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女神的腰蓑:论性诱惑与人体美的起源及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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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生的歌赞——人体美与性意识(2)

就社会因素而论,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男性中心社会的确立,女性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成为一种财产的象征甚至沦为玩物。鲜明的财产观念和强烈的占有欲望,加上男性那种生物的侵犯和多婚贪欲,使之现实中的纷争无法排解。这种两性优势的悬殊和男性自我肯定的心理沉积所形成的集体潜意识,终于求助于人体文化以达到调整与和谐,于是就出现了作为人体美的欣赏对象的绝大多数是女性的现象。在现实人体文体中,女性总是居主角。舞蹈主要是女性,而传统的芭蕾舞、体操运动员的裸露更多的是女性;服装、化妆主要是服务于女性……自然,其最终还是为了男性。关于这,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统计数字。20世纪60年代曾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短裙,最近又开始走俏。美国《纽约时报》最近对1654位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了解人们对穿短裙的看法。调查的结果表明,71%的男性喜欢女性穿到膝盖以上的短裙,可见男性的喜好主宰着审美的潮流,甚至左右着审美、羞耻的临界线的位置。此外,未婚的女性中穿短裙的为56%;而在年龄比较中,年轻的比年纪较大的女性更喜欢。在18~29岁的女性中,有50%以上的人喜欢穿短裙。自然,她们认为这种打扮能取得更美的效果,无疑,她们是非常“清楚”那71%的男性的心理的!毋庸讳言,直至文明的今日,在对异性人体美的欣赏时于潜意识中都仍然存在一种占有欲!诚然,这种欲念的兑现是以男性为优势的。而且,随着私有社会的发展,人体美与性意识的关系已经演化为一种伦理的规范——女性对美的追求与男性的占有欲念互为因果地依存和发展,男性的占有与女性的被占有,已得到包括女性在内的全社会的认可。文明社会中对女性的尊重,实质上深深地掩藏着不尊重的底蕴。真正的男女平等,恐怕要到女性对男性的占有与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在观念上一样是天经地义时才算实现!从这个角度去回顾人体文化的历史,尤其考察裸体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也许更能体会其中文化超越的意义!

任何一种艺术的繁荣都将依赖有利于自身的特定文化氛围,裸体艺术更是如此。自然,西方裸体艺术繁荣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譬如,首先就是原始文化的影响。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与土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遥远的历史中形成了特定民族的潜意识。这个深层的根,一直影响到后世的社会心理以至物质习俗文化与伦理文化。譬如,古希腊时期的灵肉一元观与特定场合的裸露习俗,应该说是裸体艺术产生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这种观念影响后世整个西方世界,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种可以裸露自身的风气,但西方伦理尺度的确比较科学。作为某种特殊的需要,褪下自己的衣裳至少会被社会许多人认为是合理的现象,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体模特儿的运用。记得一本英国当代小说,中译名为《向上爬》,后又改编成电影,中译名为《顶层》。女主角以前曾偶尔为画家做过模特儿,男朋友知道后吃醋了,于是出现一段精彩的议论。她对他说:“你看我,就是大腿、肉;而画家看我,却是线条、色彩。”这话对画家未免流于溢美,但毕竟道出了西方现实人体文化观念中的合理内核:把性意识与人体美作了一个道德的间离,把生活与艺术加以区别对待。这,也为西方裸体艺术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模特儿的运用,至少在古希腊时期就有。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人体文化,同时,也就明了当时艺术创作过程中使用模特儿已是一种很普遍的事情了。芙丽涅是当时雅典最著名的美人,在一次节日里,她裸体从海中跳出水面来。面对着盛典中的人们。后来希腊人为她塑造了一座金像。公元前4世纪最著种名的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是最早创作裸体阿佛洛狄忒女神的艺术家,他的著名雕刻《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就是以芙丽涅为模特儿创作的。有趣的是,芙丽涅因为经常充当模特儿而遭到法庭传讯。然而,更有趣的是,辩护士在法庭上毅然揭去她的衣裳,在场的法官竟然被她的美惊呆了,并且最后也因此而宣告这位美人无罪。19世纪法国画家席罗姆就以此传说为题材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另则故事,是古希腊最优秀的画家阿贝勒士受命为亚历山大的宠妃康贝士贝画裸体像,但当她那美妙的形体袒露眼前时,画家立刻为之迷惑。他的情思很快为亚历山大所觉察,后者慷慨割爱,成全天下有情人,将康贝士贝赠予这位自己所敬重的朋友。大卫的油画《描绘美丽康贝士贝的阿贝勒士》就是再现这个情景。

