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大多数民营富豪企业家一样，成都国腾的掌门人何燕以其罕见的低调行事，如果不是两年前那场因为上市所引发的资本调查风波，何燕和她的国腾系可能还沉浮在冰山之下。在成都，甚至四川，做高科技的国腾已经成为“好效益”的代名词。国腾系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何燕本人也早在2001年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82位，排在她前面的两名女性是阳光文化的杨澜和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 。
何燕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女人……
何燕四川国腾通讯公司董事长
如同大多数民营富豪企业家一样，成都国腾的掌门人何燕以其罕见的低调行事，如果不是两年前那场因为上市所引发的资本调查风波，何燕和她的国腾系可能还沉浮在冰山之下。在成都，甚至在四川这个人口众多的大省，做高科技的国腾已经成为好效益的代名词。在一系列盘根错节的资本组合背后，国腾系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从1995年到2002年的8年间，累计实现销售额达28亿元，创利税7亿元，同时拥有国内IC卡电话３０％的市场。
何燕本人也早在2001年被列入《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82位，排在她前面的两名女性是阳光文化的杨澜和香港富华国际集团董事长陈丽华。 何燕其人
何燕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极具神秘色彩的女人：自2001年起，连续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拥有两个名字，迫不得已对外宣传时用何然这个名字，在国腾集团内部仍然是何燕；仅仅用3年时间就迅速变成身家6亿的女富豪；而真正让何燕为外界所熟知的是由其操作的国腾集团，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大集团，在5年内由100％的国企“成长”为私企。
何燕成功的背后有太多的秘密，曾有股东曝出何燕的发家牵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问题，但是最后由成都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上称，从现有证据看，何燕等人没有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涉嫌犯罪的问题，在国腾一系列企业变更过程中，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况，不予立案。这位有着清丽外貌的女人，面对诸多的猜忌保持着她一贯的低调……
关于何然这个名字还有一段插曲。2001年《福布斯》第一次派人来找何燕核实财产状况时，何燕一口拒绝，自称“没什么钱”于是《福布斯》“威胁”说，不合作也要将何燕刊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而这时何燕的态度才软化，只是要求公开名字时要把何燕改成何然。没想到这一改就沿用至今。
真正让何燕及身后的国腾系浮出水面，源于对其进行的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一案的调查。在这场耗时3年的调查过程中，何燕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何燕把这些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在这期间，何燕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感叹道：“有些企业家的违规行为，我是不赞同的，但情况比较复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大致走过了几个重要阶段，比如放权让利、商品经济、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等。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政策滞后于现实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我们今天在看待国腾和何燕身上发生过的一系列事件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
每次何燕评价自己的财富时，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她认为那不一定代表人们的真实财富，只能表示世界在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公司管理上，何燕最关注人才的生存状况，甚至还投资搞了一所学校。
何燕的民族情结非常浓厚，她希望中国能够有重现大唐盛世的一天，她的左右手莫晓宇则把这笑称为“狭隘民族主义”。
有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次，一个日本人来国腾与何燕谈生意，何燕故意迟到，让那个日本人等了很久，后来谈判时何燕的态度也非常轻慢，最终也没有和那个日本人合作。何燕的民族情结也感染着国腾的其他员工。赵平原、崔予红这些技术骨干回忆起当年研发IC卡自有技术的艰辛，均表示感觉就像在和美国人打仗。
