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现存六个剧本中，郑廷玉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上至诸侯国王、文臣武将，下至穷汉邦老、贩夫走卒，他写财主富户、文弱书生、官府皂隶、市井细民、神鬼佛道，真可谓人各有面，面面不同。这就涉及一个戏曲语言的性格化问题。剧作家在为这些人物写曲词和宾白时，以生活为依据，达到“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3]的要求。
郑廷玉刻画人物，首先做到了使人物的语言符合其性格逻辑。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地位、身份、经历、教养所形成的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语言特点。这就要求剧作家在把握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特点时，能按照他的性格逻辑，去揣摩他会说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即使同一类型的人物，也要写出他们的不同。贾仁和刘均佐同是看钱奴，都那么悭吝苦尅，视钱如命，但贾仁令人憎恶，刘均佐则不失人情味。《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的主人公刘均佐救起了冻倒在雪地上的刘均佑后，对刘均佑说：“你心里必道这个员外必是仗义疏财的人。你若这等呀，你差了也。您哥哥为这家私，早起晚眠，吃辛受苦，积成这个家私非同容易……”这是个稍具人情味的看钱奴，花点钱办了点好事，又很心痛，非说出来不可。
《看钱奴》中的贾仁，却是个天良完全泯灭的家伙。他的想法就是把天下财富都据为己有，要让他掏出一分钱比登天还难。秀才周荣祖被逼无奈将孩儿卖与贾仁，贾仁只给他一贯钞，中人陈德甫以为太少，贾仁说：“一贯钞上面有许多的宝字，你休看得轻了。你便不打紧，我便似挑我一条筋哩！倒是我一条筋也熬了，要打发出这一贯钞，更觉艰难。”买一个儿子花一贯钞比挑筋还疼，这样的吝啬鬼真可谓世间少有！剧作家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贾仁。按照贾仁的思维逻辑，世上所有东西都给他也是应该的。陈德甫希望他给卖儿子的周荣祖几个钱，贾仁开始还想赖账，狡辩道：“他因为无饭养活儿子才卖与我。如今要在我家吃饭，我不问他要恩养钱，他倒问我要恩养钱。”甚至反过来要罚周荣祖一千贯。整个思维逻辑完全从自我出发，是一种占有、剥夺的逻辑。
在语言符合性格逻辑发展的同时，还要有独特的性格语汇。人物内在思想、行为、品格、意愿是借助于具有独特的性格语汇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言为心声，即使我们不知道一个人的情况，从其语言也可大致判断出其教养、身份、思想、趣味。在《元曲选》本《看钱奴》第三折里，贾仁得了重病，向他的养子叙述病的起因。说道：
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渌渌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抓得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四碗饭咂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舔了我这一个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病。
讽刺得多么尖刻，鞭挞得多么犀利！同时，对贾仁的悭吝性格也刻画得入木三分。贾仁临死前父子俩的一段话更为精彩。儿子说要用好棺木发送他，贾仁赶快制止：
〔贾仁云〕……我左右是死的人，晓得什么杉木柳木！我后门头不有那一个喂马槽，尽好发送了！〔小末云〕那喂马槽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贾仁云〕哦，槽可短，要我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来把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折迭着，可不装下也！我儿也，我嘱咐，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小末云〕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问人家借？〔贾仁云〕你那里知道，我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钱钢！
贾仁马上就要上西天了，但没有忘记对财神最后一次顶礼膜拜，他至死都不忘损人利己。“着实的挝了一把”，“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钱钢”，这样的话只有贾仁这样的“看钱奴”才说得出来。郑廷玉准确地调动独特的性格语汇，把贾仁那种视财如命、一毛不拔的贪婪形象摹画了出来，也暴露了他的可鄙心理和卑下行为。
