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听了历史系学长们上的日文课，却发现“日文一”“日文二”课堂教的，没有一样是我没学过的，太简单了。那个时代，台大还没有日文系，辗转听来，有一位嫁了台湾人的日本老师开在法学院的日文，是全校最难的，据说一个学期的进度，就等于别人两年。川端康成的魅惑引我搭上〇南公交车从校本部去到法学院，摸索找到日本老师的课堂。老天！这个老师用的课本，竟然和爸爸选的一模一样！
我在法学院上了两年日文课，那两年耗在法学院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校本部全部时间加起来可能都多。一度，我也想在日文之外，找些法学院的课上上，从公布栏上贴了一大片的课程表中，选了两门最吸引我的课，一门是“法哲学概论”，一门是“罗马法”。我兴冲冲地记了时间，兴冲冲去了课堂上，却以为自己跑错教室了。“法哲学”课堂上，除了我，只坐了三个人。老师来了，看到我们竟然露出微笑说：“今年人比较多。”然后老师要我们自我介绍，听到我说我不是法研所学生，想要来旁听，老师脸拉了下来，悻悻地说：“你不能选课？可是课至少要三个人选才能开啊！”后来，“法哲学”没开成。“罗马法”呢？更惨，第一堂课连我来了两个人，从头到尾，老师都没出现。噢，有一个大概是助教的人，上课钟响五分钟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看只有我们两人，他连门都懒得进，直接就宣布：“这课不开了！”
这两门没上到的课，却比很多修了上了也得了分数的课，对我影响更深，让我确切理解到自己真是个怪人，我有兴趣的东西，大概在这个社会就没什么机会得到热门关注。一直到今天，我都习惯带点歉疚地跟从事出版的朋友说：“啊，你们出的这本书我太喜欢了……不过，恐怕不太好卖吧？”
在法学院，只能乖乖上日文。日本老师的课真的很拼，第一学期期末考，别班大概还在考五十音怎么认怎么写，我们班已经都考问答题。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大题，给了图像显示天气状态与温度，然后要求写出一段青森县天气预报的广播稿！别人叫苦连天，我却庆幸感觉自己离川端康成愈来愈近。日本老师自己说话极细致极好听，平常她也不太在意我们的日语发音。上到第二年，有一天，或许是要奖励我的日文程度吧，老师突然要我起来念新要教的课文，我也没多想，捧着书就念了。文章蛮长的，一边念一边发现老师怎么怪怪的，身体开始不自主地微微扭曲，等我念完文章，老师终于忍不住爆出笑声来。想想，那么端庄淑丽的日本老师嗤嗤地笑起来！大家都很惊讶，也都不知道老师在笑什么。
老师好不容易停了笑，红着脸尴尬地解释，造成她失礼的原因，是我发出的日语。明明是一个二十岁的男生，为什么口中的日语听来像是五十岁的欧吉桑，而且还有浓厚的乡下九州腔！
讲战前九州腔的五十岁欧吉桑，那是父亲。透过日语，父亲灵魂的一部分，我最陌生的，他的日本占领时期成长经验，竟然附体在我身上。那一刻，我的年轻身体和父亲的老灵魂不意交错交杂了。
[淡水] 木炭与面摊
那条路，到现在还叫“英专路”。“淡江英专”早已经消失许久许久了，先是改名叫“淡江文理学院”，后来又成了“淡江大学”，学校的大门改了个方向，不再直接对着阶梯，另外开了马路方便车子上去，然而原先从车站通到学校的马路，竟然还留着“英专路”的名字。
这样的怀旧坚持，在台湾还真罕见。我开始搭火车去淡水时，“英专”就已经走入历史了；更早，我表哥从花莲北上考大学，念的就已经是“淡江文理学院”的日语系了。我有印象的，是周末表哥会到我们家来帮上了初中的姐姐们当家教，那个时候的大学生，还穿制服，表哥常常在阳台拆了裤带，用铜油认真地擦他的皮带头，擦得金光闪闪。表哥跟姐姐们相处得不是很好，他讲起什么事都习惯用一种得意洋洋的口气，听来就像是一连串不停歇的夸耀，跟正经历青春期浪漫别扭的姐姐们的情绪，老是犯冲。姐姐们用各种脸色表情与肢体动作，反复表现她们的不满，表哥不可能不知道。事实上，爸妈也不可能没察觉，然而站在补贴表哥生活费的立场，爸妈还是坚持周末的家教课要继续上。
直到有一次，表哥带了同学一起来，上完家教他们在阳台上聊天，聊到前几天到英专路的面摊上吃面，三人点了三碗麻酱面，然后合力干掉桌上满满一罐免费提供的辣菜，辣得直吐舌头。要走时，看到老板垮下来的脸色，他们觉得有趣极了，边讲边又大笑一场。
