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转入论证的第二部分。这回我们先把任何公认意见都有可能错误的假设搁置一旁，而是假设它们皆为正确，然后再来考查一下，如果其真确性不容自由且公开地讨论便径直加以主张，这种做法究竟有何价值。一个持有强烈信念之人，不论多么不情愿承认他的意见可能有错，只要想一想，无论多么正确的意见，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且无所畏惧地讨论，它都只能作为僵死的教条而不是鲜活的真理而被持有，他都应该有所动容。
有一班人（幸而不像从前那样多了）认为，一个人只要毫不怀疑地赞同他们认为正确的意见就足够了，尽管他对此意见所据之理由毫无所知，甚至不能为反驳最肤浅的异议提供哪怕一条站得住脚的辩护。这样的人，一旦自权威方面得到某种信条，就想当然地认为，允许对其提出质疑只会有害无益。只要他们得势，就几乎不可能允许对公认意见提出明智而审思式的反驳，从而使它受到的反对只可能是鲁莽而无知式的；因为完全钳制一切议论毕竟不大可能，当议论一旦出现，未能真正深入人心的信念就会在论辩的只言片语面前轻而易举地屈服。不过，即便抛开这种可能性不提，而假设真理能常驻心中而不倒，但却是以一项成见、一项不靠论证且不准论证的信念而深踞其间的，这也不应该是具有理性的人类持守真理的方式。这算不上是懂得真理。如此被持守的真理，毋宁说只是一个迷信，只不过碰巧撞上了能宣示真理的字句而已。
如果人类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应该得到培育（这至少是新教徒并不否认之事），那么除了在那些因切身相关而令其有必要主张某种意见的事物上，还有什么更适合一个人来培养这些能力呢？如果说某件事比另一件事更有助于培养理解力的话，那它肯定是弄清楚自己各种意见的依据。人们不论信奉什么，所信是否正确都是最为首要的问题，因而在这些主题上，人们起码应该能够在最一般的反驳面前为其提供辩护。然而有人会说：“人们一旦有什么意见，将他们意见的依据教给他们就可以了。何必非得说只有听到争论才算理解，否则必是鹦鹉学舌呢。比如学习几何，学者不独记下了各种定理，而且懂得和熟悉论证；如果因为他们未曾听到任何人否定并试图推翻这些定理，就说他们仍是对几何真理的根据懵然无知，这未免有些荒唐了吧？”毫无疑问，对于数学这类题目，根本无需论及错误的一方，这种说法确实足够了。数学真理之证明的独特性在于，所有论据都在正确一方手里。不存在反对意见，也无需对反驳予以答复。但是在每一个可能具有不同意见的主题上，真理必有赖于两组相互冲突的理由的公平较量。即便在自然哲学中，对于同一事实也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解释，如天文学上有以地心说代替日心说的，物理学上有以燃素说代替氧气说的；必须让那些另类学说为什么不能成其为真理得到说明；并且除非它得到说明，而我们也知道它是如何被说明的，我们才算是真正理解了自己意见的根据。但是当我们转向那些远为复杂的主题，转到诸如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以及民生日用等问题上，为每一个有争议的意见所做的论证，大部分都在于为排除对异议一方有利的现象。古代最雄辩的演说家西塞罗（抛开德摩斯梯尼不算）自称，他在研究对手情况上所下的功夫，即使说不上更大，起码也和把握己方情况的力度一样大。西塞罗在公开辩论中用以取胜的这种办法，值得一切为了获知真理而研究任何主题的人效法。对于某一事物，若有人仅了解自己一方，则他对此事物可说是知之甚少。其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甚至好像坚不可摧，但是如果对他来说，相反一方的理由也同样牢不可破，甚至他连对方的理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身处两种意见之间，必然找不到一个如何选择的根据。对他来说，理性的态度应该是暂时搁置判断，除非他满足于或是依从权威，或是像一般世人所做的那样，根据自己情感之所偏爱，接受其中某一方。