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1】梦有起点
时光片段式储存在脑海里，一段又一段的过往，是一幅又一幅的风景。
杨绛曾说：“在庙堂巷，父母姐妹兄弟在一起，生活非常悠闲、清静、丰富、温馨。庙堂巷的岁月，是我一生最回味的日子。”
即便距今时今刻甚是遥远，仍能回忆起曾经的欢声笑语，杨绛将这段往事悉心收藏，时不时细细品味。一家人身体相拥，心灵相随，自在轻快，温暖的情感在无声流淌，滋润心田。
父亲工作繁忙，却从未忽视家庭，他是工作狂，也是居家男人。在花园中，他种下许多果树，等夏天来临时，一家人围坐在树下，清风伴着清香，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家长里短，凉爽又惬意。天大地大，都不及树荫下。
那时的杨绛已是中学生，算不上有多么成熟，但也不是小孩子了。父母就某些事情争论不休时，她在一旁听得仔细，有时也会将自己的见解讲给父母听。父母不但不会忽视她的意见，反而没准会直接采纳。久而久之，杨绛加入父母的讨论组，与他们探讨更为深奥的问题。
有多少人，在与杨绛相仿的年纪，难得在父母聊天的时候插上一句话，本以为会受到重视，却得到父母“小孩子懂什么”的回复。时间长了，任谁有再多的话，也不会开口了。如此一来，父母与子女的良性互动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待小孩子长成少年，叛逆又让双方进入敌对状态，待到中年，固执的双方也就更难接纳彼此的想法。
终于有一天，才遗憾地发现，竟不曾与父母有过倾心交谈。
杨绛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基于父母的性格，母亲温婉醇厚，父亲正直威严，一柔一刚，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杨绛，促使她成为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人总要成长，人生轨迹也不会一直停在某一处，总要继续向前走。
振华女中是六年的学制，杨绛只用了五年便完成了全部课程，提前一年毕业。然而，也正是提前这一年，让她的人生多了一个转折。
原本她中意的是清华大学的外国语文学系，当年清华大学虽已开始招收女生，但并没有去上海招生，她只好另寻学校。随后第二年，杨绛得知清华大学放宽了招生限制，在振华女中的几个同班同学，纷纷考进清华，而提前一年毕业的杨绛却与心仪的学校无缘。以她的成绩，考上清华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结果却阴差阳错，走了不同的出口。
或许，不经意间的选择，不知会在何时，成为改写一生的伏笔。好在兜兜转转，对杨绛来说，最后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杨绛考下两所学校，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是苏州东吴大学。当时，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女校虽闭塞，但更安全，是许多女生的首选。不过，男女同学一起上课，气氛则更为活跃，可以结识更多朋友，对长远的发展更为有利。最终，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即如今苏州大学的前身。
这一年秋天，杨绛正式成为东吴大学的一员，开启了自己的大学之旅。迈入校门，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是陌生的，也是新鲜的。在这里，她将走向人生更高的起点，领略更恢宏的生命。
东吴大学为教会创办的学校，与同时期的学校相比，住宿条件十分优越。杨绛曾有过详细的描述：“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四五人住一屋。第二年的下学期，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只住两人。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我称她淑姐。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非常称心满意。这间房间很小，在后楼梯的半中间，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窗朝东，房外花木丛密，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所以屋里阴暗，不过很幽静。门在北面，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张小床。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一张靠西墙，床头顶着南墙；一张在房间当中、门和窗之间，床头顶着靠门的墙，这是我的床。”
唯一称不上缺点的缺点，是房间的门不好用，不知是门框歪了，还是门歪了，轻易关不上，需要用力往上抬才行。不过用杨绛的话来说这也算好处：“关不上却很方便：随手一带，门的下部就卡住了，一推或一拉就开；开门、关门都毫无声息。”没有声响，也就不会因为开关门而打扰别人。晚上睡觉时，她们也不锁门，把门带上，不被吹开就好。
杨绛生得清秀可人，成绩又好，自然受大家欢迎。
有一天夜里，在她睡着后，宿舍的“卧谈会”开始了，室友如此评价她：“杨季康具备男生追求女生的五个条件：一、相貌好；二、年纪小；三、功课好；四、身体健康；五、家境好。”实际上，杨绛当时并没有睡实，室友们的谈话都一字不落地传进了她的耳朵，她窘迫极了，只好继续装睡。
有人曾写诗赞美她：“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淑姊”指的是杨绛的室友，两人经常相伴而行，便有了诗中的画面。虽然众人一致夸她貌美，杨绛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美女，她对自己的容貌毫不在意。
或许应了那句话，不知道自己是美女的美女，最美丽。
