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还是来了，有一位得到柏林议会席位的萨克森武士得了病。这人的病好了些的时候，在俾斯麦朋友的劝说下辞了职，以便替身代表俾斯麦能取代他的位置。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俾斯麦耍的手段，因为这人曾宣称“最想当一名议会的议员”。俾斯麦迅速奔赴柏林，顶了他的职进了议会。这事发生在1847年，当时俾斯麦32岁。
马厩里的骏马，一听见外面有跑马的声音，就明白马上要出猎，便躁动不已。俾斯麦听说普鲁士王想从每个省的议会中挑选议员，成立一个联合议会的时候，就如同那骏马一样按捺不住了。这个联合议会将在柏林召开，讨论制定宪法，这是自由之战以后现任国王的父亲对人民的承诺。这是日耳曼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议院。这个骄傲容克少年时代的梦想似乎就快要变成现实啦。这些征兆预示着普鲁士将要成为“一个有自由宪法”的国度。俾斯麦23岁的时候，因为国家没有宪法，所以不肯投身官界。现在关键时刻已到，俾斯麦怎能不去挣得一席之地？如果他要在柏林的联合议会占据一个席位，那么他必须先在马德堡有一个席位，有发言权。就是这种对前程的期许，将他引出波美拉尼亚，指引他在武士议会做个勤奋的工作人员。但是他的同级代表们只肯派这个年纪最小的萨克森容克当议会的替身代表，而且还得是在有人缺席的情况下。
他坐在申豪森的家里，研究着普鲁士的诸代表将怎样出席这初次的家庭式会议。他激动地想象着出席议会的场景，从这个方面或者那个方面。获得柏林议会席位的那些代表们，资格比他老，而且很可惜的，身体都还很健康，使他找不到取而代之的机会。也罢，他只好另想办法拉一个下来。于是他提出抗议：“有一位男爵，才被借用当了省长，不该继续做议会代表。”他的老前辈们听了，耸耸肩，反问他：“那你为什么离开波美拉尼亚？”俾斯麦听后大怒，一气之下跑去探望他的未婚妻，把这件事告诉她，付之一笑，不久辞了职。
机会还是来了，有一位得到柏林议会席位的萨克森武士得了病。这人的病好了些的时候，在俾斯麦朋友的劝说下辞了职，以便替身代表俾斯麦能取代他的位置。这里面毫无疑问有俾斯麦耍的手段，因为这人曾宣称“最想当一名议会的议员”。俾斯麦迅速奔赴柏林，顶了他的职进了议会。这事发生在1847年，当时俾斯麦32岁。
柏林联合议会里，从莱茵河到默麦尔的各省都有代表。这是普鲁士统一全德国的第一个信号。然而在议会中，精英们的主张却不是由普鲁士来统一，而是奥地利。所有有思想的人、能放眼未来的人，那时候都倾向自由主义，渴望将诸邦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奥地利帝国很久了。国王现在也似乎有这样的意向，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他父亲所痛恨的，尽管有着广大人民和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作后盾。这个联合议会共有五百名议员，其中保守派只有七十人，而这七十个人中没有一个主张由奥地利来统一全国。
俾斯麦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愿意赞同君主的意愿，但是从少年时期以来，他个人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结果是：无论哪一个党派他都不能真心赞同。他本性中隐藏着的骄傲、胆识和怨恨被充分调动起来。在第三次会议上，有议员提议建立一个农业银行，由国家担保。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俾斯麦作了第一次发言，反对保守派的意见，替政府辩护；又反对自由派的意见，为了保护保守派。这次演说极富攻击性，而且同时攻击了两方面。他对他们很生气，瞧不起他们，写信给未婚妻说：“演说家肚子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还胆敢乱说一气，真是怪事。他们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那么多没用的话，还不知羞耻地自鸣得意。……议会的事如此触动我，真让我出乎意料。”他又说：“这种政治的兴奋令我如此关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当俾斯麦处在热恋中时，已然抛弃了怀疑主义，如今更要抛得远一些。他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关注着这些人和事。他为什么这样兴奋？并不是因为辩论的主题，他并不太关心农民，也不在意他们是否能以比较优厚的条件得到借款。对普鲁士统一的思考是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奥地利就更不可能。之所以令他热血沸腾，是他终于入了“战场”，在议会中他可以大规模地“战斗”。好几次在出门去议会之前，他会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很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打仗了。”从前，俾斯麦的自视甚高只表现在他瞧不起人上，如今，却体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要不就是在决斗中；而这种自大却未曾遭遇对手。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异常丰富的知识，却还没领会到竞争的刺激感。他太过于骄傲，不肯做官，又太过于自由，不愿做一名军人。他所管辖的不过是些农民，而他既然拥有那许多才能，使他没有费多少力，就在他的小天地里当上了领袖，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他并没有特别的政治主张，或是努力要实行的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他就是反对那些议员和党派。在他看来，被选为议员，就是把他这把锋利的刀拔出了鞘。
在他参与的第四次议会会议上，他第一次发表长篇演说。那时候有一个目睹这件事的人这样描绘他：“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身材魁伟，肩膀很宽，头抬得很稳。他有一张贵族化的脸庞，不过不是精雕细琢的那种，线条流畅，结实而不死板。脸色红润，充满神采，胡子也是红色的。他浑身充满精力，十分健康。脸的下半部多肉，带着挖苦人般的微笑。他的鼻子长得不好看。明亮、灵活而狡猾的双眼之上是柔和的双眉，额头宽阔。他身体十分结实，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过舒服日子的人，但是如果细看就会察觉，他是一个有着知性的自信和控制自如的精力的人。”这一段描写虽然不免因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而有所润色，但仍能使读者从中得到一个较好的印象。这位见证人只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俾斯麦从这个时候起，和之后的数十年间，说话总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凡是听到过的人都这么觉得：这位身材魁梧的大人物，说话的声音却很尖，腔调温和，还有点半吞半吐。
