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道是在南宋初年于南昌兴起的一个道教派别，全称作“净明忠孝道”，系从灵宝派衍出。奉许逊为祖师，称其法箓出之于许逊真传。
灵宝派是道教早期派别之一，奉三国时葛玄为祖师，其道统是自元始天尊传下来的。东汉袁康《越绝书》中云，“昔禹治水于牧德之山，遇神人授以《灵宝五符》”，这就是古《灵宝经》。此经后经葛玄手，遂有《灵宝经诰》、《灵宝经箓》问世。至其后人葛洪玄孙葛巢甫，发扬光大，增补出一系列《灵宝经》，并逐渐形成一个派别。
净明道尊奉的许逊是东晋时人，与葛洪、郭璞为同一时代。据《十二真君传》记载，许逊师事吴猛，并与郭璞相识。而吴猛事南海太守鲍靖（鲍靓），葛洪、许迈师事之，还是葛洪的岳父。此书又云许逊从兰公学“孝道之秘法”，传“孝悌之教”。在《墉城集仙录》中说吴猛、许逊从谌田学道，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此中兰公、谌田俱先后从孝道明王（亦作“孝梯王”、“孝道仙王”）得道成仙，而“孝道之宗”，为“众仙之长”。许逊字敬之，江西南昌人。据《云笈七签》卷一百零六《许逊真人传》及《净明忠孝全书》卷一、二中《净明道师旌阳许真君传》、《玉真灵宝坛记》、《净明大道统》及《十二真君传》所载，他少时以射猎为业，后怆然感悟，折弩而归，在西山（亦称逍遥山）修道。因乡举孝廉，在晋太康元年出任旌阳令，人称许旌阳。许逊见晋室多难，弃官东归，与吴猛传孝道，以南昌西山为该教据点，其中重要人物除许逊、吴猛外，还有甘战、施岑、时荷等10人，合称作十二真君。传说在宁康二年八月十五日，许逊“阖家飞升，鸡犬悉去”。后西山教团道士在许逊故宅建游帷观为祭祀所。许逊在宋代受皇室重视，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三年，将西山游帷观升格为玉隆宫。宋徽宗赵佶好道，在政和二年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仿西京崇福宫规制改建玉隆万寿宫。此后，民间对许逊信仰颇盛，每年仲秋“净月”，总有许多人扶老携幼前往西山玉隆万寿宫朝拜。宋代著名文人黄庭坚等26人担任过玉隆万寿宫提点、提举、主管等职。南宋初年玉隆万寿宫道士何真公见社会动荡，民心思安，遂在宋高宗赵构绍兴元年八月十五日，即传说许逊飞升之日，自说许真君自天而下，降临玉隆万寿宫，传授他《飞仙度人经》、《净明忠孝大法》，令其传度弟子五百余人，消禳厄会，民赖以安。何真公假托真君亲授经书，扩大教团，这就是净明道之初成。但何真公一系传承不长，后即沉寂。直至宋末元初之际，净明道才再露头角。创始人是西山道士刘玉，他并不承认与何真公有渊源，而且另起炉灶，创建净明道。刘玉字颐真，号玉真子，因少年时父母相继病故，家贫靠耕田度日，遂厌弃红尘而出家为道士。据《西山隐士玉真刘先生传》载，他在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二十年两次在西山遇见洞真天师胡慧超，传授他许逊之旨，并说“龙沙已生，净明大教将兴，当出八百弟子，汝为之师”。至元三十一年，他遇到郭璞，教以经山纬水之术，并嘱其往黄堂山乌晶原寻许真君修真的玉真坟。在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刘玉扩大教众，弘扬净明道法，开创新的净明道。何真公时所传习的符咒，斋醮之法十分繁琐，刘玉大加改革，一切从简。他认为修炼是次要的，这是后天之学，应恢复先天，返真还元，同归太极，同归无形。他强调净明大道是先天之宗本，修习的中心是封建社会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他反复讲：“何为净？不染物；何为明？不触物；不染不触，忠孝自得。”又云：“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1]另外，他还提出三教同源之说，尤其是将儒家忠孝思想作为净明道之本。既然他强调修仙道先修人道，所以又主张净明道士“或仕宦或隐游，无往不可”，“所贵忠君孝亲，奉先淑后”，可以居家修行[2]。
