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评论
“舞蹈批评”，通常也称“舞蹈评论”。西方所谓“CRITIC”——批评家，其中含“挑剔者”之意，比较鲜明地显示出一种“身份感”（社会生态位）。近几年，我们也多用“文艺批评”、“舞蹈批评”，或许与此有关。不过在我看来，“批评”、“评论”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性。批评不是专门揭短，批评也必然包含着论理。
接触、亲近舞蹈，无非是通过视觉——观赏，或者动感——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舞蹈的观赏、参与，都离不开对舞蹈的评价。因此，“舞蹈批评”并不神秘，广而言之，人人可为。但是，舞蹈批评作为一种职业化的行当，却是舞蹈艺术发展到相当高度才应时而生的，它有其特定的功能和规律。
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纵观舞蹈发展史，制约舞蹈发展的重要社会因素除强化政令、经济投入之外，另一个“生态项”就是权威性评论。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而文艺批评对于文艺发展的作用力，则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日渐成熟、深化。毋庸置疑，在当今社会，专业的舞蹈批评家（通称“舞评人”）的地位与作用与舞蹈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那么，当代舞评人的定位应该是怎样的呢？
在“专业圈”内，舞评人应该担当起对舞蹈创作（作品）进行科学的价值判断、对创作思潮进行舆情分析的任务。面对公众，则应担负起社会审美消费的引领作用，促进舞蹈美育的普及和健康发展。至于舞评人是否具有权威性，则取决于其公信度和影响力，它不是自封的，而是以其舞蹈批评的思想深度和感召力为依据，在长期实践中逐渐为群众所承认。当然，最终制约艺术发展的兴衰与趋势的决定因素是社会选择作用，它不是一时的市场效应所能检验，也非少数权威登高呼吁拍板定性，更不能依靠浮夸炒作。而取决于作品自身的生命力——思想内涵、艺术质量，它需要时间与历史的考量。
马克思美学思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探索艺术永恒魅力之奥秘。我以为这也是舞评人必须关注的。舞蹈批评应追求由表及里，由对一般现象、具体作品的观察、评析，进而探索、揭示艺术本体的内在规律性。
文艺批评（包括舞评）在文化艺术发展中所具有的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作用，有史为鉴。在我国，自古以来那些经典性的文艺评注不仅映射出特定时期的文化思潮，也是渗透于文化发展史的亮点。在西方，举世公认的19世纪俄罗斯文艺发展的辉煌期，与别林斯基等文艺批评家的贡献密切相关。芭蕾发展史中，18世纪以来以诺维尔《舞蹈和舞剧书信集》（1760）为代表的，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舞剧评论、创作理念，大大地促进了芭蕾的革新与发展。当代，如：号称美国舞蹈“第一夫人”的艺术家、批评家爱格尼斯·德·米尔和菲律宾舞蹈家、批评家莱奥诺·德罗萨·葛钦戈等，她们不仅以自己的表演艺术、编创的作品享誉世界舞坛，同时也以权威性的舞蹈批评引领着时代的舞蹈潮流。与上述那些标杆性、经典性的文艺批评相比，不禁生发望尘莫及之感。但我们不应妄自菲薄，而应有高远的志向，汲取他们的精髓，向他们靠拢。
当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文艺批评中屡见不鲜的“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现象。它不仅亵渎了批评家的职业尊严，也破坏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功能。这股风也浸染着舞坛，影响着尚未茁壮的舞蹈批评健康发展。因此，想要提高舞蹈批评的质量，首要的是树立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
窃以为，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与舞评人自身的人品、文风、学养、激情与创造性思维的综合素质密不可分。它是舞评人自我修炼的依据，也是衡量其职业化水准的要素。
所谓人品，当然是诚信为本。这是奠定“文风”的基础。不可想象假话连篇的舞蹈批评，谈得上什么“文化品格”！但是否“实话实说”就是理想境界呢？这不过是一个“底线”。我们曾不止一次强烈地呼唤舞蹈创作的“三真”精神，即：真实的生活感受、真诚的创作冲动、真切的艺术呈现。其实舞蹈批评同样需要“三真”精神：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心口如一的真诚表述、对艺术真谛的求索、揭示。这是做人、作文的标准，也是树立舞蹈批评之文化品格的基点。
舞评人首先要忠于自己对作品的真实感受，始终葆有对舞蹈的挚爱与真情。如果一部作品并未打动自己，却要勉为其难、煞有介事地“纂”出个“子丑寅卯”，不啻是舞蹈批评中最低级也是比较常见的弊病。但作为职业化的舞评人，只是直白地表达一己之感受，显然是不够的。他应比一般观众、同行，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更高的艺术见地，并予以真诚地表述。这种表述，不仅限于一般现象的分析，而应结合创作实践，探索一般性规律——揭示其中的真谛。
“三真”精神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并非易事。其中比较核心的问题是与创作者的关系。西方批评家往往以不苟言笑著称，多大的“腕儿”对其铁面无情的批评都敬畏三分！但他们也存在着过分“个人化”，犀利、尖锐中难免失之偏颇，建设性作为不足等问题。我以为，在我国的社会条件下，批评家应参与优秀作品的打造过程，与创作者建立起比较理想的诤友关系。舞评人不应只是一个挑刺儿的“评审员”，创作者也不应期望舞评人扮演“吹鼓手”、“轿夫”的角色。双方都应以促进舞蹈艺术发展为己任，在真诚交流、平等对话中探讨真谛，共同提高。