这段聊天对话，被爸爸听见了。连续好几天，爸爸耿耿于怀，想起来就说：“三碗麻酱面才给人家几块钱，怎么可以这样！”爸爸还对着妈妈跟我们几个小孩，回忆起战争时代，家中最困苦的状态下，卖过木炭。木炭是一车一车卖的，装满木炭的车要用绳子绑起来，牛拉的车子动起来，一不小心没捆紧的木炭会掉出来，祖父总是坚持一有木炭掉了，就得停车捡起来塞回去，大姑姑有一次嫌麻烦不肯捡，说：“就只有一根木炭嘛！”结果挨了揍，祖父生气了：“一根炭就可以占人家便宜吗？为了一根炭的便宜，害神明诅咒我们李家，值得吗？”
爸爸深信，无论如何不能占人家便宜，何况是为了恶作剧糟蹋人家的好意，害卖面的人平白损失一罐辣菜。从那以后，表哥的家教就取消了。
淡水客运站就在英专路口，遥遥与火车站对望。整条英专路排满了各种摊子，贩售所有学生生活中可能用到的食衣住行物件。走在英专路上，我不免想起表哥和他们的恶戏，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最像是表哥他们光顾的，同时东张西望看看哪一个面摊，可能是陈映真小说取材的依据，会不会刚好是同一个面摊呢？
本名陈永善的陈映真是我知道真正念淡水英专的人。那个时代，淡水英专真的是专门教英文的，所以陈映真念的当然是英文，也才会凭借着他的英文背景，先是当英文老师，后来进了药厂工作。
最早在图书馆里难得借到一本远景版的《第一件差事》，极喜欢陈映真充满沉痛温情的小说。然后不晓得从哪里读到陈映真曾经坐牢，小说也被查禁的事迹，于是陈映真早年的小说，跟刘大任的《红土印象》就成了我最希望能读到的书了。高一在校刊社，竟然就遇到一位学长炫耀自己手上有一本《将军族》。想尽办法把那难得的书借到手，二话不说，准备了一叠白报纸，坐下来就开始抄写，抄下来的第一个标题，就是《面摊》：“‘忍住看，’妈妈说，忧愁地拍着孩子的背：‘能忍，就忍着看吧。’”
努力地抄，花了四天的时间才抄完。将宝贵的禁书还给学长，自己手上有了更宝贵的禁书手抄本。小心翼翼先用订书机一篇篇订好，再拿蓝色的海报纸裁了张封面，捏出书背，用散着浓厚米味的糨糊贴起来，书封上什么都没写，再将做好的书藏进衣橱里。
如此抄写的过程，再细的细节都不可能放掉。我当然知道《面摊》的小说中，明白地提到了西门町，可是那里却完全没写到电影院、荒芜的街景形容，让我觉得很难跟西门町联想在一起，毋宁更像一个热闹小镇上会发生的事吧！
正好像淡水那样的小镇，英专路那样的街道，适合让从莺歌来的陈映真有所感触、有所取材吧！而那个艰苦养着弱病小孩的面摊主人，也像是会保留着从乡下带来的淳朴古意，习惯在桌上摆着一罐免费辣菜，让客人的面多点滋味、少点寒酸，也因而很可能就成了恶戏的大学生作弄的对象了。
走在英专路上，借由一个我从来无法确知其实情的面摊，我慢慢摸索理会自己生命根源价值的来龙去脉。我会被陈映真的小说如此吸引，或许必须远溯自祖父不能忍受牛车上掉下来一根木炭的态度，早在那里，就注定了我会有着对于公平正义格外敏锐的反应，也因而对于人生面对种种诱惑的巨大堕落可能，有着强烈的焦虑。
原来，这些不见得是偶然的际遇造成的，而是某种经由血液决定了的事？
[外双溪] 单车上的人生道理
我先知道“沙仑成衣厂”，在我知道“沙仑”是个地名之前。长大一点，每次到沙仑海水浴场，心中总有错乱的影像。眼前开阔天际线下涌动的海浪中，浮贴着一层模糊的山壁幻影，山壁与山壁间夹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寻溪流的来向抬头，看见一连串落差不大的小瀑布层层跌落，那瀑布酣畅跳动的水，跟海浪波涛彼此呼应。
“沙仑成衣厂”的字样，醒目地写在客货两用的小车车身上，而车就停在溪边一块碎石铺成的空地上。那是外双溪，我们几辆脚踏车散乱摆在树底下。“沙仑成衣厂”的客货车，是至善路还没拓宽之前，从外双溪要进入内双溪，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我们开始到外双溪玩时，溪里就总是挤了很多人在摸蛤仔，溪边还有人堆石头烤肉，吵闹不堪。如果不想在那里人挤人，就往内双溪走吧！
从外双溪到当时被称为内双溪的连串瀑布段，颇有一段距离，走路大概要一小时左右。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走那么远，于是就帮位于山上的“沙仑成衣厂”制造了周末外快的机会。
