踪影，这样简单易为的美食为什么被西餐馆、饮食店老板忘记了？
被遗忘了的北京食品还不仅是栗子粉而已，譬如芸豆糕、豆糕、萝卜丝饼等等都很少见到了。见报载北京最近出现了不少食品街和美食城，一片繁盛气象，可惜我不似昔年，没有这多精力，更没有这多时间到处去找吃的了。
近年来常见报上登着假冒伪劣产品，看着让人生气，但有些假货亦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难以想象。譬如有的皮鞋，穿上几天鞋底就折断了，那么买鞋的当时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种情况在过去的时代，亦即是说在所谓旧社会，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时候了，在东安市场西门里，路北有一家皮鞋店名叫佳美丽，我当时在那家店里买的两双皮鞋至今还能穿，鞋底鞋帮都好好的，已经四十年过去了。
因写到穿鞋，我想起今年春天曾去过苏州，在一次谈到生活穿戴消费的小会上，我忽然感到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妇女穿得最多的衣鞋现在竟然逐渐消失了，那就是最漂亮潇洒又简便经济的旗袍和绣花鞋。
旗袍和绣花鞋都是中国的传统，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旗袍根据它的名字，可知是从满族旗装演变成的，和越南人的女袍也有近似处。绣花鞋也就是从满族的女鞋衍化而成，它不是古代传统，因为自宋以后中国汉族妇女缠足。这两种衣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完全依妇女的身材和足形裁制而成，所以它最能表现身形和脚形的自然美。在大自然里，最美丽的线条就是青春少女的线条，包括双足的线条，而旗袍和绣花鞋正是女性人体美的最好体现者，因为它穿在女人身上和脚上不加任何掩饰。当然，身体和脚有缺欠的又当别论，又不是你非穿它不可。
这种袍和这种鞋在清帝逊位后的中国大概流行了半个世纪之久，是城市妇女最普遍的穿着。只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革命的大潮涌来，才被灰色的列宁服和系带鞋所取代，从而在这半个世纪以来基本销声匿迹了。到如今灰色制服又已失势，于是多种西装穿到女人身上，而这种本国的、最美的、最能表现女性青春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合理的衣鞋却为什么被我们自己遗忘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城市妇女，更多的是少女到中年妇女，穿旗袍和绣花鞋的最多。旗袍当然可以极为考究，也可以十分简朴，从绫罗绸缎丝绣到竹布一袭；绣花鞋当然也可不绣花，和男人穿的黑便鞋一样。那时候城市道路自然远不及今天马路之宽大平坦尚且健步自得，现在穿着绣花鞋在马路上行走自然更得心应脚了。
自然，旗袍现在还没有被完全遗忘，最近看见一些时装展览及表演中亦常有旗袍节目的出现，但生活中却仍罕见，至于平底的绣花鞋则更少更少。让女同胞们，即姑娘小姐们凭良心说一说，绣花鞋比高跟鞋是不是舒服得多，也合理得多吧？何必穿那么高的底！那么硬的帮！高够半尺，把脚绷得够跳芭蕾舞的啦；走一段路下来，回到屋里一屁股坐在床上把鞋一甩老远，双手握着双脚叫疼，这是何苦来？我可见过。当然，你为了个子矮要垫高些，那又是另一种问题了。不久前我见过报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家鞋厂做了一批绣花鞋是为了卖给老年妇女的，但竟被年轻妇女一买而光。这是个好兆头，让我高兴了半天。
我热忱地盼望女人的旗袍和绣花鞋恢复昔日的声威，迅速占领市场，夺回失去的阵地。当年的东安市场，即是皮鞋店亦有绣花鞋的橱柜，随处可以买到。那种缎面、绣花、薄底都无从假造，一望而知真假；很难出现什么伪劣产品，而价格亦不昂贵。它和旗袍一样，天生都是物美价廉的商品。
东安市场还有个古老的会贤球社，是我小学生时代十分向往的地方。我的母校孔德学校以乒乓球负盛名，同学里面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是学校的出色选手。但几次去到球社，使我最向往的是地球——现在似乎名叫保龄球了。
我年纪小，个子也小，见那木头的大球似乎很有分量，从不敢尝试，只能趴到栏杆外面看别人打。一个猛劲把球扔出去，然后就看见那个大圆球笔直地滚滚向前，一家伙把那立得稳稳的一堆木瓶子全部撞倒，多么痛快！但我总觉自己力量不够，怕上去闹笑话而不敢打。终于有一天我决心试一下，买了个牌子。
轮到我了，我脱了外衣，一拿起球来就感到了球的重量。我掂了几下，该怎么助跑几步，怎么扔出去，我都早已看会了。我使足了劲，拼全身之力，抛球出了手。可是糟了！球不是往地下滚的，而是上了天。方向也偏了，直飞出栏杆上端，冲着一群围观者砸过去了。人群齐声惊喊，一下子跑散，球沉重地落在地上。我趁着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抓起地上的衣服逃出场外，有人笑，有人骂，全都顾不上了。在大庭广众之间当场出丑这是第一回。万幸没有伤人，但却是生平丢人现眼的开始。看来那时民风淳厚，没人出来揍我。
当然不能不写一写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早在三十年代中期，那条旧书摊集中的小街就成为我和同学们流连忘返的胜地，但那时毕竟年轻，看书只找些符合自己趣味的。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和琉璃厂以及东安市场的书摊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书店老板们每逢星期天的早晨一定会来到我家。他们基本上掌握了每个送书对象的爱好和需求，把你喜欢的书，也包括一些字画和文物送到你手上。你买也好，不买也好，放下看一阵而仍叫他带走也好，他还会按照你的委托去为你寻求你需要的书，也会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和别人交换或流通书籍材料……旧北京的文人，我们老一辈的名流学者大多享受过这样幸福的读书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反右”难作，我被流放北大荒三年，六十年代好不容易得到点喘息的机会，到了一九六六年又来了一个斩尽杀绝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偌大的文化古城来了一个彻底的灰飞烟灭。
东方出现了又一次新的曙光，一切旧事物都会过去。那个古老的，基本上该说是安静的古都北京，当时谁能想到如今的情景呢？现在的北京人口一千万，可我居住过的七十万人口的老北京街头巷尾冷冷清清，很少见到十分拥挤的现象。什么乘车排队，吃饭排队，买邮票也要排队，当年谁也没听说过什么叫排队……现在，旧的王府井将出现新的面貌，而东安市场将突然不复存在。只是由于今天重过王府井，又走了一趟东安市场，所以用这支笔，再抒发一下怀旧之情耳。
记得五十年代，在思想改造受批判的时候，我的重大罪状一条是“怀旧”……然而旧时月色安得不怀？如今我这么写东安市场看来也不会有什么人再来批判我了。社会毕竟在进步，温故而知新，人总是需要历史的。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北京朝阳区东大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