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唱片擦，把手上有几个英文字母。那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那是英文字母，然而我随口就说：“三洋。”业务员吓了一跳，妈妈也吓了一跳。“怎么会知道是三洋的？”因为上面的字母写的就是三洋牌啊！
业务员真心称赞的模样，还有妈妈真心高兴的模样，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吧，以至于到现在都没忘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幼儿园大班上了一学期就停了，每天混在家里。
我是在家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上，看到三洋电器的广告，所以认得了那几个字就代表“三洋”。可是，我不记得电视是什么牌子的了，只记得大家都说，那是台湾没有的牌子。
电视跟电唱机不一样，不是电器行里买的，是从“美军顾问团”里转手卖出来的。妈妈有一个朋友，在“美军顾问团”旁边开了一家专门卖仿制油画的店，因而认识了一些里面的美国军官。透过美国军官，可以得到许多美国东西。
我最早学到的英文发音，一定是PX，那是“美军福利社”的简称。我接触的第一件美国东西，一定是后来正式进到台湾叫作“芬达”的果汁汽水。
妈妈说的，我没有印象了，因为有PX流出的芬达橘子汽水和葡萄汽水可以喝，我总是要跟妈妈去那个朋友家。然后突然有一天，却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去了。一说要带我去那个朋友家，我就大哭大闹。弄了半天，后来妈妈才晓得，原来朋友家的儿子，名字发音跟我的名字一样，在他们家里，我老听到妈妈的朋友骂我。
是这位妈妈的朋友，帮我们家抢了一台人家搬家带不走的电视，让我们家提早跻身电视家庭的行列。还没买电唱机，先有了电视。
美国、美军是我们那一带日常生活普遍的一部分。我的小提琴老师雷老师，他哥哥也是画画的，主要也卖画给“美军顾问团”的美国人，另外一小部分，卖给住在天母的台湾人，雷老师说的。那是我第一次对天母有了记忆，天母的台湾人是会愿意出我们难以想象的价钱买画的。
离我们家很近的农安街中山北路口，有一家“圆山图书”，然后沿着中山北路朝北走到民族西路口，另外有一家“林口图书”。若是转往南边，还是沿中山北路，过了锦州街，还有一家“敦煌图书”。这三家书店，都是卖英文书的。
我开始对书产生兴趣，就对这三家在我平日游逛范围的书店，充满好奇。在店门口绕啊绕，无论如何都不敢进去。一直到小学快毕业了，班上一位同学J过生日，他爸爸让他邀了几个好朋友，一起到双城街上的“统一牛排馆”庆生。那是我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用刀叉，而且不只对我是稀奇的经验，回家之后，连爸爸妈妈都忍不住详细问我到底在牛排馆里看到了什么、吃到了什么。
从“统一牛排馆”出来，J的爸爸说要去“圆山图书”逛逛，我无论如何都要跟去看看。别的同学各自回家了，我巴着J跟他爸爸，终于进了满间都是英文书的地方。让我意外的，那地方没有想象中古怪陌生。J熟门熟路站到一个书架前，拿下书来翻给我看。啊，那不是国语日报上看得到的《淘气阿丹》吗？J再拿下一本书，啊，是《小亨利》，那里卖的《小亨利》上面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就只有图。而且我发现，不需要平常在国语日报上的那些旁白文字，其实都可以看得懂《小亨利》的故事。哇，多神奇，我竟然可以在英文书店里看懂里面卖的书！
除了画廊、书店，还有许多美军会出没的地方。双城街上酒吧分布的密度，绝对是全台湾最高的。酒吧很好认，不管招牌上写什么，只要看有长头发穿高跟鞋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店，就是酒吧。可是认得酒吧外观，却完全无助于了解酒吧里面究竟在干吗。酒吧很神秘，最神秘的地方在——大人斩钉截铁不准小孩问任何关于酒吧的事。
小学五六年级吧，有一阵子班上的女生传着读小说，而且故作姿态不让男生看。
我好不容易央求Y给我瞄一眼她看得津津有味的小说书名，然后就到书展上仔细地找，我才不相信会找不到她们看的那本书。找来找去，找到一本书名类似的，叫《小寡妇》，我没多想就买下来了。回家一读，吓了一大跳，《小寡妇》写的不是别的，就是专门招待美军的酒吧里的故事，酒吧主人、酒女，还有光顾的美军。借由那本书，我终于透视到神秘兮兮的酒吧内部了！