文化品格的另一个支撑点是学养：它包括雄厚的基础理论功底，充实的文化知识积累，对创作动态的密切关注与把握。
所谓基础理论的功底，并非动辄搬弄那些现成的名词概念，而是在评析舞蹈作品中贯通正确的理念、辩证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在某些舞评中常见论及一点不及其余、难以自洽的弊病，诸如：倡导民族舞的创新，就把继承传统视为“负面影响”；论及作品的类别时，把“具象性”归为“当代舞手法”；“抽象性”归为“现代舞手法”（殊不知在纷繁、多样化的舞蹈作品中，很难把具象、抽象，表意性、表现性手法绝对化地割裂，往往是相互渗透、融合的）。再如：对比较贴近民间自然形态的作品，称之为“原生态”，一时间这一概念的滥用成为一种“时尚性”误导……凡此，对诸如继承、发展，传统、创新，经典、前卫，抽象、具象，表意性、表现性等理论概念的混淆与滥用，使舞蹈批评缺乏说服力。看似是认识上的偏颇，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基础理论的功底不足，缺乏辩证性思维所致。
优质的舞蹈批评不能只是“就舞论舞”，而应洞悉与具体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民族地域特色……在此基础上，论及其题材、体裁、艺术样式、语言结构、表现手法等，才不致捉襟见肘，甚至出现知识性硬伤。
社会变革、时代发展、民众生活的日新月异，促使舞蹈创作也须不断变革、创新。舞评人应高度关注创作实践的动态、发展，争取较多的作品观摩量，及时了解艺术家的思考与追求，以期对共通性、倾向性问题保持敏感，把握创作思潮的发展趋势。把关注现时的创作动态纳入“学养”，是为了鲜明地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但知识的积累必须有很大的读书量，尤其要熟读经典（上网搜寻与读书绝非等同）。总之，文化知识的储备对于舞评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读书与关注创作实践相结合方可融会贯通。
此外，舞评人还应具有激情与创造性思维。事实上，无论从事艺术创作或理论研究，都应追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相对完美的结合。好的舞蹈批评应该在充溢着激情的心境下，有一种如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写作感觉，以自己独特的见地，为“当事者”——编导，提供“旁观者清”的参照，敢于、善于言他人之未见、未言。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线的舞蹈编导、演员对有些舞蹈评论发出“看不懂”的怨言。在多数情况下并非读者水平问题，而是对语言晦涩、故弄玄虚的舞蹈批评表示反感。由此可见，舞蹈批评的可读性至关重要。试想，如果专业圈内的同仁都没有兴趣读我们写的舞评，又怎能吸引公众，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呢？一位我所敬爱的中学语文老师，曾教诲我们：“作文要照实写，力求生动。”舞蹈批评无疑也应遵循这样的写作原则。
不过，舞蹈批评使用的工具虽然是语言文字，但其评论对象——舞蹈，是以肢体语言为呈现方式的时空艺术。因此，除了学习文学的写作技巧之外，还应把握分析舞蹈形态特征的科学方法。使你所描述、评论的舞蹈形象在文字叙述中得以生动地展现——与具体作品对得上号，力避空泛或离题千里，不知所云。
就个人经验而言，职业化的舞评人，在观赏舞蹈作品时，除与一般观众同样的热情投入之外，还应该比较清醒地保持两条“思维轨迹”。一是要善于窥测编导心灵深处的创作意图，对其下意识、潜意识中的神来之笔，抑或是刻意追求却未能实现的目标，有感同身受的心理反应；同时，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批评家思维轨迹——捕捉亮点，挑剔瑕疵。通过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酿造的舞蹈批评，才有可能闪烁着创造性的思想光芒，对舞蹈设计者、表演者具有吸引力、冲击力。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难以回避、不敢轻视。
无须讳言，当今舞评人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存在着不良因素。比如：演出票价昂贵，尚无合理的机制保证舞评人对作品的观摩量；再如：不少舞蹈作品承载着树“形象工程”的重负，评论的“口径”与“宣传政绩”的需求不合理地撕扯在一起，对舞蹈批评形成不应有的压力或掣肘……在这样的境况下，步履维艰又急于求成的舞评人（尤其是入道不久的年轻人），不免引发“生存困惑”。于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按照出品人、创作者的意图充当“笔杆子”，以此作为获取功利的捷径。如此这般，使舞蹈批评缺失了独立性而代之以依属性，甚至寄生性，这是比较危险的倾向。而在所有的弊病中，套用、抄袭之风是最恶劣的，它不仅使舞蹈批评的文化品格丧失殆尽，而且有如“SARS”，对当今舞坛具有致命性的浸染作用！
……正是面对现时存在的种种困惑和问题，我们呼唤舞评人以“三真”精神为核心，自觉培育自己的文化品格，以“职业群体”的能动性，维护舞蹈批评的职业尊严。
白求恩曾说：“党性是才能的摇篮。”我想，在更广义的层面上理解这句至理名言，即：“怀有崇高信念的挚爱，是滋育才能的摇篮。”让我们以此为训，做新世纪有出息的舞评人。
根据2006黄山青年舞评人培训班讲稿整理
（原载《舞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