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是舶来品，其来到中国到底为十九世纪末还是二十世纪初，这在戏剧史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欣逢今年中国话剧九十周年纪念，现发表中国话剧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丁沙先生的文章，一方面以纪念中国话剧近一个世纪的战斗历程，一方面也为人们研究中国话剧史立为存照。
——编者
为了振兴中国话剧，我非常赞成在今年举办若干大型庆祝活动，例如“纪念春柳社成立暨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九十周年”等等；但是，应当避免直接提出“中国话剧创始九十周年”这个尚未获得确认的立论。我是中国话剧史的专门研究工作者之一，对此，我有责任就有关问题申述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1957年，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四位戏剧前辈联名倡议纪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当时，正值春柳社诞生五十周年，也是欧阳予倩从事话剧活动五十周年，确切地说，这就是该倡议书的历史背景。欧阳老是当时中国话剧界资历最深的一位前辈，人们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他是中国话剧的一部活的历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惜的是，由于戏剧界的后继者对历史的研究不足，既缺乏准确的历史知识，又缺乏对史实的资料收集和研究论证，因袭下来，就误以为中国话剧创始于1907年了。
实际上，中国话剧的创始期，从萌芽到诞生，至少比春柳社早十年左右。如果可以往前再探索一段历史，大约又可以多追溯二三十年的考查期。
我是1951年开始追随张庚老师专门从事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张庚老师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中国话剧运动史》讲座。根据当时已经掌握的史料，他就认为中国话剧的创始期起码应当从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教会学校学生演剧算起，当时有史可查的演出实例，已能举出1899年上海约翰书院自己编演的《官场丑史》一剧。但是，张庚并未据此直接确定中国话剧就应创始于1899年，因为比这更早的学生演剧可能还有，只是未发现文字记载而已。况且，很多剧种都难以考证出是哪年哪月诞生的，这是个历史常识问题，要求具体确定中国话剧创始的年月反而是不科学的。
随后，1954年张庚在《戏剧报》上开始连载《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内容仍然坚持以上观点。
1957年内部刊印的《中国话剧大事编年》，有史可据的纪年也是从1899年演出《官场丑史》开始的。至于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的、用英语排练西欧戏剧名著的历史记述，尚未包括在内。
以上是一位权威学者的主要论点和见解。
在此前后，1954年徐半梅（化名羊老伶工）在上海《新民晚报》连载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并于1957年整理成《话剧创始期回忆录》专书出版。他老人家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实践者和历史见证人之一。他的史据和论据都认为中国话剧创始于十九世纪末（大约在70年代中叶至90年代末这二十多年之间），同时也没有提出创始的具体纪年，因为这才符合历史真实。
此外，在1957年1月，上海举办“通俗话剧会演”（随后还曾到北京等若干大城市巡回演出），当时还有不少健在的文明戏老艺人如董天民、徐半梅等人在座谈会上发言，纷纷确认中国话剧创始于十九世纪末。
还可以举出，1957年以后问世的《中国话剧通史》（80年代编写），《中国话剧史大事记》（50年代至90年代一直在编写过程中），这些论著都没有直接附和中国话剧创始于1907年的观点。
若然从今天回顾反思一下，1957年戏剧界四位元老的倡议，至少没有按其主旨那样，收集史料，展开对中国话剧创始纪年的论证，让更多的学者充分研讨，让史实说话；相反，在倡议后组织出版的三本史料集中，几十万字的所有鸿篇巨著，竟没有任何确凿史料能证明中国话剧创始于1907年，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遗憾了。
下面，我们不妨简要地提供若干有关的史料线索，以便进一步研究这一论题。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治国方针。欧风东渐，西方文化的影响开始对晚清社会发生方方面面的作用。
中国话剧的萌芽和诞生，正是中西戏剧文化撞击的产物。
具体有两件事特别起了作用。其一是外国教会学校在上海首先兴办起来，他们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练习英语会话，试行了一种名之为“形象艺术教学法”的辅助教程，具体办法是组织学生朗读西方戏剧名著，一人分配一个角色，由教师指导朗诵若干片断，逐渐发展为排练演出，并在圣诞节晚会上供全校观摩。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教会学校学生演剧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了。开始用英语演出，逐渐又发展为学生自己编演中国自己的生活，并且改为用中国话演出，这大概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若干新情况。