刘玉开创的新净明道，仍以许逊为第一代祖师（旌阳公一传），刘玉为第二代传人（旌阳公二传），将何真公排斥在外。刘玉去世时，传法黄元吉（旌阳公三传）。黄元吉本领不在刘玉之下，使净明道大兴。在黄元吉之后有旌阳公四传徐异、五传赵宜真、六传刘渊然，在《逍遥山万寿宫志》卷五《净明嗣传四先生传》中载有黄元吉、徐异、赵宜真、刘渊然四人传记。刘渊然以下传承谱系不明，在明末清初之际，全真教龙门法派邱处机第八代嗣法弟子徐守成入南昌西山研修净明道法，修复玉隆万寿宫，主持宫事，其后净明道的道统就由徐守诚门人谭太智、张太玄等人相继维持了。《净明忠孝全书正讹》附载了许迈、许穆、吕洞宾、白玉蟾、傅大师、朱真人、张真人七人传记。其中许迈、许穆、吕洞宾三人不是净明道中人。许迈虽非道中人，但与许逊的老师吴猛同在鲍靖门下，也算有点关系。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五祖之一，南宗实际创立者，兼行神霄雷法（亦称五雷大法），他撰有《继真君传》，介绍许逊种种说法及天师胡惠超重建许仙祠事。傅大师是宋代铁柱宫道士，与朱熹有交往。张真人称张逍遥，曾入南昌西山玉隆万寿宫修净明道，是明末清初人。此中朱真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在净明道中，与中国古代戏曲结缘的有两位大名人，一曰黄元吉，一曰朱权。
黄元吉（1271-1355），字希文，豫章丰城望族。丰城为东晋时许逊最初传教活动之地，不仅留有许真人传教遗迹，还流传有许逊斩蛟、为民除害等许多的神奇动人故事。黄元吉12岁就出家西山玉隆万寿宫，先从清逸堂朱尊师学道，朱尊师仙逝后，又从朱师王月航受教，王月航逝后，得刘玉器重，遂成其门下大弟子。黄元吉事刘玉如父，刘玉临终前传道统于元吉，嘱其弘扬教事。黄元吉在西山建玉真、隐真、洞真三坛传授弟子，光大门庭。他为了继承和弘扬刘玉创教思想，将老师生平言行，编成《玉真先生语录》（内集、外集、别集）三卷。后来由黄元吉门人徐异增补校正为《净明忠孝全书》六卷，其中卷一至卷五是由黄元吉编集的。卷一收净明道祖师及传人传记七篇，前四篇是许逊与“净明三师”张氲、胡慧超、郭璞的传记，是采正史、野史、传闻汇集而成，算是净明道的神仙谱系。胡慧超、郭璞与净明的关系前文已说明，张氲是唐玄宗时道士，号洪崖子，在洪州修道。洪州在唐时治所南昌，即许逊修道的西山，所以此卷中收有《净明经师洪崖先生传》。在卷六《中黄先生问答》中，录黄元吉阐述净明忠孝教义言论13条，他认为“只要除去欲念便是净，就里除去邪恶之念，外面便无不好行检”。并认为修道之人，不只是表面的行为，应更注重内心修为，只有“内外交养”，才能达到“真净”。修习者“能净、能明、能忠、能孝”。他强调指出，“净明教中所谓真人者，非谓吐纳按摩休粮辟谷而成真也，只是惩忿窒欲，改过迁善，明理复性，配天地为三极，无愧人道，谓之真人”，而净明道十二真君就是尊孝道而成仙的。他还一再教导门人，“积善之家必有余失，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由心悟，祸福自取。黄元吉在至治三年游京师大都，获上下称誉。泰定元年，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入朝时，向元室极力举荐黄元吉，元室因赐号“净明崇德弘道法师、教门高士”，封为“玉隆万寿宫焚修提点”。黄元吉受封后未返山，被玄教宗师张留孙挽留暂住崇真万寿宫，次年仙逝于京师。在脉望馆钞校于小谷藏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收录有《黄廷道走千里流星马》杂剧，简目作《流星马》，题为“明黄元吉撰”。题目正名作：房玄龄谋略施兵法，李道宗智退金戈甲。贤达妇舍命救儿夫，黄廷道夜走流星马。在《录鬼簿续编》无名氏作78种中，有《流星马》杂剧，题目正名作：左贤王招百载桂枝节，黄廷道走千里流星马。在《今乐考证》和《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录》中均著录此剧目，并注明是黄元吉作，其名次在王子一之后，谷子敬、贾仲明之前，似为元末明初人。在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中，均收“黄元吉”条，或云“此人未见著录”，或云“字里不详，事迹无考”。我推测此人即是净明道中重要人物黄元吉。《流星马》杂剧虽写唐初汉番事，但并无民族偏激之情，这正是元代中期民族融合之状，剧中人物行为不背离孝悌之道，也符合净明道做人的标准。大概是这位道长久观杂剧演出，一时兴起的游戏之笔。