而且，仅仅满足于从自己的老师那里听到反方论点也是不够的，那些反论必然都在老师的意料之中，并且在转述的同时已经附带上了他们的反驳之辞。那不是公平对待反方论点的方式，也无法以自己的心灵与之实现真正的接触。他聆听的对象，必须是确实相信那些论点、真诚为其辩护、并为其竭尽一切所能之人。他所了解的反方论证，必须是以极尽能言善辩的形式出现的，必须让他感觉到关于该主题的正确意见所不得不遭遇且必须要战胜的困难的全部压力，否则他永远不能真正掌握足以应对并解决那一困难的真理。百分之九十九的所谓受过教育的人都处于这种偏信偏听状态，甚至那些能够为自己的意见滔滔雄辩者亦不例外。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是他们的任何理解也许都是错的：他们从未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会怎么说；因此，若依“知”字的任何严格意义来讲，他们可说是并不知自己所宣称的道理。他们不知道该道理可以用来解释并证明其余部分成立的那一部分；他们不知道有些重要的原由，可以证明两个似乎彼此冲突的事实实则是相通的，或者可以表明在两个看起来都很有力的理由面前，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总之，对于所有可以扭转局面、决定一个全面理解者之判断的那部分真理，他们都是陌生的；而除非不偏不倚地倾听了双方的意见，并对它们各自之理由都洞烛幽微，否则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此点。要想对道德和人文主题真正有所理解，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纪律，因而在一切重要真理上，如果暂时还没有反对者，也有必要设想一个，并为之提供巧舌如簧的魔鬼辩护人所能想出的最有力的辩护。
为了削弱上述分辩的力量，言论自由的敌视者可能会说，为自己观点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证明，那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并理解所有理由。让普通人都能去揭露能言善辩的反对者的一切妄言谬语，实是无此必要。只要总有某些人能够对之予以回应，使任何可能误导未受教化者的东西都得到驳斥，就足够了。至于心思质朴者，只要将其被谆谆教诲的真理的明显依据教给他们，剩下的让他们信赖权威就是了；而且他们既然意识到自己对可能遇到的难题，既无释疑之智，又无解惑之才，而又相信反正有那些为此受过专门训练之人，已为其解答或能为其解答所有已遇之难题，就大可酣然安卧了。
虽然人们信奉某种真理，都理应对之有所理解，但即便我做出最大让步，姑且承认那种认为对所奉真理不必人人都需理解的观点，也未能丝毫削弱言论自由的理由。因为，即便是这种说法，也承认了人类应当拥有一个理性的保证，即所有的反对意见都已被圆满地答复。如果要求答复的东西已被禁止，又何从答起呢？又如果反对意见根本没有机会表明已做之答复不能令其满意之处，又何以知道它是令人满意的呢？对于那些难题，即便不是公众，也至少是要去解决它们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所必须熟悉的，而且要熟悉它们最令人困惑的形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让反对意见得以自由表达，并将其置于它们所容许的最有利的理解之下不可。天主教对此种令人困扰的问题有其自己的处理方式。它将人大体分为僧俗两类，一类能被允许通过真心服膺接受其教义，另一类则对所接受的教义只能信任而不可一探究竟。诚然，二者在所能接受的教义上都不允许有任何选择；但是，至少对那些能得到充分信任的教士，可以允许并鼓励他们去熟悉异端的论证，以便能够对之做出回应，并且为此之故，可以阅读异端的书籍；而普通信徒，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很难获得这种机会。这项教规已承认了对于敌手情况的了解有益于宣道者，只是又想出与此并行的办法，将世界上其他人拒之门外：这样一来，尽管给精英分子的精神自由不比给大众的更多，但却给了其更多的精神栽培。