即便多年之后，有人要为丈夫钱锺书写传记，她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她的否认，并不影响大家的判断，见过她的人，十有八九会对她称赞一番。外人常说，追求杨绛者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杨绛却笑言绝非这样，即使有写与她的信，内容也是告诫她年纪尚小，应当将心思放在读书上，暂且不要交朋友之类的忠言。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她回忆说：“有些女同学晚上到阅览室去会男朋友，挤在一处喁喁谈情。我晚上常一人独坐一隅，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一个同学朋友假装喝醉了，塞给我一封信。我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这是我上东吴的第三年，很老练了。这人第二天见了我，向我赔礼，谢谢我。以后我们照常来往如朋友。在东吴上学期间，没有收到一封情书。”
在大学这几年之中，杨绛自珍自爱，不随意触及儿女私情，一心只读圣贤书。她的良人——钱锺书，正在未来等着她呢。
东吴大学不但注重知识的传授，同时不忘体育锻炼。
杨绛素来文静，但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是女子排球队的一员。课余时间在球场上挥汗如雨，技术有所长进后，有机会参加比赛。
当时激动人心的时刻，即便隔着几十年的光景，她仍念念不忘：“我们队第一次赛球是和邻校的球队，场地选用我母校的操场。大群男同学跟去助威。母校球场上看赛的都是我的老朋友。轮到我发球。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大是出人意外。全场欢呼，又是‘啦啦’，又是拍手，又是喜笑叫喊，那个球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当然别想再有第二分）。”
这可是关键的一分，据她讲：“当时两队正打个平局，增一分，而且带着那么热烈的威势，对方气馁，那场球赛竟是我们胜了。”就这样，杨绛以一球决定胜负，自然难掩激动之情。她说：“至今我看到电视荧屏上的排球赛，想到我打过网去的一个球，忍不住悄悄儿吹牛说：‘我也得过一分！’”
这是她跳跃着的青春，活力四射，如此美好的时光，值得好好珍藏。
【2】但求无悔
在做人生的选择题时，我们常问应不应该、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却常忽略自己是否愿意、是否真心。
到底何为应该，何为不应该？是否有确切的判定？
大抵是没有的，万事万物玄而又玄，哪里是应该或不应该就可以解释清楚的。
在东吴大学的第一学年结束后，便面临分专业的问题。杨绛的成绩素来优异，虽不是每门功课都是满分，但难得的是没有偏科。她的老师认为她完全有实力选择理科，比起其他因为偏科而不得不选择文科的女生而言，她可以自由选择。
理科还是文科，杨绛也很是纠结，这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无论选择其中哪一个，都意味着决定了今后的人生方向，所以慎而又慎，一时难以抉择。
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一生漫长，选择什么与未来息息相关，杨绛如此聪颖，自然明白这次选择的重要意义。苦思冥想后，依旧无法做出选择，最后只好向父亲求教。
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杨荫杭用寥寥数语回答她：“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还是有些迷茫，继续追问道：“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认真答道：“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杨绛知道父亲对她宠爱有加，凡事尽可能以她的意志为先，所以即便听父亲如此说，却依旧心有疑虑。最终，她放弃了理科，选了文科。纵然与老师的劝导背道而驰，但这是她的人生，全凭她个人做主。
当时，东吴大学并没有文学系，只有法预科和政治系。杨绛一番思量后，准备选法预科，学成归来可以做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了一定的阅历，便可将其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对此，父亲并不同意，他虽说过任由女儿自主决定，但这件事上还是想要干预她的选择。女儿虽有意做他的帮手，可联系客观现实来看，她能帮他干什么呢？最终，杨绛听从父亲的意见，选了政治系。
对于政治学，她没有半点兴趣，平日对功课只是敷衍了事，绝无丝毫钻研的劲头儿。后来，慢慢有所领悟：“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她将大把的课余时间献给了图书馆。读书是杨绛钟爱的事情，她非常愿意将时间消耗在这里，对她而言，读书是不可多得的乐趣。东吴大学的图书馆藏书颇丰，中外文学名著数不胜数，这儿让杨绛可以敞开了看，但凡有时间，她都会跑来这里，尤其是外国小说，她几乎看了个遍。
东吴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自然对外语的学习颇为重视，杨绛基础好，又阅读了大量原版书籍，外语水平愈发长进。她在东吴大学时就已开始学翻译，而且翻译了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这为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绛从来不是贪玩的孩子，若说贪什么，便是贪看书。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杨绛回答道：“不好过。”父亲继续问道：“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杨绛回答说：“一星期都白过了。”
父亲听罢，笑着说：“我也这样。”
杨绛与父亲不单单只有亲情，还有友情，父亲亦师亦友，为她遮风挡雨，为她指点迷津，他们一大一小、一老一少，竟成了朋友。
在爱书这件事上，父女俩出奇地兴趣相投。父亲常会买些旧书回家，他会小心翼翼地将卷曲或破损的书角修补好，然后叫杨绛用白丝线双线重新订好，他有严格的要求，双线必须平行，不许有交叉，结子也不许露在外面。心灵手巧的杨绛，往往做得很好。