朱权（1378-1448）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早年深得朱元璋宠信，封宁王，手握重兵。燕王朱棣起兵时，骗夺了他的兵权。朱棣夺权即皇位后，永乐元年封藩朱权于南昌，朱权因心怀不满，又欲避明成祖朱棣之猜疑及他人谗毁，遂转而学南昌西山净明道，著《神隐志》（亦作《神隐》）、《汉唐秘史》等，并撰神仙道化剧。朱权地位尊贵，又就藩南昌，故净明道奉为其为尊师之一。后来朱棣封他为涵虚真人。我们现在知道朱权著有杂剧12种，其中神仙道化剧有《瑶天笙鹤》、《淮南王白日飞升》、《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周武帝辩三教》等，除《独步大罗天》存有剧本外，其他剧目已佚。
《独步大罗天》现存脉望馆抄本，剧情讲的是东华帝君派吕洞宾和张紫阳二仙下凡度化冲漠子，吕洞宾教给他长生之道，并帮他除掉心猿意马、酒色财气和三尸之虫。最后，吕张二仙扮作渔夫、樵夫，引渡冲漠子过了弱水，上了大罗天，与群仙共舞，圆了长生之梦。据推测，该剧在《太和正音谱》中有著录，是朱权早期作品，可见道家长生不老的思想早已是朱权心中的渴望，所以当权力斗争已见分晓，再无力与朱棣争锋的时候，朱权能很快认同兴盛于南昌的净明道，是顺理成章的事。
《瑶天笙鹤》和《白日飞升》剧本已佚，但从剧名以及朱权爱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创作素材的特点来看，二剧均出自古代神仙故事，前者应是“王子乔”故事：“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云接以上嵩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倒，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后立祠于缑氏及嵩山。”[3]《白日飞升》是讲淮南王刘安得道升天的故事，就连家中的鸡犬也跟着升天，《神仙传》称：“时人传八公安临去也，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4]从这两剧来看，朱权对求仙访道甚有兴趣，这大概是他韬光养晦的一种策略罢！
《周武帝辩三教》事见《周书·武帝记》。南北朝时，佛教大盛，所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说，于是，儒释道三教的斗争亦很激烈。儒教常常帮助道教来攻击佛教，北魏太武帝还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发起了废除佛教的行动，这是佛教史上一次大的“法难”，之后大兴寇谦之革新后的天师道。到了周武帝时，佛教又遭重创，于天和四年（569），召集僧道儒等讨论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又开大会，评判三教优劣。建德二年十二月又“集群臣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辩释三教前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该剧撰写的就是这段往事。作为明代最高统治集团中的一员、道教的忠实信奉者，朱权对这一排次，意见大概不会相左，所以，从历史中挑出这段掌故，是自然而然的事。
综上所述，净明道一派中的两个重要人物，都与戏曲有着渊源与瓜葛，对黄元吉其人及其剧作的研究，可以填补撰写戏曲史时对此人身份不明的空白；而对朱权剧作的爬梳，可以理清朱权本人的思想脉络。从净明道与戏曲的关系来研究，又给我们研究元末明初的杂剧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点。
（原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注释：
[1]《玉真刘先生语录》。
[2]《净明大道说》。
[3]《太平广记》卷四“神仙四”。
[4]《太平广记》卷八“神仙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