进入近代以后,模特儿的运用更为广泛。古典主义学院派对此尤为重视。大卫就说过,人体是研究美术的唯一模特儿,凡能表现人体者,画其他对象定能得心应手。大卫算是把话说到顶了。直至今日,各美术院校的教学都很重视模特儿写生,以此作为基本功的最重要标志。在创作上,西方艺坛的许多作品往往直接从模特儿身上“诞生”。大量的肖像作品不用说,就是许多人物画或雕刻,也常常从模特儿身上获取灵感。此外,历史上的许多伟人,王公贵族以及他们的眷属,都曾以特定的形式留下过他们的裸体形象。如古希腊的伯里克利、菲底亚斯、法王路易十五的许多后妃以及公卿贵戚和夫人,拿破仑以及他的妹妹等等。到了印象派的画家,则经常带着模特儿在郊外写生;在罗丹的工作室中,常有裸体的模特儿在自由活动,以便画家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灵感。一次,罗丹画一个躺在睡椅上的裸女时,内心非常得意,激动之余,他走到少女面前,虔诚地跪在她身边,轻轻吻了一下她的腹部。这一个对女性礼赞的举动,也许拨开了作者多年的感情积郁,于是诞生了著名的雕刻《永恒的偶像》。又一次,罗丹看完现代舞的先驱、著名舞蹈家邓肯的表演很受感动,后来在两人会见时,他激动地拥抱着她,在她身上捏塑作品一样抚摸着,这次会见给邓肯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对于从事模特儿的活动,并非每个人都视为谋生的手段。其实,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艺术的爱好,对美的追求,甚至是出于深厚的友谊或真挚的爱情。这里,似乎印证了《向上爬》中那位女主人公的理论。自然,这种爱好与追求,在潜意识中存在着性炫耀和女性的被欣赏的底蕴。莫迪里阿尼很穷,常常请不起职业模特儿。他的好朋友、诗人波罗乌斯基就让自己美丽的妻子安娜为他做模特儿。他的代表作《展开双臂横卧的裸妇》画的就是安娜,那优美自如的姿势,脉脉含情的神态,都体现了与画家创作配合的默契,同时也反映了画家、诗人以及其妻子之间的深厚友情。莫迪里阿尼还有许多作品是画他的恋人珍妮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裸体艺术繁荣是很自然的事。

对于人体美的追求,中华民族自然也不比西方人逊色。更远的不说,战国时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那“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的描述,虽属一种“模糊数学”,但毕竟折射了当时社会物质习俗文化的模式;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堪与希腊传说中的海伦相媲美,虽然出身悬殊。但审美效果是一样的;还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感叹和唐代仕女“丰颊肥体”的形容,赵飞燕“掌上起舞”与杨玉环“待儿扶起娇无力”的描绘,都反映了不同时代对人体美的追求。

就造型艺术而论,我国历史上也偶有所见,如四川彭山县山洞崖葬中发现的东汉的《石接吻像》,甘肃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的五号壁画墓中的裸体女子像以及敦煌莫高窟、新疆和田、克孜尔等地区的一些宗教艺术中也能见到。另外,在一些文献记载中,如汉张衡《西京赋》、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等都能找到佐证。

然而,由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毕竟与西方不同,加上封建礼教对思想的长期禁锢,客观地说,我国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的裸体艺术。对女性的残酷禁锢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人体美与性意识的畸形关系,灵肉二元观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现实人体文化。回顾一下这段历程,对理解中国的裸体艺术创作的艰难不无意义。