我从来不晓得“沙仑成衣厂”的确切位置，更不晓得明明位于深山里，怎么会取了个海边地名当厂名。不过我记得，那车子勉强挤挤挤，一次最多坐到十五六个人。一趟收费五元，来回就要十元，车子白天不停歇地跑来跑去，还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我算过，一趟车如果收到五十元，来回九趟，差不多是两小时的时间，就有九百块了，够买一辆我的迷你脚踏车。小学四年级，刚学到基本的平均数概念和乘法运用，而且刚得到了一辆脚踏车，爸爸带我到万华康定路“贼仔市”花九百元买的二手车，所有条件配合让我对“沙仑成衣厂”的私营交通车留下深刻印象。
我没有上过“沙仑成衣厂”的车，但却常常拼命踩着脚踏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跟客货两用车比赛。一边踩，其实心里毛毛怕怕的，想起妈妈强烈反对让我在马路上骑脚踏车时的表情，还有爸爸替我求情时给妈妈的保证。
学会骑车后，曾有两件事让妈妈暴跳如雷。
林森北路上，有新建好的新兴综合市场，楼上隔成住家出售，一楼和地下室则安排市场摊位，让本来在传统市场上做生意的人进驻。地下室卖鸡卖猪卖菜，那么多垃圾怎么办？当然要让垃圾车能够下去载运了，所以有一道长长的斜坡从地面层通向地下，构成了骑脚踏车最过瘾的加速道了。
才会平衡上路，我就被同学带到新兴市场去试胆量。那坡道长得令人头皮发麻，可是既然来了就没有打退堂鼓的道理。心一横，把住龙头就往下冲，车愈跑愈快，快到简直要飞起来了，坡道还没到底，我就连人带车斜滑出去了。当然跌了个鼻青脸肿，车子没散开，算是幸运。
一拐一拐牵着车走回家路上，同学讶异地说：“你怎么一直冲下去都没按刹车减速，这样当然会跌倒！”
为什么不早说！我还以为去那里，就是要直直冲才英勇啊？怎么晓得他们都有按刹车！
那次，当然很惨，身上涂满了红药水，痛了好几天。而且那么醒目的伤口，妈妈看到一次就骂一次。连姐姐们那几天都刻意避免跟我一起出现在妈妈面前，免得妈妈骂得不可收拾，牵拖到她们。
还有一回，没跌倒没出事，却也挨骂，骂得很惨。住在巷子里斜对门，有一个幼儿园曾经跟我同班一学期的女生，我从来没跟她说过话，不过她有一个小她一岁的弟弟，那个弟弟跟我一样喜欢在巷子里乱混乱玩。我经常骑脚踏车进进出出，有时在巷口碰到那个弟弟，他会故意凑到我旁边来拔腿就跑，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也就猛踩踏板加快速度，竞速看谁先到达我家门口。
这样玩了很多次，习惯成自然，根本连想都不必想。所以有一天妈妈问我：“你骑车在马路上跟李宜静的弟弟比快？”我内心毫无警觉，大剌剌地回答：“每天都比啊！”
妈妈气炸了。这比去新兴市场滑斜坡更没脑袋，不只自己危险，还可能害了别人。两个人那样乱冲，妈妈就要担两份心，哪一个跌一下撞一下都是她跟爸爸的责任啊！妈妈夸张地骂：“你要撞要死随便你啦，万一撞的死的是别人家那个，我们拿什么去赔？”
还好有爸爸说情，我才勉强保有骑车的权利，才开始了离开“步行范围”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也才能到外双溪和内双溪。那时候，我当然还无法体会，妈妈那份对别人的责任焦虑，会用什么方式影响我长大后的思考与判断。妈妈的表情、妈妈的眼神明白显现了：与对别人的负歉相比，自己的损失容易承担多了。
我也还无法体会，爸爸坚持应该对我，一个十岁的小孩，有充分的信任，不愿意用限制的手段来保护我，是多么难得的成人态度。在那样的情境下，他要禁止我骑车，太容易也太方便了，可是他宁可多费工夫要我弄清楚，即使只是骑骑脚踏车，都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骑在外双溪通往内双溪的崎岖道路上，我正要开始思考人生的责任问题。
[双城街] 神秘又亲近的美国
我记得，家里第一台电唱机，是三洋的。那年头的电唱机，好大一台，堂皇地站在客厅中。运送电唱机来的业务员，郑重其事地从包包里拿出一块东西，告诉妈妈那是特别的附带赠品——唱片擦。用细致绒布精制的，专门用来拂拭唱片上会有的灰尘。业务员再三交代，如果唱片不干净，就会伤到唱针，而受伤的唱针又会刮坏唱片。唱片唱针，一样坏就必定两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