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基督徒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罗马人：继续做公民，密切关注着政治史中的事件，即他们所遇到的公共和军事现象，并且一次次地向上帝询问它们的意义。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当然是这类文学中的经典；这部西方历史上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谈到了本书所研究的很多关键主题，因此再对它做一分析仍是有益的。它的作者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基督教化，这可以交给数百年来它的基督教读者去评判。波爱修斯是一个效力于哥特人国王的罗马贵族，他丢了权力，被投入牢房，后来又被处死；他很可能是在狱中写下这本书，抱怨比自己预想得更糟的命运，并要让自己适应这种命运。《哲学的慰藉》不是政治哲学著作，但它是一个政治人的哲学。波爱修斯抱怨自己丢了权力，他认为自己一直在用它做好事，而滥用权力者却对他施以不义的压制。因此他是在给这样一些人说话，他们感到——这种感觉与奥古斯丁的教义并不相违——人必须在“地上之国”行动，尽管他们必须不抱幻想地行动。书中的某些段落宣称，古代伦理命令有美德的人这样行动，使其成为别人表现美德的机会；他在那些段落中还指出，有一些美德除非表现在行动中，不然就会荒废和衰败。[44]但是，在政治中采取行动，会使人暴露在人类权力体系的不安全之中，进入一个易变和“境遇莫测”（peripeteia）的世界，它的历史便是政治不安全的一种表现；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极为意味深长的是，波爱修斯为这种表现所起的名称是“命运”。“命运”（Fortuna）这个拉丁词大体上类似于希腊语中的“tyche”，是一个含义复杂的字眼；波爱修斯在用美德跟命运对抗时，采用了一种历史久远的话语传统，但又把它置于基督教的背景之中。在共和国和帝国时代的罗马元老院的精神氛围中，[45]“命运”的含义是幸运而不是机缘：一个人可以是“幸运的”（felix或faustus），意思是同他的人格有关的某种因素使他能够支配有利的环境；但是机缘的因素也是得到承认的，认为幸运是靠不住的，环境既不能预测也不能控制。成功的行动者的baraka、mana或charisma [46]（用另一些文化中的词汇），既是指能够主宰好运气的人格品质，也是指能够有效而高贵地对付命运可能带来的事物的品质；罗马人给予这种复杂特点的名称是“德性”（virtus）。“美德”和“命运”——转化成英语是virtue和fortune——经常被当作一对反义词，对抗恶劣命运的英勇果敢的品质变成了改变环境、使之对行动者有利的行动能力，从而也变成了能够神秘地主宰好运气的神授的“幸运”（felicitas）。这种对立时常用两性关系的形象来表达：具有阳刚气概的积极的智慧，力求主宰阴柔被动而又不可预测的事，后者以屈服作为对前者力量的奖赏，或以背叛来回应前者的软弱。由此可见，与“男子气概”（virility）有着词源学关系的“德性”（virtus），表达着前者的多重含义；“vir”的意思是男子汉。
“德性”原来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表示一个政治和军事统治阶层的某种精神品质的概念，它逐渐变得类似于希腊语中的“arete”（优秀品质），并且有着与它一样的概念发展史。“Arete”的“公民优秀品质”（受到其他公民尊敬并能产生对他们的领导力和权威的品质）的含义，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加工，有了这样的含义：唯一能够使人获得公共能力的优秀的道德品质，它没有公共能力也能存在，并且能使之成为不必要；在柏拉图思想的最高层次上，它能将生存和宇宙变得可以理解和令人满意。“Arete”和“virtus”后来又都有了这样的含义：第一，使个人或团体能够在公共环境中有效行动的能力；第二，塑造人格或它的要素的基本品质；第三，使人在城邦或世间成为其所应是的优秀品德。“美德”（virtue）及其在不同语言中的同义词，便表达着这多重含义，直到“老西方人”思想的终结；在围绕着马基雅维里这个人物写出来的任何一本书中，该词都有着显而易见的重要性。
波爱修斯的思想具有突出的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特点，这使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性质——假如不是其事实本身的话——引起了争议；他将“德性”（virtus）与“命运”（fortuna）对立起来的做法，使“德性”一词有了罗马的、柏拉图的和基督教的多种含义，并且将“命运”的含义和“德性—命运”的两极对立留传给了后来数百年中奥古斯丁一派的基督教。也就是说，他作为自己对话中的人物，抱怨[47]他身为元老所具有“德性”——它使他因为想做好事而投身于政治——让他面对以“命运”作为其象征的权力斗争的危险。但他这是神正论的而不是政治的抱怨；他不是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失败找理由，而是探求上帝作为完美的美德，为何允许“德性”受到“命运”的蹂躏。奥古斯丁也许会简单地回答说，人若是非要在堕落的城邦中行动，他就必须预先想到不义。在政治上更投入、思想上有更多柏拉图倾向的波爱修斯，想找到一种视角，使他能够理解天国为何允许地上之国的存在。但是当他用“命运”作为“现世”（saeculum）不安全的象征时，他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综合语言，能够在质疑罗马的、政治的德性观行动中使这种德性观变得不朽。这时，一个慈爱的女性形象，即“哲学”，露面了，她对波爱修斯进行安慰。她要向他说透“命运”的含义，她要让他理解历史是上帝意图的一部分，所以他所获得的用来抵抗恶毒命运的德性，是哲学的和沉思的德性，而不是政治的和积极行动的德性；然而在雅典的传统中，政治并没有因为简单地以沉思取代行动而消失。为了探讨波爱修斯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出这个对他的思想至关重要的形象中的某种意蕴。