父亲工作繁忙，状子多的时候，书记来不及抄写，杨绛就认真仔细地抄起来。知道她心细，做事一丝不苟，三姑母杨荫榆也时常找她帮忙。
杨绛回忆说：“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曾经的小女娃，也渐渐有了自己的心思，既然不讨三姑母的喜欢，她自然对三姑母也少了从前的亲密。
读到三年级时，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告诉杨绛一个好消息：为她申请到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不过需自备路费及日常生活开销，路费并不算多，但生活费是学费的两倍之多，这让杨绛有些顾虑。
父亲与母亲听说后，让杨绛自己决定，只要她愿意去，便可以去。她想了很久，最后谢绝了校长的这份好意。之所以不去，她有自己的理由，一是不愿增添父母的负担，二是考虑到与其去美国读政治学，不如考取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对于她的决定，父母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赞同——不论物质还是精神上，父母都是她的依靠。杨绛也不负众望，后来顺利考入理想的院校，圆了自己的清华梦。
路口繁多，到底该往哪里走，谁也无法预知继续走下去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听从心的指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遗憾。
【3】一梦清华
清华园是杨绛心仪已久的圣地，那里承载着她对文学的向往与追求，曾与清华失之交臂，幸而她没有放弃，终于投入清华的怀抱。
清华大学历史悠久，自有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二十世纪初，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还有些许余额，便用来创办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校址选定在清室遗园清华园，所以取名为“清华学堂”，这便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结束后，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改为国立大学；1929年，清华研究院成立。清华研究院的外国语文学系与外文系虽专业不同，却是同一批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温德、吴可读、施美士、毕莲、翟孟生、谭唐、谭唐夫人等。
在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的众多学生之中，不少人走上了剧本创作和话剧表演道路，可谓人才济济，如李健吾、曹禺，以及杨绛等人，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学生如此优秀，老师自然是功不可没，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著名戏剧家——王文显先生。尤其是对杨绛而言，绝对是由他领进门，随后才是靠个人修行。
王文显先生由一位英国人抚养长大，他长在英国，受教育于英国，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欧洲财政委员、伦敦《中国报》编辑、英国报界公会会员。归国后，就任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部，曾先后兼任代理校长和副校长，自清华改为大学后，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开设《外国戏剧》《戏剧专题研究》《戏剧概要》《莎士比亚研读》《莎士比亚》《近代戏剧》等课程。
一位清华校友如此评价王文显先生的课：“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
杨绛正是听过王文显先生的课后，对西洋戏剧从陌生到熟悉，从不懂到喜爱，并逐步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除了不可不提的王文显先生，吴宓先生也是杨绛文学路上的一盏明灯。他毕业于清华学校，随后赴美留学，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后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随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翻译术》课程。他的课程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具有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这让杨绛受益匪浅，为她打下了文学翻译的基础。
当杨绛考入清华研究院时，钱锺书已经离开清华，二人经常通信。钱锺书若是有问题向吴宓先生请教，便借着杨绛选修吴先生的课的机会，帮他转一封信或递个条子。她有时会等课后代为传信，有时则去吴先生居住的西客厅。
有一件事让杨绛记了好久，她回忆说：“有一次我到西客厅，看见吴先生的书房门开着，他正低头来来回回踱步。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他也不觉得。我轻轻地敲敲门。他猛抬头，怔一怔，两食指抵住两太阳穴对我说：‘对不起，我这时候脑袋里全是古人的名字。’这就是说，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了。他当然认识我。我递上条子略谈锺书近况，忙就走了。”
在杨绛心中，钱锺书憧憬的老师，她则倍加崇敬。
只是，在崇敬的同时，她有额外的一些想法，她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之前，杨绛曾听同学说他“傻得可爱”，而她却觉得他“老实得可怜”。