其二，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上海出现了一个名叫A．D．C．剧团的演出俱乐部，是外国侨民组织的业余戏剧团体，每年也有三两次公演，当然是用英语演出。这个剧团在上海一直存在了几十年。它无疑对中国话剧的创始期也是产生过影响的，这应该也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事了。
1904年，上海出版了第一本大型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这是研究中西戏剧交流的一本重要刊物，虽然仅出二期便停刊了，但它也可以作为中国早期话剧的国内的历史见证之一，其出版年月就比1907年早多了。
1914年，朱双云编著出版了《新剧史》一书，这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部史书，其中的《春秋篇》（大事编年），记录下最早的一条信息，就是1899年上海约翰书院的圣诞演出。
还应当指出，春柳社的主要创始人李叔同（即后来出家的弘一法师），在他东渡日本留学之前，已经在上海参加过学生演剧，并且在1905年创作出版了一册新剧剧本：《文野婚姻》，其中包括有四个小戏。
事实上，继上海约翰书院之后，比春柳社更早得多的上海学生演剧比比皆是，不仅在教会学校是如此，就连中国人自己兴办的新学如上海育才学堂、南洋公学、民立中学、明德学校等等也纷纷兴起学生演剧。此外汪优游在上海创立的文友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业余新剧团体），它的成立也要比春柳社早三两年左右，这是有史可查的。继后，类似的业余新剧团体也纷纷出现，如上海沪学会演剧部、群学会演剧部、上海学生联合会演剧部、开明演剧会、青年会演剧部、商学会堂演剧部等等，这都是春柳社之前国内新剧运动的历史纪实。
其实，1957年四位元老发起的倡议，如果就其表面而言，也并未明确认定1907年是中国话剧的创始纪年，而是着重强调“继承革命传统”。研究中国话剧历史的许多学者，一直承认并强调中国话剧从开始就存在一条革命的红线，这无疑也是1957年倡议的主要精神。但是，如果要提倡继承革命传统，至少应当从19世纪末算起，而不是从1907年春柳社的演出算起！这里我们不妨再作若干简单的历史考查。大约在30年代初，早期话剧的活跃人物之一的汪优游，他发表的回忆录《我的俳优生活》，其中对1899年演出的《官场丑史》有比较翔实的论述。《官场丑史》的内容是揭露清朝政府的官场腐败的，它应该是中国话剧革命传统的最早的剧目之一，因此，要倡议继承革命传统，至少应当从19世纪末中国话剧的萌芽时期算起，而不是从1907年春柳社的演出算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何况，在春柳之前，国内演出的新剧，绝大部分都具有类似的革命政治色彩，其中突出的有：《六君子》（1900年演出）、《义和团》（1900年）、《英军掳去叶名琛》（1903年）、《张廷标被难》（1903年）、《林则徐烧鸦片》（原剧名待考，1904年）、《捉拿安得海》（1905年）、《江西教案》（1905年）、《文野婚姻》（1906年）、《潘烈士投海》（1906年）等等。至于春柳社初期的剧目如《黑奴吁天录》、《热血》，当然政治色彩十分突出，无疑也是中国话剧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还有春柳同人回国之前，在国内已经非常有名气，影响十分巨大的进化团，它在辛亥革命时期演出的剧目，诸如《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等等，革命色彩尤为强烈。在《共和万岁》一剧中，甚至有革命伟人孙中山的艺术形象现身说法的戏剧场面，是中国话剧早期的典型代表作之一。在此前后，还有1909年创办的天津南开新剧团，在北方独树一帜，影响十分巨大，并且一直保持演出达数十年，是中国早期话剧历史中延续年代最长的一个戏剧团体。春柳社、进化团、南开新剧团都应该是早期话剧十分值得纪念的几个重要团体。不过，这些议论不免有些走题了。
中国话剧史是中国戏剧史的一部分，戏剧史又是艺术史的一部分，艺术史是民族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最终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推而广之，它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一定要负责给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真实可靠的信史！
为了扶植话剧，振兴话剧，在今年下点功夫，举办若干比较大型的纪念活动和庆祝活动，是十分必要，非常重要的。但是，用什么名义，如何提法，却不能随随便便找个题目，特別不可以做虚假的文章，不能违背历史，不能产生误导历史的负面影响。
这是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
最后，再强调重复呼吁一句：应当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可靠的信史！
本文提供的，是一份不可忘却的备忘录。
（原载1997年10月2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