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类型的文化，伦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这种伦理性固然具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深深地积淀在国人意识中的一些伦理观念，如尊师孝亲、修身自律、务实奋进、勤劳节俭等，无疑，在铸造国人灵魂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发生着久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所造就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至强至深。这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体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它使海内外华人能够产生“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的共同情感。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许多人已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没有被完全西化，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有着与国人相似的价值追求。这说明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它代代承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和影响着炎黄子孙，在广袤的土地上展示了精神文化的共同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一种炽热而强烈的民族感情，又是一种自觉意识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它使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前途和历史命运有深刻的认识和崇高的责任感，这激励着人们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努力奋斗、无私奉献。
2.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强大的整合功能
中国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源于远古时代，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出汉字及其音义系统，而且还以方块汉字为载体独创了自己的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了华夏民族独有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鲜明的特质。但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融会贯通的“多样一体”的文化，既涵化着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又吸收着多种外来文化，是长期以来在同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激荡、选择融合、吸收借鉴、“和而不同”中发展起来的，是多种文化陶铸积淀的结晶。
在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时，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具有自觉的主动意识，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影响、改造对象。从历史上看，每当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都逐步地本土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从东汉以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经过几百年的改造与吸收，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宗派有净土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就连佛像进入中国后，经过中国人的塑造，其形象也越来越像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消化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而形成了崭新的学说——宋明理学。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而广泛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乃至民俗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印度佛教如此成功的吸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开放性、高度坚韧性和善于消化的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即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实现了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所以，虽然历经几千年与异质文化的吸收、融合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仍有一脉相承的体系、特点，这是世界范围内其他古代文化所没有的独特现象。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始，就呈现出多样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极为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农业民族重农轻商、安土乐居；而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的“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航海；西域的一些绿洲小国，则很早就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北方游牧民族面对严酷的生存条件，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其次，缘于中华民族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并不是由单一的部族发展而来，而是在许多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既非单一，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的。民族血缘的复杂，是形成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到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以地域、以风俗习尚为分野的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等多种文化体系。不同的文化成分虽然内容特点有异，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却具有共同的价值系统和模式，有整合为一的共同特点。正是这个基本特点，才使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非凡的固着性和聚合力。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互补”的传统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4]也正是这种强大的整合功能，使中国文化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不断地丰富、发展。
3.具有持久的精神激励性与动态的延续、创新功能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业已积淀为国民的普遍心理因素，规范、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这种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观念意识，是焕发人民为祖国统一、民族昌盛、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精神源泉，具有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强大功能。譬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学说，提倡一种入世精神，它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重义轻利”，提倡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的驱使下，才有竭诚尽智，探索真理的知识分子；才有跃马横枪，驰骋沙场，为抗击异族侵略者而“马革裹尸”的英勇将士；才有不顾砍头灭族，为扫除社会前进障碍而毅然变法的改革家；才有两袖清风，为政清廉，一身正气，“留得清白在人间”的人民公仆。正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精神，持久地激发着我们民族的活力，形成了可贵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又如，“和”的观念在凝聚中华民族中一直起着伟大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保持了统一和完整。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大都将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经过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们的不断努力，“和”的观念已经辐射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治国安邦强调“和睦兴邦”、“和平共处”，治理家园讲究“家和万事兴”，为人处世恪守“贵和持中”的中庸之道，人生修养要达到“心平气和”的境界。正因为这种“和为贵”的思想为全民族所普遍认同，由此铸就了国民的整体观念和协同精神。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早已成为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行为准则。这种以整体为上的行为准则，固然曾经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为其巩固既得利益服务过，但从整个民族的思维路向和实际社会效果来看，它对于孕育人民群众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培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思想品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深深积淀于整个民族心理的民族精神所产生的持久的精神激励性，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不竭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更强的连续性，而这个连续性又是一个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的变化过程。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言，就蕴含着丰富的变革思想。这种变革思想，根源于生生不已、大化流衍的宇宙观，于《周易》中表现得最为彰显。《周易·系辞》里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并把变通视为创新，进而提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宋代理学家张载为此释义说：“生生犹言进进”，就是说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流，这就叫做“易”。一阴一阳，生生之易，发生在天地之间，一切都在创新发展着。这种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创造能力的肯定。在创进不息的宇宙精神的感召下，人类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创造出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着的变革性所产生出的无穷创造力，才使中国传统文化高峰迭起，绵延不绝。一部中国文化史，就是一部文化变革与创新的历史。先秦时代，从周人对前人的文化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阐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学术的总结与融合，都体现了连续性与变革、创新性的统一。至于秦汉之后，文化思想的变革与创新更是不胜枚举，举其大者，如汉代董仲舒是在儒家之外吸收了阴阳、道、法等思想而更新了儒学；宋代朱熹则通过整合儒佛道而创新了儒学，等等。这些整合中的创造既包含对本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同时也包括吸收与改造外来文化使之中国化。这说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是静态的存在，它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知识系统，是在不同时代延续、变化和发展的。在与时俱进的变革与创新中，中国文化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二、需要发扬光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素质、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是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与精华。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积淀和结晶，是中华民族告别愚昧落后，走向文明进步的先导和动力，是铸就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精神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尽劫难而不衰，屡遭外敌入侵而未亡，不断发展壮大，民族精神无疑起了凝聚、整合与支撑、推动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它在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虽有精华与糟粕两种成分，但瑕不掩瑜，就总体而言，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精华和优良传统占据着主导地位。优秀的民族精神，可以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从现代社会的角度考察，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优秀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天道刚健，自然界不息地运行变化，君子（指有道德、有抱负的人）应当效法自然，刚强不屈，不断进取，奋发有为。这是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重视“刚”，并肯定“刚”是有价值的品德。孔子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有所作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5]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投以极度的蔑视。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6]这些主张体现了一种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认为，人无论是活在太平盛世还是处于动乱年代，都要奋斗不息。凡成大事立大业者少不了历尽艰辛，饱尝苦难。基于此，他写下了激发人们奋斗不已的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7]孟子这种高度推崇意志的坚定和理性的自觉，对培养民族正气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到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肯定了《易传》的刚健之说，他指出：“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18]又说：“惟君子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19]有力地宣扬了“健”与“动”的学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