之所以会有如此想法，杨绛说：“当时吴先生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同班同学借口研究典故，追问每一首诗的本事。有的他乐意说，有的不愿说。可是他像个不设防的城市，一攻就倒，问什么，说什么，连他意中人的小名儿都说出来。吴宓先生有个滑稽的表情。他自觉失言，就像顽童自知干了坏事那样，惶恐地伸伸舌头。他意中人的小名并不雅驯，她本人一定是不愿意别人知道的。吴先生说了出来，立即惶恐地伸伸舌头。我代吴先生不安，也代同班同学感到惭愧。作弄一个痴情的老实人是不应该的，尤其他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在杨绛看来，“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吴先生并非无知无觉，只是与其花时间去计较，不如视而不见，互不相干。
清华名师云集，自成一道风景，此外，最让杨绛心仪的就是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书籍向来是她的心头好，更何况是藏书量巨大的图书馆。她曾写下《我爱清华图书馆》，以此表达对图书馆的钟爱之情，字里行间透着由衷的赞美。
1932年春季，杨绛借读清华大学，在中学旧友蒋恩钿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的图书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甚至蒋恩钿谈起图书馆骄傲的神情和语气，她都记得格外分明。蒋恩钿向她介绍说：“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
置身于图书馆，更加强了她的感官体验，“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耐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蹾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
甚至清华大学的厕所，都值得一提，“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七十年前的事了。”
1933年，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对图书馆有了更深的感情。她回忆起那些点滴，带着岁月漫长久别重逢之感：“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对于读书，杨绛体会颇深，她说：“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爱好读书之人，总能从墨香之中寻到快感，不需说与外人听，静静地翻阅、品读，自由自在地穿梭于时空之中。
【4】人生几何
思想与阅历有关亦无关，而文字是一个人思想的体现，行文是何种腔调，大抵为人也是如此。
杨绛有一个轻快的灵魂，曾经读过的书，慢慢沉淀下来，成为她身心的一部分。此时，她虽涉世未深，但对人生已有几分感悟，所以她的文字带着几分成熟的味道。
朱自清先生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文笔素朴缜密、清隽沉郁，遣词凝练，文风清丽脱俗，一字一句极富真情实感，轻而易举便打动人心。杨绛选修了他的写作课，可以说，她的文学创作始于此。正是朱自清先生发掘了杨绛身上的闪光点，并加以放大。
第一堂写作课上，朱自清先生留下作业：写一篇名为“收脚印”的文章。关于“收脚印”，在南方有特定的含义，是人死之前，会沿着一生中走过的路再从头走一遍，意在回顾一生的意思。写下这篇文章时，杨绛二十二岁，阅历尚浅，却写出了底蕴颇深的文章。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阴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
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
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
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全文清丽婉转，超凡脱俗，于清幽处寻得人生真谛。
这篇上乘的佳作，让朱自清先生赞不绝口，他将此文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不久后发表，作者署名杨季康，这也是杨绛的处女作，值得铭记一辈子。
第一次发表文章，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不停在心中呐喊：我当作家了！除了精神上的愉悦，还有物质上的奖励，《大公报》给了她五元钱作为稿费，这已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一种肯定和认可。有了这小小的一笔钱，她开始琢磨该怎样花，最后决定用四元钱买些毛线，为母亲亲手织一条围巾，剩下一元则买了当时有名的天津起士林的咖啡糖。她利用课余时间来织围巾，完工后将这一针一线的心意和咖啡糖一道寄回家。寒假回家时，提及围巾的事，才得知两个妹妹毫无手下留情，已经将围巾拆了，咖啡糖自然也被她们吃得一块不剩。
有了文学创作的开端，接下来便一发而不可收。随后，杨绛试着创作短篇小说，原题为《路路，不用愁！》，后改名为《璐璐，不用愁！》，讲述了女主人公璐璐与两个男子小王、汤宓的感情纠葛，两个男子虽然都离开了璐璐，但杨绛以璐璐的留学申请成功为结尾，“璐璐笑着，轻轻舒了一口气。”不由得让人感到充满希望。
《路路，不用愁！》同样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许，将其推荐给《大公报》，随后刊登在该报的《文艺副刊》上。后来，还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书中。
清华园和文学是杨绛甜甜的梦，她没有凭空妄想些什么，而是无声无息地努力着。若说天才还有其他名字，那大概是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