没多久后，我当然就知道了，Y她们女生读的，是《小妇人》，不是黄春明写的《小寡妇》。但我一点都不在意了，写着我周遭酒吧故事的《小寡妇》，比《小妇人》精彩太多了。
再过几年，“美军顾问团”消失了。妈妈的朋友把画廊搬去台中大里，雷老师的哥哥把画廊搬去罗斯福路上。家里的黑白电视坏了，换了“新力”的彩色电视，然而我们最常看的，却是好莱坞的黑白老片。一切都变了，只有《小寡妇》开启我对台湾现代文学的喜好，留了下来，一直没有改变。
[圆山] 外婆村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开始，都有一种特别的兴奋情绪。
总是坐在桌前，慎重其事地开始列出假期计划。有几个项目是好几年持续出现的：早起，五点半起床，跑家里的楼梯上下运动，从三楼到五楼，反复十趟，练书法，打扫房间还顺带帮忙打扫家里，帮爸爸整理线纱赚零用钱……感觉自己会有一段充实而美好的假期，因而快乐着。
小时候，不会察觉这里面的矛盾。如果按照自己列出的计划过日子，那么我的假期会比平常上学还要辛苦还要累。上学的日子被强迫着推着，都做不到该做的，没有人强迫没有人逼，又如何可能完成那样的生活计划呢？
所以，刚开始自己为自己安排生活的兴奋很快过去了，计划中的项目就一个个被忽略被遗忘，一直到假期结束前，才不得不对着原本写得那么工整的计划表，再次承认自己真是个没有毅力的小浑蛋。
一切计划中无论如何少不了的，是不赖床每天早起。而一切计划中，执行最低，最快就被放弃的，也一定是不赖床每天早起。
记忆中，那么多个夏季冬季过去，只有一年暑假，我真的天天早起。那一年，外婆住在我们家，她每天五点钟左右就把我叫醒，跟她一起去“爬山运动”。
外婆的作息跟我们不一样，外婆的生活习惯也跟我们不一样。妈妈从来不是个专职主妇，爸爸又从小灌输我们自我负责的观念，我们家中离“一尘不染”颇有些距离，但四个小孩每天要排轮值值日生，把基本的清洁收拾工作做好，只要低标过关，就不会被啰唆。
外婆来了就不一样，她随时都在收拾东西，随时都在碎碎念指责我们的混乱。她好像总是不快乐。童年少年的我们，很不愿意被她的不快乐感染，开始想方设法躲着她。
几个理由让我没有像姐姐们躲得那么远。第一，我是唯一的男孩，外婆明显地对我差别看待。第二，尽管年纪最小，我却是家中最强烈感受到外婆带来的饮食变化的人。
和妈妈无心粗心做出来的饭菜，以及街角小吃店千篇一律的包饭菜色相比较，外婆的手艺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赏赐。外婆会做有特别名称的菜，我们猜不出材料和做法的菜。例如，我最喜欢的是“西卤肉”，汤汤水水上铺着一层金黄色松软多汁的神秘物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炸过的蛋汁铺在类似台菜“白菜卤”上面而成的，更后来才听说那竟然是宜兰的乡土名菜。
我最好吃，外婆又最疼我，所以就有机会跟外婆“注文”[1]菜吃，也因此不可能保持像姐姐们跟外婆之间的那种距离。
那个夏天，天刚刚亮，我就随着外婆出门。钻进晴光市场，看到菜贩们正在摆摊，鸡贩的竹笼挤了满满的鸡，肉贩正在分解刚到的大片猪身，经过铁门深锁的一排委托行，从中山北路穿出来。右转北行，空气凉凉的，偶尔才有一辆车从路上经过，我们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中山桥上，外婆不忘记再说一次：“这里以前是‘神宫前’。”
外婆的“运动爬山”，就是拾阶而上，绕行圆山。我盯着看，眼前庞大的高楼饭店在晨光中展现出特殊的柔和轮廓，与它平常的张扬霸气，很不相同。周遭安安静静，听得到雀鸟早啼，风摇树梢枝叶轻轻的骚动。然后，超过了一个高度，惊人地，声音环境令人来不及准备地改变了，人声，说话的声音取代了之前所有的自然安宁，藏在清晨圆山里，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和外婆年龄相仿的人，还有那么多讲话口气、讲话题材都跟外婆那么相近的人。突然间我被几十个、似乎无穷多的外婆包围了。我当然分得清哪一个是我真正的外婆，但是我的外婆彻底失去了她本来具备的，那么清晰突出的独特性。
在我们的生活里，外婆是被她连绵不断的唠叨抱怨定义的。她委屈地讲着舅舅的不是，舅妈的不孝；委屈地讲着妈妈身上许多凶悍霸道的习惯，都不是她教出来的。这些话，让我们辨认我们的外婆，外婆就是会说这种话的人，而且除了外婆，别人都不会这样。
可是在清晨圆山，我却听到每一个围着那一小块空地休息的人，脸上有同样走向的皱纹，嘴边挂着同样委屈无奈的笑容，然后讲着同样不孝的儿子媳妇，还有同样不受教不够文雅贤惠的女儿。她们淹没了我的外婆。