通过这一办法，天主教成功地取得了其意图所需的精神优越性；因为非自由的精神栽培固然无从养成博大而开阔的心胸，但却大可造就出聪明能干的就教条来辩护的低级讼师。但是在信奉新教的国家里，则已经抛弃了这一办法。因为至少在理论上，新教徒主张，选择何种信仰的责任必须落到每个人自己头上，而不能推诿到牧师身上。此外，在当前的世界情形下，要想将受教化者所能读到的书籍对未受教化者封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的教化者要想知晓一切他们应该知道的事物，就必须让一切都可以自由言说与自由出版而不受限制。
不过，也许有人认为，当公认意见为真时，缺乏言论自由的危害之处，只不过是令人们不知道那些意见的依据而已，即便这不利于智力的发展，但却绝没有道德上的危害，也无损于那些意见影响道德人心的价值。但是，事实却是，自由讨论的缺失，不仅使意见的依据被人遗忘，就连意见本身的意思也常常被人抛诸脑后了。表达意见的词句，已不再能够让人想起它的意思，或者仅能提示其原本用来传达的意思的一小部分。清晰的概念和鲜活的信仰不见了，剩下的仅仅是几句死记硬背下来的陈言腐语；或者其意幸而有所保存，也仅剩皮毛而已，其精华则早已亡失尽去。此类事实占据并充斥于人类历史的大量篇章，却未被真正认真地研究与思考过。
几乎一切道德学说和宗教信条的经历，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它们的首倡者以及得到首倡者亲传的弟子那里，其意思与活力都是繁富而充沛的。只要为使这些学说信条超越其他信条的奋争还在持续，其意思就能以未曾稍减的强度被感觉到，甚至还可能会得到阐扬而被更充分地理解。最终，它们或者得以盛行并且成为普遍意见，或者前进之势已竭，只能保持既得领地，而无力继续拓展。无论上述哪种结果变得显见之时，有关那一主题的争论都会衰落下来，并渐趋消失。当此之时，这种已经取得一席之地的信条，即便没能成为公认的意见，也会成为公认意见所承认的一派或一支；而信守者对其大体上也只是得自传承，而非真正领受；至于令这些信条做由此向彼的转变，如今已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外之事，即便是这些信条的宣教者，也未尝稍稍劳神对之有所思考。起初那种时刻准备着不是反击世人的诘难，就是竭力劝服世人向其靠拢的势头不见了。而今人们已经退而不闻不问了，对于那些反对其信条的种种论点，只要其势不足为恤，就充耳不闻，而且也不打算以有利的论据为自己辩护而去烦扰那些异见者（如果真有异见者的话）。从这时起，就通常是那一信条活力衰落的开始。我们时常听到各种信仰的宣道者都在哀叹，让那些号称皈依者在头脑中保持对真理的生动理解，使真理能深入内心而真正支配行为，真是太难了。可是，当这些教义还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争之时，从不会有这种困难要抱怨；那时，即便是较弱的战斗者也知道他们在为何而战，并能觉察到它与别种教义的分歧所在；同时，在每种教义的上升期内，也总会发现有绝非少数人曾以各种思想方式领会其基本原则，衡量和考虑过其一切重要意义，并体验过其对道德品性的充分影响，那正是对该教义的信仰在一个完全受到其洗礼的心灵中应当产生的效果。但是，一旦信仰已变成一个仅靠传承的教条，而且并非主动而是被动领受，也就是当心灵再也不像当初那样被迫以其全部力量来应对因信仰而来的各种问题时，就会出现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使人除形式以外忘掉所信的一切，或只给予其漫不经心的赞同，仿佛既经信任而接受了它，就无须再从意识上去领悟或通过亲身体验去检验一番；直到它变得与人类的内心生活几乎完全没有联系为止。于是，就出现了当今世界经常可以看到乃至形成多数的一种情形：信仰仿佛总是在心灵之外，结成硬壳并使心灵僵化，以抵挡一切诉诸人性中更高尚部分的其他影响；它不能容忍任何新鲜而生动的信念进入，以此来展现它的力量，但它自身除把门放哨致令心灵空虚之外，对人的意识或心灵可说是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