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少年一边不肯明说否认上帝存在，以免得罪上帝，一边却坚决地确定自己什么也不相信（虚无主义）。他不肯再祈祷，却用了外交手段，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他表现出一种似乎忠诚的态度，底下却掩埋着藐视；他又强迫上帝在他给出的选项中选择其一，这可不是上帝习惯的事情。这样迎合世俗的屈膝跪拜，对他锻炼自重并没有好处。
哥哥出生五年之后，母亲又生下俾斯麦。那一年拿破仑刚逃离厄尔巴岛回到法国，维也纳大会正好解散，普鲁士同欧洲达成新的联盟。1815年4月2日，法国皇帝在巴黎宣布反对此联盟，而当天早上，柏林的居民则从报纸上读到，尼朴甫的老俾斯麦新得了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出生没多久就和母亲不对付，稍长大一点，更是与她针锋相对。他十分维护他的家人，后来却并不避讳向陌生人承认他和母亲的敌对关系。在数百次的谈话中，他从不说他母亲一句好话。一直到老，他都坚持说她是个女性版的腐儒，并不关心他的成长。他谈起她的时候总带点怨怼的腔调，说她“几乎没有柏林人说的‘慈爱之情’”。他又曾说：“我总是觉得她对我苛刻而冷淡。”
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曾因为两件事情记恨着母亲。有一年冬天，他母亲在柏林款待宾客，因为房子太小，他父亲得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这孩子绝不肯忘记这事。还有一次，是俾斯麦指着他一位贵族祖先的画像讲他的事迹，讲得十分得意，而出身中等人家的母亲则把这幅画像收了起来，并教育他别再拿祖先的事迹说事。这两件事都令小小的俾斯麦十分难过，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俾斯麦儿时的那些回忆就充分体现了他是个骄傲的孩子。有一次他的哥哥对他不好，他就离家出走，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徘徊。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躲在屋里听见几个男客人疑惑地说：“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后来俾斯麦回忆说：“我很大胆地回答：‘先生，是个男孩。’他们听了很吃惊。”
他在学校成绩并不算好。到了晚年，俾斯麦仍对他8—13岁在柏林的柏拉曼学校所度过的光阴十分在意：“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家去读书，从此以后，对我来说家就不像家了。从开始上学起，我所受的教育就仅限于学习知识，其他统统抛弃，那时候我就有切实体会了。”因为他把母亲看作家庭中的掌控者，所以把在寄宿学校所遭遇的一切都归咎于她。他经常诉苦说，在学校时吃的是隔日的面包，课程要求非常严厉苛刻，冬天的衣服不够保暖，纪律要求则是“毫无人性的严苛”。80岁时，俾斯麦常对人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他们用一把细长的刀子把瞌睡的人戳醒。”日耳曼人的民族主义，雅恩的信徒们那种过火的自由主义，加上对贵族的批判（俾斯麦是贵族的分支，会受到教师们的攻击）揉在一起，使得10岁的俾斯麦心里加倍地觉得自己是武士阶层的一分子，就更加反对和痛恨他母亲所持有的自由思想。“我从来都吃不饱……肉总是太硬。我们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6点到7点得写作，他们待我们还不如军队待新入伍的士兵。进行剑术比试的时候，我们的手臂经常受很重的击打，留下的伤痕要好几天才消失。”这个少年如此渴望回家。假如这所学校坐落在官署附近，可以偶尔见到国王坐马车经过，那就好得多了！可惜这所学校在郊外，所见的一切事物都寂寞讨厌。“有时我从窗户向外望，看见农人驾牛耕田，都不禁眼眶含泪。我想家想到生病。”
所以他总在盼望放假——家里答应他放假就可以回家。谁知他母亲却写信告诉他说，她七月要去海边避暑，所以他得住在柏林。他读了信，恨得不行。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回，每个夏天基本都如此。有好几年他都没有机会回家去看看他们的房子、花园、田地、粮仓、马厩、铁匠铺和村子。后来他评价学校生活说，简直像是劳教所。