对于财富的看法，何燕表示一个人的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其余的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了。对于《福布斯》的排名，何燕认为那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国腾的整个团队，因为榜上的名字都不是自己，而是何然。虽然拥有了巨额财富，但何燕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在英国看影，停车还要花两英镑，我就宁愿走路过去。如果不请客吃饭，在家吃方便面就够了。”何燕平时的衣着也很随意，每次有国家领导人来国腾视察，都是临时去买一套衣服，价格也不会太贵，一千元左右。《华盛顿邮报》曾经说何燕总是穿一身高级时装，何燕看后大笑。
何燕喜欢飚车，工作紧张、心情不好时，女人一般会去逛街购物，何燕则喜欢一个人驾着自己的宝马或林肯去飚车。还喜欢买电子类的新产品，尤其是手机，共买了50多部，看见新的机型就有一种冲动。
何燕闲暇时喜欢读书。何燕自认为由于工科出身，看不大懂文言文书籍，最爱读的是南怀瑾的书、《老子他说》等等，睡觉之前必须读书。
如果以财富来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何燕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女人，而一个成功的女人总是免不了被流言侵袭。对于流言，何燕向来都是一笑置之。
IC卡项目
在创业之前，何燕在一家国有控股公司，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成都）下属的一个投资公司当总经理。当时有两个项目让她感兴趣，一个是全国卫生防疫卡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发展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IC卡项目，何燕选中了后者。而IC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何燕当时的丈夫——赵平原。
1990年，赵平原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打工时就表现出技术天分，曾被《计算机世界》评价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赵当时的梦想非常简单，就是找到一个平台，依傍一个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这时的赵平原还担任着成都贝特软件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赵平原等人早期开发出来的IC卡产品体积小、损耗低、防盗打功能强，技术优势明显，并且得到了参加邮电部三级网结算系统、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标准制定机会。那时的何燕和赵平原都相信，该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的市场背景是，1993年之前，中国市场上所有的IC卡电话几乎全部是进口产品，市场份额被西门子、阿尔卡特等国外通讯厂商瓜分了。
于是何燕和赵平原从社会上召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包括崔予红、王建、王振宇等，七八个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最早，几个人租住在成都一家工厂的技工校舍内，经常三天吃一顿饭，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几个人各凑几万块钱投入研发，长期一个月只领300元的工资，何燕则用其在炒股和炒期货时所得的50万元现金入股。
50万元对于一项科研产品的市场化而言仍是杯水车薪，于是何燕开始考虑引进外来投资者。在何燕的努力游说之下，中储成都投资了该项目，何燕也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之一。
1995年9月，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40万元，主营IC卡电话机的生产和销售。法人代表是时任中储成都总经理的梅春文，首任总经理是贝特软件董事长赵平原。三家股东为中储成都、四川省邮电科研规划院（以下简称“规划院”）和成都贝特软件（以下简称“贝特”），分别占62%， 30％和8％的股份，随后又调整为50%， 40％和10%0
何燕认为“国腾”两个字很有力量，不久，何燕成为继赵平原、原四川省邮电规划院院长以后的成都国腾的第三任总经理，开始了在成都国腾的创业。
1995年11月，成都国腾独立承担了邮电部9528号重点科研项目，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IC卡公用付费电话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据赵平原介绍，国腾公司成立时，公司其实已经研发出IC卡电话机的技术，但是市场一直没有打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7年年底。