读者可能要问了，俾斯麦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做长篇演说呢？这是因为有一位持自由派政见的贵族（那时居然会有这种人）在议会上发言说，“1813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非是怨恨拿破仑。因为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况一定比现在好，因为那时的政府是以人民为根基建立起来的。”这几句话中还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想法，认为自由之战是国人为求得自由而发起的，而1813年之战则是为民主政治制度而战斗。俾斯麦的反驳演说，表面看起来似乎出于临时冲动，实际上是提前很仔细地准备好的（草稿留存至今）。他宣称：“1813年的民众举动，理由和动机早已昭然若揭，还要另外找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岂不是很可笑吗？所谓的理由和动机，没有别的，就是敌人在我国驻兵，使我们蒙受巨大的耻辱。如果有人妄自猜测说，某个国家遭受这种恶劣的待遇，而这国的人民不会热血沸腾地仇恨那些来犯的异族，这种仇恨不会压倒所有其他的感觉，我认为这都是对那个国家的尊严的羞辱。一个人被别人打了而挥拳反击，解释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第三者的利益，仿佛这就是他自卫的唯一理由似的。这可能吗？”
俾斯麦的这一番演说，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支持。他这一次出手完全只打中了空气，因为之前讲话的那个人并没有讲什么值得他这番斥责的事。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弟们，即使本身就是保守党，听到俾斯麦的这番驳斥后，都很愤怒。当时的会议报告说是“议院里屡次有不以为然的评论，周围很吵闹”。另外一个议员答复他说，当有人激励人民奋起抗争时，并不是忌恨国家，而是爱国行为，俾斯麦只是年纪太轻，不晓得这件事罢了——一个他个人的敌手！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这时“吵得太凶啦，议长请众人安静。众人却又喊叫”。这位最年轻的议员非常气愤，转过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在演讲台上看了起来，直到人们恢复安静。然后他又开始演说，说解放之战时，他还没出生，对此一向很遗憾。但是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后，却不再遗憾了。因为他们说普鲁士人之所以变成奴隶，并不是外国人强迫的，而是自己想当奴隶。
这第二拳仍然是落了空。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俾斯麦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你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布兰肯堡说道：“在这里舔过伤口的狮子，不久就会换个极为不同的腔调大吼了。”此时还是个年轻历史学家的西伯尔，在报上撰写文章批评俾斯麦的演说，说维新与自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别。
西伯尔批评得很正确，所有的批评家，包括布兰肯堡在内都说得很对。但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没有哪一个人能理解俾斯麦这么做的内在理由，为什么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这么大的笑话。事实上，天才第一次与群众相遇时，常常与群众发生冲突。他的演说辞是事先准备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这就是他失去控制的原因。确实，他难以理解当下的法律，所以才使得他的朋友们反对他。但这篇演说稿背后还隐藏着别的事。他的愤怒，更多的是因为在这件事上，仇恨法兰西的人太少，而会对“仇恨法兰西的人太少”这件事表示不满的人更少。他在议会中尚属无名之辈，却敢于在议员们争吵之际第二次登台。他十分瞧不起这班人，于是敢于转过脸去读报纸，完全不理他们！在这次斗争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昨天我说了几句话，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我的浪潮，这几句话和1813年人民战争的性质有关，确实有些语意欠清晰之处。我的这几句话很是得罪了与我同党派的几个议员，伤害了他们虚荣的心，自然使得那些反对我的人们一起对我狂吠。他们很痛恨我，也许因为我把真相告诉给他们听……他们骂我年轻，还骂我一些别的话。”
他写给乔安娜的信，除去这部分柔情蜜意并不比从前的减少，却渐渐有了更像是一份报告的趋势。当她得了重病时，他替她祈祷，却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本答应她五旬节回来探看，却爽了约，只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只需要一张决议票就可以将那些关于国家的大事结果全翻过来……议会与你相隔不过一百几十英里，却不能回来看你，我心里也十分难过。你们女人真是奇怪，我这样和你通信难道一定比不上和你见面谈话吗？”，如你要结婚，切记不要拖延，除非准新娘是个病人。“在赖安菲尔，我是个闲人，只有结婚后，我才能像我盼望的那样和你住在一起。”
才订婚没几个月，俾斯麦已开始用丈夫的口吻给未婚妻写信啦，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不久他就表现出意志坚定的家庭领导者的模样，他的意志别人是要奉行的。俾斯麦平生第一次开始爱惜时光，说自己在未婚妻的家是一个闲人；也是平生第一次将有些事情看得很要紧，他说，政治可以使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不要脸地编造谣言，我很愤怒”。但不久他却又怀念起辽阔的农村和乔安娜。在做了两个星期的议员后，他在信中告诉乔安娜，他对政治的兴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五行字以后，他又写道：“假如我能伸出双手紧紧拥着健康的你，带你到远方，到那青翠的树林里供猎人休息的小屋子里，在那里我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你的脸庞，那该多好啊！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越来越厌倦政治的无休止争斗……假如我能够只和你在一起，热情地沉浸到自然中去，那该多好啊！也许这只是我那永远的精神上的矛盾使我渴望我得不到的东西吧。”
我们在这段话里又看见他自相矛盾的特性。不久之前，在他还是个闲人，尚未体味到政治或做官的滋味时，他曾对未婚妻说，要她做好在上流社会应酬的准备。现在他已进入议会中，却希望自己身在森林中的打猎小屋。虽然他知道这是为什么，还自己写了下来，之后的四十年，他还是有这样的向往。他的性情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谜，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让他满意。他就是一个游移不定的人，一个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