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第一次审判于1945年10月18日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施佩尔是24名被告之一。指控施佩尔的起诉书内容如下：“被告施佩尔，在1932年至1945年期间，任**党党员、**德国国家领导、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德国军备和军需部部长、托特组织的首脑，在四年计划[1]中担任军备生产全权总代表以及军备委员会主席。在**阴谋者挑起的侵略战争和违反国际条约的战争里，被告施佩尔利用上述职权以及个人影响力，参与了军事和经济方面规划和战备工作，据此以第一条和第二条量罪原则对被告提出起诉；施佩尔在战争中批准、引导并参与了诸多罪行，据此以第二条量罪原则对被告提出起诉；尤其是被告为了使侵略战争顺利进行，强征并滥用了大量劳动力，犯下反人道罪行，据此以第四条量罪原则对他提出起诉”（泰勒，1992年）。
起诉书在1945年10月20日，由曾有过战俘经历的英国军人艾雷·尼夫少校送达（范·德·瓦特，1997年，第250页）。他这样形容施佩尔：“在纽约堡的所有囚犯里，施佩尔有着最坚强的个性，他还有着发自内心的勇气，但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这么个人。”（范·德·瓦特，1997年，第251页）。当时施佩尔正在监狱里等待判决书，尼夫的描述进一步地说明了施佩尔与其他囚犯的差别所在。而也许正是这样从最开始，人们已经在心里为施佩尔和其他囚犯所犯的罪中间，划开了一条界限。“在**党那些惊慌失措的、目光短浅的街头政治家中间，施佩尔令人印象深刻……他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学教授，转而去从事了行政管理工作似的……我觉得，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那个充满肮脏和罪恶的地方，他的个人魅力和所表现出来的诚实，似乎在闪闪发光……”（范·德·瓦特，1997年，第251页）。尼夫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温文有礼又智商卓越的人，会成为希特勒的知己密友？……（尤其是）在那个下午我所见到的人里，他似乎是唯一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范·德·瓦特，1997年，第251页），后来也有诸多学者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吉尔伯特博士是一名心理医生，同时他也为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他记下了施佩尔面对起诉书时的反应：“施佩尔……在开始的时候，起诉书的内容吸引了他一些注意，但是相比较其他囚犯，对**的罪行，他表现得好像真的缺乏了解”（范·德·瓦特，1997年，第252页）。在和其他人一起接受审判时，无论起诉书中指控他犯了怎样的罪行，施佩尔总能用最恰如其分地表现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同盟国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施佩尔被捕之后对他进行了问询。加尔布雷思认为施佩尔摆出一副对审判结果漠不关心的姿态，是为了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想以此表明自己不是个懦夫——因为施佩尔凭借敏锐的直觉发现，胆小和懦弱在美国人那里吃不开（加尔布雷思、鲍尔，1945年，第61-64页）。
同盟国的诸多不同部门，因为迫切地想知道德国所发起的这场战争运作的具体细节，所以在正式审判之前对施佩尔进行了紧张而密集的预审，而这却使得施佩尔可以为他的审判做好十足的准备。（泰勒，1992年，第449页）。被告们在预审中受到问询，而有的被告在接受问询的时候，法庭为他们所指定的辩护律师都还没到纽伦堡。“那些思维缜密的被告，常常可以从质问者们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反应中得到有利的信息”（范·德·瓦特，1997年，第450页），施佩尔同样也从中获益匪浅，这对他组织应对审判的策略大有裨益。施佩尔受到的审问比其他囚犯更彻底。在施佩尔给出的回答中，有一部分包含了战争策略方面的敏感信息；而另外一部分，则是施佩尔根据推测，认为美国人不希望让苏联人知道的内容。施佩尔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以此逃离苏联方面那种严酷的问询手段，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从公诉方尽可能地争取一些宽大处理。
此外，施佩尔还表现得极其配合，在被问询时他给出的答案都非常实在，这也是他应对审判的主要战略（加尔布雷思、鲍尔，1945年）。应质问者们的要求，他用纸笔写下关于**政权的详情，以及他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范·德·瓦特，1997年，第240页）。一位曾参与问询施佩尔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施佩尔表现得极其配合。毫无疑问，他有着非常不同寻常的能力，他可以从头至尾将这场战争勾勒出来。施佩尔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尤其是关于军备生产方面的细节，不管是技术上的还是经济上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施佩尔的管理下，德国在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这是他极其引以为傲的一点。”（范·德·瓦特，1997年，第240页）不久之后有人指控施佩尔和公诉人达成了某种交易，施佩尔坚称自己完全是自愿地提供情报，根本没想过要为自己从中换取任何好处（施佩尔，1970年）。也许，对于那些他曾经密切参与其中，甚至是为之感到自豪的活动，施佩尔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提供有关信息。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聪明的施佩尔发现，如果在问询中，他流露出自己是为了获得宽大处理才表现得如此配合的意思，结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相反，耐心而又详细地回答问题可能会对他更为有利，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在审判期间，施佩尔用了半天的时间来列举了他管理自己部门的细节、他的职责内容、他所取得的成就，等等。（泰勒，1992年，第450页）。尽管施佩尔这一方面的证词可能和起诉书中所列的四条量罪原则没什么直接关系，但却证明了施佩尔对他所做的工作确实引以为傲，充分展示了他在极尽可能地利用战争形势方面的聪明才智（泰勒，1992年，第450页）。加尔布雷思断定这是施佩尔应对审判的战略或者说总体策划的一部分，因为他知道同盟国成员“欣赏高智力以及技术能力”。施佩尔想要把自己和其他被告区别开来，表明自己只是一个技术人员和一个管理者（作者加尔布雷思、鲍尔，1945年，第60-61页）。
甚至在审判庭之外，施佩尔也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其他囚犯玩弄于股掌之间，改变他们给同盟国留下的印象。因为戈林[2]是囚犯中最有可能做到向其他被告施加压力的人，施佩尔曾试图削弱他的影响力。在向吉尔伯特医生谈到戈林可以轻易地与其他被告取得沟通时，施佩尔显得轻描淡写毫无害人之意，却使得医生因此把戈林关进了单人牢房，还重新安排了用餐时的座位（范·德·瓦特，1997年，第260页）。尽管范·德·瓦特并没有明说作为施佩尔应对审判的自救战略的一环，这件事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但是很明显“随着戈林被放逐出囚犯群体”，他无法再操纵其他囚犯，让他们在自己提出共同承担责任的辩护时表示支持，不会对自己进行任何指责。
注释：
[1]四年计划（the Four-year plan）：1936-1940年间**德国施行的经济复苏计划，旨在使德国能够自给自足。
[2]赫尔曼·威廉·戈林，**德国的一位政军领袖，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极为亲密，在**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