人类文明是伴随着灾难降临的。我国传说中的仓颉造字时,就“天雨粟、鬼夜哭”!而实质的灾难,首先就落在妇女的身上。对女性的掠夺、占有与歧视,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仓颉”所“造”的文字中就留下了这种痕迹:“好,美也!”男女结合,或者更准确地说,男子占有妇女是最美的事;“嫉”,“妒”,这种争夺,攀比所产生的仇恨,都是与“女”分不开的;“婪,贪也!”巴望女子成林;“如,从也!”女人的口只有从的义务,“从父之教、从夫之命!”此外,像“妖”“奸”“佞”等字的意义,都是以对女性的贬损为内涵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女性人体美的追求居然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缠足和束胸。在强大的精神枷锁以外还加上了赤裸裸的肉体桎梏,这种现实文化行为模式扭曲着整个民族的心态。传统的人体美欣赏是尽量回避性意识的。人们把欣赏部位主要压缩在脸庞。对于躯体虽常有“婀娜多姿”之类的赞誉,但对有关性征的表现是视为邪恶因而有意“干扰”的。敦煌唐代雕塑中有的观音,好端端的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体,竟是一个胸部扁平甚至是脸上长着胡子的“阴阳人”。在现实文化中,对躯体的健全是并不注重的,相反却常常赞美起病态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行时长久的“三寸金莲”。封建统治者抑肉伸灵,满口仁义道德,但背地里男盗女娼。一面在倡导“成教化”,另一面却是“春宫画”。沉重的性压抑造成了人们的变态心理,一面是“中性人”或“无性人”,而另一面却如鲁迅说的看到胳膊就想到性交……这种特定文化氛围,制约了我们民族艺术的性格取向。虽从“有我之境”的理论角度去分析作品,的确也见到了个性的表露,但从总体来说,对人体的物质存在不予重视的。所以,对于西方那种“人”的塑造的模特儿的运用,自然是一无所知或视作多余了。

东晋顾恺之就明确提出,“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尽管他还有“以形写神”,南齐谢赫也还有“应物象形”之论,但都不强调对对象的描摹。明清之际西洋绘画传入中国,还遭时人揶揄,对其中形象逼肖真人,视之为匠气。当然,此类作品一般系传教士带来之宣传物,多为末流之作。不过由于观念相悖,纵有大家手笔,也难得古人青睐。自然,洋人对中国绘画亦照样持有偏见,如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刚接触到中国艺术时,竟然感叹中国人“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这种议论,未免也对中国艺术的神韵一无所知,但毕竟也道出了一方面的事实。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了,借着一些出洋考察的游记之类的传播媒介的帮助,西方的人体艺术杰作开始被介绍进来。一些有识之士也逐渐认识到自己民族艺术的不足和学习西洋长处的重要,如康有为在游历西欧之后,盛赞古希腊罗马艺术,尤其欣赏其中裸体手法,认为“筋脉不见”,“精巧不出”,并从而慨叹“中国刻像不精,以廉耻为重,难作裸体故也”。但真正敢于冲击这个封建罗网,率先在中国使用模特儿的人,是本世纪初的艺术教育家刘海粟。1914年3月,当时的上海图画美术院首次开设模特儿写生课。据刘海粟回忆,那时候,不但女模特没处找,就是男子也不肯来做。当时的习俗和迷信,认为给人画了去,会减少精神,损伤元气。甚至还有人说,把灵魂画了去会死的。另外,就是觉得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太难为情了,甚至觉得近乎侮辱。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人体文化!后来费了很多周折,才终于开始了中国的裸体模特儿写生。但事情并不就此而结束。众所周知,在20世纪的20年代,还围绕着模特儿问题引起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是一场教育领域内代表新思潮的新兴力量,向社会的封建礼教等旧思想旧势力的斗争。鲁迅也曾就此发表过议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它具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它得到了社会进步舆论的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这是人体美与性意识的冲突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现实文化中留下的印记,也是人体艺术领域内第一次对物质习俗文化的超越。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引下,艺术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着。模特儿在美术院校和一些专业创作中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职业模特儿在美术学院以外极少使用,而艺术创作上裸体人物形式也不允许出现。由于“左”的思想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还有过明令取消模特儿的事情发生。“文化革命”开始,就干脆“横扫一切”了。后来,非正式地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此后,情况略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