我一直记得圆山是个外婆村。在那里，我第一次闯进了老人群中，第一次感受到老人不只是以个人的个性身份存在于外婆身上，相对地，外婆不过是这共同老人质素的具体化身之一。我不再能用以前辨识外婆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外婆跟这惊人“外婆村”其他人之间的差异。凭什么她是我的外婆，而不只是一个外婆，任何人的外婆？
从圆山走下来，看着外婆的背影，我如此困惑着，那一整个夏天，花了许多计划表上没有预计的时间寻索着。
注释：
[1]日语，意思是要求。
[竹围] 死亡的幽微身影
相簿里留着一张很蠢的照片。我们家四个小孩的合照，蠢的是我，拿着一个烧饼，嘴半张着，眼睛没有看镜头，却看向旁边镜头外的不明物体。
妈妈说，那是在院子里拍的。一大早，我还没吃完早餐，站在那里胆小紧张地提防着家里养的叫“莉莉”的狗。
大约三四岁时的事，我完全没有印象没有记忆。听爸妈和姐姐回忆，后来莉莉生了小狗，然后某一个早上，莉莉和小狗都死了，大概是吃到跑进院子里的死老鼠，一起被毒死了。
那应该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死亡。因为年纪太小，也因为跟莉莉来不及有感情，所以它的死亡，对我没有冲击。
后来小学时，接连两年，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我长大有记忆时，祖父就中过风，身体很不好，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中庭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小房间铺着地板，顶上有个天窗，阳光会从天窗上透下来，照到坐着的祖父的脚，那是我对祖父最深刻的印象。
祖母胖胖的，身体比较强健，可是因为裹过小脚的关系，也不太能活动。我们住在台北，祖父母难得来一趟，我只记得他们来通常会带一大袋花生来。那几天，爸爸会拿酒瓶自己压花生粉，屋子里满满的花生香。
回花莲时，当然会跟祖父母请安。然而出于幼童的本能吧，我一般都跟祖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吧。
本来比较有活力的祖母，竟然先去世了。我们从台北赶回花莲奔丧，带着大包小包行李。快到门口前，爸爸突然将行李都放下，跟妈妈一起跪下，一边大声哭号一边膝行前进。我吓了一大跳，从来没有看过爸爸激动的样子，那样的爸爸让我极度陌生。
丧葬仪式持续了三天，大门口路上搭起的棚子里挂满了“地狱图”，我们大家配合道士的指挥，时而集合在棚子里行礼或跪拜，仪式一直到晚上。我清楚记得，子夜时分，大群家属绕着一个大汽油桶烧金纸的情景。火光熊熊往上蹿跃，先照亮了每个人身上的白布麻衣，空气对流卷得披在头上的幡巾不定向乱飞，夜空被划开成两段，有火光掩映变换颜色的动态部分，还有外圈本来宁静的黑暗。
三天中，中风后不能言语的祖父，坐在门口摆放的藤椅上，一动不动。没多久，祖父也走了。我们又回花莲，换成三天送走祖父的仪式。那些仪式如此类似熟悉，以至于我每次抬头都错以为会看到祖父还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然后才意识到他已变成挂在灵堂上的一张黑白照片。
算是幸运吧，对于死亡，死亡的不可逆，死亡带来的悲伤，老实说，小时候的我没有太多体会。死亡一直是件抽象、遥远，知道但却没有直接感受的事。
后来开始读小说，接着开始自己模仿写起小说来，倒是在小说里碰触了许多死亡。死亡是个终极的结束，读小说写小说让我确切体认，死了就是死了，死了就没有“再来呢？”可以问了。
所以好多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或者该说，好多能够说服我感动我的小说，都是以死亡结尾的。不晓得为什么，想事情，我总是忍不住问：“再来呢？”今天之后是明天，今年之后是明年，一直有新的时间接续而来，也就一直有“再来呢？”的问题在我心中回荡。
小说，别人的生命别人的故事，怎么结尾？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小说结束处，可怜的爸爸突然开始往脸上涂粉，举动的确让人惊讶也让人感动，但我无法不在心里问：“再来呢？”小孩看到爸爸又成了小丑，就又会笑了吗？
只有死亡阻止探问，无法再探问下去，死亡跟所有事物都不一样，具备别的事物没有的终极与终结性质。从小说中，我隐约感知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