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黄巾起义军的冲击和董卓之乱，导致汉王朝的瓦解，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与战乱时期。由于分裂割据、政权林立，大一统时代思想上的专制主义难以实施，而源于先秦的诸子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又复兴起来，道家、法家学说尤为活跃。由于边疆少数民族入住中原，与广大汉族人民逐渐融合，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民族交融的特点。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为隋唐以后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文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魏晋时期，玄学成为代表性学术思潮，控制了思想文化领域。玄学是因研究阐发《老子》、《庄子》、《周易》这三本书的玄理而得名。玄学提倡尚自然，笃名教。他们杂糅儒道，探讨世界现象的本体，其中心课题是探讨一种理想人格的本体，强调人格的自由和独立。这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由此带来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同时，玄学在探讨世界本体过程中，富于理性思辨。如王弼对“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命题的论述。他在《周易略例》中，对“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多层次的解析，说理抽象深入。玄学的这一思辨性特征，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等都具有广泛的影响。
4.唐宋：中国文化的繁荣期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唐人以气吞日月的磅礴气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谱写出中华文明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使中华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黄金时代。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唐代文化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气派，奉行立足于我，夷为我用的文化开放方针，广为吸收外来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各种宗教以及医学、建筑艺术等，如同“八面来风”一齐涌入唐帝国，为唐文化提供了融合的广度与深度。这种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盛况，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差异时曾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13]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儒、佛、道三者并行的政策。
规模空前的强盛与宽容造就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举凡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史学宗教、学术思想，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唐宋文学光彩夺目。唐代诗歌可谓气象万千、群星璀璨，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最高峰。清朝康熙年间编成的《全唐诗》，辑录唐诗48900多首，作者达2300余人。其数量之巨大，内容之广泛，艺术之精纯，风格流派之多样，是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与唐诗相比，宋代文学最大的成就是词的产生与发展。据《全宋词》一书所辑，当时的词家超过千家，篇章超过两万。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词人有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等人。他们的作品，或雄壮豪放、或清新婉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珍贵的遗产之一。诗词之外，唐宋散文也达到了先秦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唐代的古文运动扭转了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韩愈、柳宗元等大家为后人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此外，在书法方面，以李阳冰为代表的篆书，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竞相争辉；而颜真卿、柳公权这两位书法宗师则使楷书艺术达到真正的成熟。唐代画苑也是色彩纷呈、名家辈出，有姓名可考的画家达400人之多。以“画圣”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花鸟画，不仅画法极为精妙，而且在笔法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的发展。
在思想意识领域里，北宋中期出现了影响整个后期封建社会发展的理学。理学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产物，是儒学发展的新形态，因而被称为新儒学，亦称为宋明理学。它大体经历了由周敦颐到程颢、程颐兄弟，最后由朱熹和陆九渊完成的过程。周敦颐引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学，建立理学的宇宙观，其代表作《太极图说》便是《易经》与道家观念的混合体。程颢、程颐兄弟则指出宇宙间有一定的不变之“理”，推之四海而皆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天理”是一种绝对存在，但这“理”并非玄虚，“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皆是这“理”的具体显现。这就沟通了宇宙与伦理，视人世的伦常道德为一种“理性本体”，并建立了以“理”为本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使传统儒学走向哲理化。朱熹还把儒学的伦理纲常加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他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强调“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功夫。理学思想，一方面有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个人情感欲求的禁欲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实现，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人格气节和道德情操、注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化性格。
5.明清：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明清两代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旧的封建制度日趋没落，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与发展，“西学东渐”又使中国人大开眼界，这些因素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转型期。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出现剧烈动荡，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面对清朝的专制统治，内心的痛苦变得愤激沉郁，有顺应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君主制度和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便自然而兴。这一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论战，其批判锋芒有的直指专制君主。黄宗羲指出，至高无上的君主实际上不过是一“独夫”而已，是“为天下之大害者”；王夫之则强烈主张“公天下”，反对“以天下私一人”。这种对君主制度的批判打破了君主的神圣性，是对民主精神和自身价值的呼唤。启蒙思想家们在经济上和学术思想上还提出了许多进步的观点。他们反对传统的“崇本抑末”，主张“工商皆本”；抨击科考制度，主张设立学校，尊重并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判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玄虚学风，主张学问重“习性”与“实践”，这些主张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宣告了封建文化的衰落和寻求并建立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开始。
清朝前期，社会稳定下来之后，由于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优抚政策，学者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总结工作。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考据学的兴起。知识分子对先秦以来的全部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开始进行系统的梳理。在乾隆、嘉庆年间形成了“乾嘉学派”，该学派分为吴派和皖派，前者从古文字及音韵入手，重视音训，以求经义；后者从小学、音韵入手，判断经义。他们恪守非常严谨的学风，取得了文献典籍清理的丰硕成果。二是明清两代的朝廷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编纂类书和辞书。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大型字典《康熙字典》等。其中的《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明清两代除整理古籍、编纂类书和辞书外，还整理完成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等，这些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巨著是我国古代文化创造能力的重要标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
明清时期，戏剧、小说逐渐发达。各类传奇剧本较之元杂剧更为生动，其中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著名。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成熟并走向高峰，涌现出一大批文学巨著，有以农民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小说《水浒传》，有神奇瑰丽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有构思宏阔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还有极摹人情世态之歧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将中国古典文学推向高峰。
清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之风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近代的文化重构由此开端。洋务派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论一度成为时代思潮。而戊戌维新的仁人志士们则提出有别于洋务派的“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启蒙者，以民族大义为精神旗帜，展开了对封建末世的批判和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深感，中国之落后面貌若不改变，其后果犹如“神州之陆沉”，因此在关注世界大势，呼唤变法维新的同时，他们极力向中国人引进和介绍西学，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的因子。他们尊重学术思想自身的独立价值，以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去从事学术研究，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掀起了划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摧毁了封建文化所依附的清王朝的统治，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治国方略，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型。五四运动比起以前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变革来，是从更高层次上、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清算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面，并在更为自觉的基础上对民族思想文化进行价值重构。一代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开始用新思想、新方法，构筑新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的发展随之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它的长期发展与演进过程中，由于历代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它既具有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如果从整个世界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和比较，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强处，这些优势和强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凝聚功能
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华文化是从未间断过的文化类型，它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一直保存、延续、发扬光大到今天。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化形态因为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惟有中华文化则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上说，这是由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但主要的原因则是源于内部，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的生机力、统一性的同化力、包容性的融合力、伦理性的亲和力、变易性的创造力和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等，构成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源。
中华文化在这强大生命力的延续中，又表现出极强的同化和凝聚功能。不论哪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不论割据势力多么强大，都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制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交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相继南下，乃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并试图以浓烈的民族感情来贬抑、抵制华夏文化，但是由于其文化属于“低势能文化”，最后都被“汉化”。华夏文化以其强大的同化力，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反复上演着“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戏剧。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取新鲜养料，经过消化吸收，化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下，不断增添活力，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度过艰难时期，终于发展成为一以贯之的、影响至深至远的庞大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