最初的140万元对于研究一种新型应用电子产品来说仍然不够，当140万元花得差不多时，何燕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方。 引入商地置业
成都国腾成立的前三年，公司处于技术研发阶段，业务拓展缓慢，但有意与之合作的企业很多。据说深发展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提出以5 000万购买成都国腾。1997年7月2日，成都国腾甚至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接受成都当地一家名叫高频的房地产开发公司800万元购买40％股份的投资，而这个时候成都国腾的作价是1200万元。
1997年，何燕与莫晓宇（现国腾集团执行总裁）相识。当年8月，莫晓宇向商地置业总裁宋克荒汇报，成都国腾项目不错。于是宋克荒先后两次飞赴成都考察国腾项目，决定拍板投资。
9月18日，宋克荒先后与成都国腾的另外三位股东签订股东转让合同，成都贝特从其10％股份中让出2%，中储成都公司从其50％股份中让出12%，四川省邮电规划院从其40％股份中让出10%，共计24%，由商地置业出资150万元收购，成为成都国腾的第三大股东。
这一场在当时看上去非常完美的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当事人怎么也想不到日后会引爆旷日持久的围绕着国有资产流失的调查案。
9月25日，也就是签约后的第九天，150万元投资款打入成都国腾账上；10月28日，成都国腾向成都市工商局申请变更注册资金和股东，注册资金由140万元变更为2
166万元，股东则增加了商地置业公司。
新公司成立后，宋克荒立即派莫晓宇进驻成都国腾，出任董事，介入公司经营管理。10月6日，即投资款打入国腾账上11天后，吉林省准备公开招标采购一批IC卡电话，何燕立即与宋克荒等人前往吉林，与另外7家中外合资IC卡电话生产商竞标。但当两家中标企业名单公布出来时，却没有成都国腾。宋克荒赶紧利用个人关系向吉林省有关领导询问，原来吉林省方面认为成都国腾产品外壳做工粗糙，而且对国产IC卡电话不抱信心。
当时成都国腾的电话机外壳主要是请电子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手工焊接的，每台电话机成本2 000元左右，这使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经过宋的努力，最后吉林方面以“支持民族通讯产业”的名义，给了国腾2 000台IC卡电话的订单，每台定价8 000元，而且先付30％的定金，只是要求国腾改进电话机外壳设计。
国腾由此赚到了第一笔利润1 200万元，何燕也由此真正迈出了她事业之旅的第一步。 曲折MBO
第一桶金让何燕看到了未来，也从此为国腾的IC卡电话机逐渐打开了市场，利润不断攀升。这时何燕认为早期艰苦创业的人员应该得到回报，于是提出“拿出20％的股权分配给公司员工”的方案，想在成都国腾之外成立一个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并邀请宋克荒作为股东参加，宋不用出一分钱，还担任新公司董事长。
1998年2月，成都国腾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将公司20％的股份转配为个人股，中储成都、规划院、商地置业、贝特软件这四大股东分别拿出8%，6%，4%， 2％的股份划转为个人股。不过，商地置业拒绝在股东决议上签字。据莫晓宇、赵平原等国腾元老介绍，当商地置业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出时，公司上下一片哗然，技术骨干人心浮动，很多人选择了离开。再加上商地置业对股权分配有不同意见，因而对国腾的任何决议都拒绝签字，使公司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成都国腾很快陷入瘫痪．
在今天看来，这个方案不过是一个比较大胆的MBO计划，但宋克荒认为这一计划太大胆，害怕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触犯刑律而拒绝了。
这是宋克荒与国腾方面第一次公开闹翻，由此，成都国腾与商地置业渐行渐远。
“也就是2月28日的会议前后，双方分歧出现并立即成为不可两立的局面。”莫晓宇说，“为了国腾的牌子不倒，我们只能另想办法寻求发展。”在这场股权纠纷中，何燕、莫晓宇等人以公司经营者的姿态站到了一起。
为了解决员工持股问题，何燕决定另起炉灶，1998年4月，何燕和她的团队成立了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 000万元，成都国腾占67.6％的股权，另外两家股东是四川粮油公司和中储成都，分别占有20％和3.4％的股份。
何燕没想到的是，正是这家公司的成立，成为日后何燕等人被调查的导火线。
国腾七十二变
商地置业总裁宋克荒认为，四川华威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997年向吉林省邮电器材公司销售IC卡电话机的收入所得，该公司成立之后还分走了成都国腾IC卡电话机业务的大部分利润。
但据何燕介绍，当时成立四川华威的资金和成都国腾完全无关，而是成都地奥集团董事长李伯刚向她提供了2 000万元拆借资金。何燕从中拿出676万元，以成都国腾作为股东之一，联合其他投资者组建了四川华威公司。何燕现在提及这一段往事，还对李伯刚等人的鼎力支持心存感激，认为当时如果没有他们出手相助，国腾很可能就没有今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