首先，命运是政治生活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她的象征符号是转轮，人们被它带到权力和名声的高位，又突然因他们无法预测和控制的变化而被抛下。投身于“地上之国”的事务使我们追求权力，因而也要面对“命运”的不安全；但是，如果在以权力为中心的人类关系的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是所有事情中最不可预测的，而它们又是我们最希望能够预测的事情，那么“命运”这个政治象征符号就能够代表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即我们的感官和欲望所创造的幻象，我们从中只看到特殊事物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发生，却看不到给予它们真实性的超时间的原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没有使用“命运”（tyche）这个象征符号，但是从波爱修斯所使用的“命运”中，我们看到它是西方世界观深刻的政治性质的一部分，在这种世界观里，感觉和幻觉的现象世界也是人类城邦的政治世界。此外，这两个世界都有时间维度：事物看上去像是一个接一个相继出现，因为我们看不到它们所从属的超时间的实在，于是转动的轮子让我们觉得极不安全，因为我们是在“地上之国”而不是在“上帝之国”行动。这时哲学的任务是让波爱修斯相信，“现世”和“命运”——政治世界中的权力的不可预测性——是现象和历史不真实性的表现；但是，存在着一种看到其真实性的视角。
哲学为此创立了一种教义，即后来人所熟知的“永恒的当下”（nunc-stans）。[48]对于永恒的上帝来说，时间中的每时每刻是可以同时看到的；整个世俗模式是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和命令的，因此事件序列和预见之类问题是不存在的。历史的世界是可以从其简单、统一和完整性来照看的，并且在上帝的意志和智慧（它们是一回事）的指引下走向人类的赎罪，上帝能够从它的完成中看到它。因此——这是《哲学的慰藉》的核心主张——“一切命运都是好运”，[49]或者毋宁说，“命运”被“神意”和“幸运”这两个概念吞噬了。神意是神的完美眼光，上帝用它来照看（或在人类的智力看来，预见）一切不测之事；命运是完美的模式，上帝用它来命令和了解不测之事。[50]我们所感觉到的“命运”，是我们对历史之完美性的不完美的经验。在后来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言辞中，更为常见的说法是：神意是神秘莫测的事物过程，它在一种我们所不具备的智慧、一个作为神的智慧之表现的形象的指导下，走向我们的赎罪；这种智慧指导着特殊事物和现象，同时又能领悟普遍和理念；在这种言辞中，“命运”可以被等同于“神意”。《神曲》中有一段波爱修斯色彩极重的情节，[51]其中但丁和维吉尔看到地狱中的败家子和守财奴打起架来，维吉尔解释说，双方都有过错，他们蔑视“命运”带给他们的相反的好处，“命运女神”属于天国，她以人类知识不可能掌握的方式，赐予这个世界一切事物，人类发牢骚，对于有上天保佑的她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知道，抱怨上帝的做法，也就是失去“健全理智”（il ben dell' intelletto）的开始，受到天谴的人则完全失去了它。[52]被波爱修斯等同于“命运”的“神意”，表示上帝的无时间性的认识，是对上帝本身呈现的那样，但是变得更为常见的说法是把神意说成像但丁这里所说的“命运”，表示上帝的知识是作为预知呈现给我们，我们只能把它称为神秘莫测的智慧，因为它主宰着我们只能在时间中知道的相继出现的特殊事物。存在着无法在时间中知晓的事情；上帝是从“永恒的当下”知晓它，相信他知晓它则是我们的事，而直到时间结束之前，我们是无从知晓它的。败家子和守财奴在信仰上失败了；但丁这里所说的“命运”可以被，通常也被称为“神意”——即以信仰的眼光看到的波爱修斯的“命运”，并且知道她是好的。相反，异教徒的“命运”，即转轮上那个不能为理性所知的女神，指的是信仰不完整的人所看到和体验到的“神意”。但是，对话中的波爱修斯是处在时间之中，这便是他要服从命运的原因；哲学使他从理智上确信“永恒的当下”是存在的，但并未给他提供具备这种“永恒的当下”的眼光的能力。所以，哲学与信仰是分不开的，尽管波爱修斯没有发展出个人奉献于他的救主这个意义上的基督教信仰观。哲学带给他的不是神的眼光，而是安慰，是让他听从自己的命运，使他确信上帝规定这命运是好的并且知晓它，而他是无从知晓的；信仰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恰当名称。于此，哲学和信仰要取代（或改造）“德性”，作为对“命运”做出的反应；异教徒和公民的美德从“命运”中找到了通过战争和治理国家获得荣耀功绩的原料以及死后的名声，波爱修斯式的基督徒则认为“命运”是一种考验，是要求和召唤一种人生的时机，这种人生被哲学信仰所拯救，摆脱了死亡的痛苦。如果他在世俗世界中行动，这能使他的美德不是“遁世隐修的美德”，使他的信仰面对命运的考验，使之更加完美。数百年来，这便是“基督徒美德”一词的确切含义，虽然对于阿奎那来说，“美德”（virtutes）是个道德实践和道德习惯的问题。[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