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
《我这一辈子》在上海演得挺起劲，我愿意提前报告一下，原作者老舍先生在北京的近况。
头一次看见老舍是在玉华台饭馆里，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他才来。服务员掀起门帘，我们就看见在院子里走进来一位中等身材胖胖的人，穿着皮大衣，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不大得劲。进门一脱大衣，他上身穿着一件绿呢西装。里面是大红黑花的呢衬衫，就像美国西部的牧童的装束，底下穿的是两条蓝绸子棉套裤，扎着裤脚。太现成了，说明了这位老北京刚从美国回来。
他在美国得了腿病，严重得路都走不动，一天到晚总是蹲在北京饭店楼上。他说：“我真喜欢吃点烧饼果子，可是，出了饭店，走到东单（普通人三分钟的路程）我就得走上半天，还得歇四五回！唉！”
这位老北京还不脱他当年的风趣。大家都问他美国的近况，他一杯一杯喝着黄酒，话匣子也越开越响了，他谈到了美国的“文化”，先提到他的那本《离婚》的故事。先是给别人偷译了，加上了一个大团圆的莫名其妙的尾巴，他交涉了半天，也并没有结果。自己出版了全译本，可是并不卖。美国人搞文化，就跟做生意差不多。一本书出版，先得在各方面大做其广告，明星也能代你吹一通，戏院、药店……都得有小广告，再加上广播，那才成。否则，什么书都别想卖。
书要在美国销，还得看“时机”，还得看“刺激性”。说“刺激性”就是说造谣与空想的成分。最近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一九五八年的英国》那么一本小说，这是描写英国共产化了以后的情形（推测）的。美国人当然很关心这个问题。照那位作者说，那时候，是一点自由也没有了的。你在家里写日记，都能用无线电给探查出来。一个人要反抗，给捉去弄死了。全书就是充满了这样的“惊险”的“幻想”。然而大卖，全书充满了阴森的谣言，所谓“哲学家”的罗素还给写了序文。
这是美国的“文化”的一例。变态的恐怖心理造成的反动。
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东西。纽约就在上演一出《琵琶记》，写赵五娘的故事的，请来了日本人做舞台顾问。“哟，那种服装、布景，瞧了就让人难受！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他说有那么一场，全体演员待在台上，“就好像我们京戏里《青石山》的样子。可是《青石山》多美呀，一掀帘子，二郎神、托塔天王、周仓、天兵天将，整一台，多威武多庄严。可是纽约的那个《赵五娘》啊，就不知道是一堆什么妖怪、小丑！”
他说在美国就住在一间小小的“破瓦寒窑”里面，什么地方都不敢去，连饭馆都怕去。美国有三百多国民党的特务，你碰上一个瞧瞧，那眼睛瞪得有包子那么大！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进步的中国学生在开会，到会场上去一看，特务们在椅子上都拉上了屎！
别提美国了，一提就是一肚子气。
大家总是都还记得老舍在重庆时候的事，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的文化人都能体验出那种滋味。他是写小说的，可是他在那种环境下面又能写什么小说呢？他当时写过不少旧诗，抽坏烟喝坏酒，身体越来越坏，东西越写不好，他绝望极了。
可是老北京又回到了老家，老家翻了身，成了新中国的首都。新中国对这位作家的要求和期望有多么大，有多少问题，都找上了他。首先，是北京的三轮车夫的转业问题。这样的问题，在过去，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作家来管呀，可是现在不同了。老舍要帮忙解决这个问题。他已经写好了一个剧本的第一幕。他预备写这么四幕戏，解放以前，解放的过程，解放以后，翻了身，要转业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北京人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城市的。怎么说服他们，让他们走呢？得说明保障的问题，火车、服装，都预备好了，或者是去开垦，或者是去做矿工，得说明那美丽的前程的景致。老舍拿到了第一批去开垦的人们的来信，这是好资料。政府并不骗人，在那边有吃的，有人招待，有了自己的地，正等待春耕。像老舍这样的作家，他现在可以通知北京市政府，请市政府供给写作的材料。他向市政府要到了有关北京大杂院的种种资料。他兴致好极了，他要再亲自去看看那离别了十几年的大杂院的情形。新北京等着他去写。
要说通俗文学，老舍可是个全才。大鼓、相声，样样都来得。而且写得都入味，不像普通作家写得那么生疏。他写出来的东西，都能上口，都能流传。他接了不少订货，也已经赶出来不少成品了。
在吉祥，一天晚上，相声演员侯宝林当众宣布，他们全北京的相声同业，前天下午到北京饭店去访问了一位刚回北京来的“老朋友”，向他讨教了不少关于改造相声的问题，还请他动手先来几段新的。
关于鼓词，他很严肃地说，他理想中的新鼓词，是能充分利用口语，像史诗一样的，描写伟大的时代过程的长篇。他说对这一份工作，是有极大的兴趣，也有最大的野心的。不过这是一份沉重的工作，他很谦虚地说，他要努力去试试看！
那天吃饭，他端起杯子来，向对面的吴晗副市长干了一杯，提起了嗓门，当场表演了两句大鼓，“第一位民选的市长，他叫吴晗！”字正腔圆，获得了满屋子的彩声。他向市长致谢给他调查北京大杂院的方便。
老舍已经不是从前的老舍，他发现他的老家也已经不是从前的北京，他所熟悉的那些人物也都变了。他兴致好极了，他自己想，政府也这样鼓励他，人民也需要他，重新再写新的北京、新的中国。
一九五〇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