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是在什么时候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这是中外戏剧界人士一向感兴趣的问题。
据我所知，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达文社曾经出版过一部名为《懈外奇谭》的书，这部未署译者姓名的书可能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最早的一个中译本。
1904年，林琴南和魏易二人又合作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一个新译本，书名很有点古怪，叫做《吟边燕语》，而且称之为“神怪小说”。林琴南（林纾）自己并不熟悉英国语文，但译著颇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靠别人口译。而由他进行文字改写的。因此，他的译本只有大概的故事内容，是一种意译本。
以上两种莎士比亚乐府本事的版本，在清末开始向我国传播了最早的西欧戏剧文化的精华，当时中国新剧虽已处于萌芽阶段，却难得在舞台上一睹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容！据考，19世纪中叶以后，上海曾有外国人组织的业余剧社演出过欧洲戏剧，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戏剧的珍品，但这种演出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也并非认真的舞台实践，算不得真正的中国戏剧演出。
据我查阅过的部分早期戏剧资料，以及话剧先驱者的回忆，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演出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最早大约在1913年至1915年之间，开始陆续在当时文明戏的舞台上改编上演。
《威尼斯商人》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早出现的莎士比亚剧目之一。不过当时叫做《一磅肉》，有时又叫《借债割肉》或《肉券》，以后还叫过《女律师》等等。这出戏壬子年冬十二月（1913年初），上海城东女子中学举行游艺会，曾演出包天笑改编的《女律师》，该戏1913年由新民社首先演出，以后很多剧团都反复搬演过。当时汪优游演这出戏颇负盛名。目前仍保留有《肉券》的铅印幕表剧本。这个剧目对中国的戏剧舞台颇有影响，从文明戏到后来的滑稽戏，以及几十年来的话剧舞台，都反复排演过，可以算是最早的保留剧目。
1914年至1915年间，欧阳予倩等同人组织的春柳剧场，也曾编演过几出莎士比亚戏剧。如陆镜若改编演出过《奥赛罗》，据现存剧情介绍表明，全剧共分五幕，是一部中国化了的改写本，连人物姓名都是中国式的，只是故事取材于莎翁原作而已。此外，春柳剧场还编演过《驯悍记》和《铸情》（即《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翁戏剧。1913年12月9—23日之间在湖南长沙首演。
为了抨击袁世凯称帝，郑正秋的药风新剧社也及时编演过一出《窃国贼》，是根据《马克白斯》改写的。这出戏有的剧团演出时改名为《巫祸》，恐怕是另一种改编和理解的角度了。
此外，大约在1916年或1917年间，欧阳予倩在笑舞台还曾按西欧戏剧的样式，编演过莎翁名剧《韩姆列王子》（即《哈姆雷特》），当时这类演出叫做“西裝戏”，是比较接近于原著的，但还不是最忠实的翻译本。
文明戏演莎翁名剧，一时竟成了风气。比如《口孝与心孝》（即《李尔王》）、《孪生兄妹》（即《第十二夜》）、《怨偶成佳偶》（即《无事生非》）、《从姐妹》（即《皆大欢喜》）、《医生女》（即《终成眷属》）、《孪误》（即《错误的喜剧》）、《维也纳大公》（即《一报还一报》，原译《量罪记》，或译《请君入瓮》），《指环恩仇》（即《辛白林》）、《夏夜梦》（即《仲夏夜之梦》）、《象活》（即《冬天的故事》）、《飓媒》（即《暴风雨》）、《仇金》（即《雅典的泰门》），《柏立格而》（即《太尔亲王配力克里斯》）、《情感》（即《维洛那二绅士》）等等，这批剧目都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搬上中国舞台的。当时如此大量搬演莎士比亚戏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原因：文明戏三天两头需要换演新剧目。演出团体必须大量搜索古今中外的各种戏剧题材，以满足节目翻新的要求。
当然，以上中国早期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几乎都不是真正的原著译本，而是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取材的改写本，而且当时大多数演出仍用“幕表制”，真正的原著翻译，那是二三十年代才出现的。对于滥演莎翁戏剧，当时的评论界也持有不同看法。如秋星在《新剧杂谈》中曾经表示：“……盖莎翁戏曲情节，在欧美固相宜，在中国则有格格不入之处。其原文词句锻炼神化，不可方物。描摩社会情形，如温峤燃犀，纤微皆见。我中国新剧家，断不能仔细推敲，逐句模拟。所能者，不过取彼之情节，编我之戏剧，是不啻得其糟粕，而遗其精华。用其皮毛而弃其神理，何有于莎翁之名著……”
即使如此，我们今天仍然感到十分惊异和佩服，因为五四运动之前大量编演的莎士比亚戏剧，甚至超过其后中国话剧舞台的上演纪录。至于戏曲界搬演莎翁名剧的情况，京剧与粤剧都有史实纪录，不过那是稍后一些年代的事情了。
（原载《新剧报》1983年第12期，本文曾收入当年美国莎士比亚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