郑廷玉剧作语言的再一个特征就是语言的抒情性。戏曲既为剧诗，就要吸收抒情诗和叙事诗的抒情手法，加强剧本的抒情性。戏曲语言的抒情性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且看元刊《楚昭王》中的两段唱词：
〔红绣鞋〕不得已殃及渔父，那里问不分世事，指斥銮舆。十数载君臣一乡闾。能可长江中亡了性命，也强如短剑下碎了身躯。怎下的眼睁睁不救主。
〔石榴花〕见云涛烟浪接天隅，这的是云梦山、洞庭湖。那厮大惊小怪老村夫，叫苦，唬得我魄散魂无。他道亲的身安，疏的交命卒。四口儿都是亲，那个疏？自踌躇，怎割情肠，难分手足。
从这两支曲子可见，戏曲的抒情建基于对剧中人心理活动的揭示，是被强化了的剧中人的情感活动。它一般运用“借景抒情”与“借事抒情”的手法，把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为行动的依据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加以揭示，展示行动是通过思想感情的抒发来完成的。楚昭王在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情况下，不能偕同弟弟、妻子、儿子共乘一条大舟逃走，只有分清亲疏，亲的带走，疏的投江。处于生离死别之际的楚昭王，望着“云涛烟浪接天隅”的大江，不禁伤悲起来，“四口儿都是亲，哪个疏？”楚昭王难舍亲人的感情油然而生。李渔认为，曲词创作“总其大纲，则不出情、景二字。景书所睹，情发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4]。这是说，戏曲中的情是特定环境所触发的人物的思想感情，是人物性格的情感表现。
因此，郑廷玉剧作中抒情的语言也是具有性格色彩的。元刊《看钱奴》秀才周荣祖的一段唱就表现了这一点：
〔滚绣球〕似银沙漫了山海，琼瑶砌世界，玉琢成九街阡陌，粉妆成十二楼台。似这雪韩退之马鞍心冷怎当，孟浩然驴背上冻下来，剡溪中禁回了子猷访戴。三口儿敢冻倒在长街！把不住两条精腿千般战，这早晚十谒朱门九不再，冻饿难捱！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抒情性语言。周荣祖穷愁潦倒，已经到了受冻挨饿无法糊口的地步，可是在大雪、严寒之中，仍不忘韩愈的“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孟浩然风雪中骑驴寻诗的雅趣和王子猷访戴安道的轶事。这段唱词写出了一个落魄知识分子的穷酸气味。
李渔在其戏曲理论中谈到：“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5]戏剧诗人在创作过程中，不能冷眼旁观，必须设身处地，以诗人的炽热情感体验，点燃剧中人的情感。这首先要求戏曲作家有诗人的激情。郑廷玉是有激情的，有时甚至按捺不住，像喷泉似地涌现于那些郁悒、愤懑的语言之中。元刊《看钱奴》周荣祖的另一段唱词，就是戏剧诗人情感的强烈外露：
……陷穷人的心儿毒、性儿歹，骂穷人的舌儿毒、口儿快。打了人衙门钱主划，杀了人官司钞分拆。有锋利曹司宝贝挨，敢决断的官人贿赂买。强证的凶徒畅不该，代诉的家奴更叵耐。问不问有钱的自在，是不是无钱的吃嗔责。无官司勾追不请客，有关节临危却相待。请人排筵度量窄，待客樽席不宽泰……
通篇是对金钱的狠狠诅咒，对有钱人的心狠手毒、操纵府官作了无情揭露。由此可见，郑廷玉是带着满腔激情投入杂剧创作的。这是郑廷玉剧作的语言具有抒情性的重要原因。
但是，戏剧诗人的笔触不能信马由缰，无所拘管，它要受到戏剧规律的制约。戏剧要刻画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语言就得具备“说何人，肖何人”的特点。因此，戏剧诗人的情感要受到剧中人情感的制约，戏剧诗人抒发的情感必须与剧中人的性格相贴切。《看钱奴》第二折，周荣祖卖了孩儿，向贾仁要恩养钱，不想贾仁赖账不给，引起周荣祖的痛骂：
〔滚绣球〕典玉器有色泽你写没色泽，解金子赤颜色写着淡颜色。你常安排着九分厮赖，把雪花银写做杂白。解时节将烂钞掷，赎时节将料钞抬。恨不得十两钞先除了折钱三百，那里肯周急心重义疏财！今日孟尝君紧把贤门闭，交你个柳盗跖新将解库开，又不是官差。
在这里，周荣祖对贾仁的无仁无义作了痛快淋漓的斥责。但是这种情感的抒发是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产生的，是在尖锐对立的性格冲撞中迸发的，并且是沿着剧中人的性格发展轨道展开的。当然，从这样的曲词中依旧可以感受到戏剧诗人的激情之火，是这种激情之火点燃了剧中人的生命之火。
郑廷玉杂剧的语言体现了戏曲语言的一些创造规律，那种以敦朴自然所显示的提炼功力，那种性格化所达到的一定深度，那种戏剧性抒情所包容的丰富内涵，不仅使他的剧作在元代杂剧中独树一帜，而且对今天的戏曲创作也应该是有借鉴作用的。
（原载《戏曲艺术》1988年第2期）
注释：
[1]《元人杂剧概说》。
[2]冯梦龙：《太霞新奏》。
[3]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
[4]《闲情偶寄·词曲部》。
[5]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