所以凡是他母亲给他的，她喜欢的，她教给他的，他都觉得是不好的。
他又长大几岁之后，认为他母亲的交际和野心都对这个家庭十分有害。她每年都在尼朴甫引进新的农业机器、耕作方法，因为觉得丈夫过于守旧又太好说话，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她要革新。冬天她要求丈夫和她一起到柏林去，俾斯麦家族住在那里某处——因为住尼朴甫“不够时髦”。和丈夫坐马车去赴大臣的晚宴的时候，她会精心打扮，俾斯麦永不会忘记她那时的模样。“我记得很清楚，就像今天刚刚看到一样。她戴着长手套，穿高腰的裙子，头发卷成两团，上面还有一根很大的鸵鸟羽毛。”“自由党”这个词，他最早是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时，母亲要他去买报道“七月革命”的《巴黎报纸》——可能只因为她喜欢谈论“自由”，他却看不起这样的事。后来他写道：“她生日那天，有个男仆到学校接我回家，我看到她屋里摆了很多野百合花，那是她特别喜欢的；还有很多衣服、书籍，各种小东西，都是别人送的礼物。之后就是宴会，来了很多年轻军官……还有馋嘴的老头子们，戴着宝星徽章。有一个女仆给我送来鱼子酱，或是其他好吃的——足够毁了我的脾胃。仆人们偷了多少东西呀！……我没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的母亲更喜欢应酬，而不是关心我们。……（大部分家庭教育）都是两代轮流的，一代挨打，一代不挨打。不管怎样，我的家庭的确是这么回事。我属于那挨打的一代。”
12岁到17岁，他进入格洛克洛斯特高等学校学习。他发现学生们对贵族的怨恨日益增长，而他们大多是有些学问的商人阶层的孩子。这也导致他对自己门第骄傲的增长。这时他住在他父母位于柏林的宅邸中，冬天父母也来到柏林，母亲兴致来了就吩咐他做这做那，父亲则随他自便不加干涉。到了夏天，俾斯麦就只好跟比他大5岁的哥哥在一起，哥哥已成了位学者——“专门研究生活的物质方面”。除了哥哥外，只有一位家庭教师和一个女仆陪伴着他。在这对个人性格形成至为关键的几年，他却乏人指导，一切只能自行摸索。从7岁到17岁，奥托·冯·俾斯麦没见过一个他愿意效仿的人物，除了他的父亲，也没有任何他能够去爱的人。我们能责怪他这么年轻就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
他的父亲“不是一个基督徒”，俾斯麦曾这么评论。他的母亲信奉接神派，父母都不去教堂。施莱尔马赫是这对夫妇给孩子请来的宗教老师，这位先生认为祈祷是走向神性的一个过渡点，他之所以劝这两个少年祈祷，不过是因为祈祷能雕琢人的个性。俾斯麦的母亲热衷于一位来自史威登堡普雷沃斯特的女预言家梅斯梅尔的诸多学说（她的儿子说：“别的事情她都很明白，唯独这种事上犯糊涂。”），她相信自己能看到圣迹。因为丈夫的文法有些不通，她就看不起他，但是她从来也没法瞒过他。费迪南曾经带点诙谐地对一个朋友说：“她虽然能看到圣迹，但聪明还不够用，看不到羊毛的价格在收摊的时候会比市场刚开门的时候低呀！”
俾斯麦的母亲总是对儿子们不满意，父亲却并不如此，总是为他们感到高兴。他曾说：“我看了你的成绩通知，总是很得意。布罗家昨天在这里做客，我把通知给他们看，他们都称赞你，我很高兴。”母亲则说，“你得看看四周，听听人们对于有学问的人是怎么判断的，你得好好听，这样将来才能明白你还要做多少事，才能自称为有学问的人。”俾斯麦14岁的时候，有一次摔下马，她说：“我的宝贝奥托，你父亲说，你要是控制不了你的马，你就很容易摔下来。因为你的马鞍不好，那不过是一堆旧衣服嘛！”
俾斯麦本来就是个骄傲的孩子，又遇上这些违背他心意的事，所以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定，性情跋扈的少年。他唯一擅长的就是日耳曼语，历史并不出色。15至18岁在第一班的时候，教师对他的评语有时不太好，如“性情骄矜，对教师不够礼貌”。他早上总想睡觉，到了下午才精神起来，这是神经敏感的人的特点——他一生都没法摆脱这种特性，一定要到了晚上他才会精神焕发。
这个苦闷的少年只有一样慰藉，可说是欢乐的解放，那就是比他小12岁的妹妹玛尔维妮，父母的宝贝，他的玩具。14岁时他写道：“玛尔维妮不得了啦，她会说法文，她会说德文，都随便她。”15岁以后，他放假时可以回家。他在一间农舍里，“和一个农夫的美貌妻子聊天，打发了几个小时”。到了16岁，他曾在邮车里和一个“秀丽的保姆”有段小冒险史——那个女子晕倒在他怀里。他还请求他的哥哥帮他送一件求爱信物给邻居的一位女子，但礼物是匿名的。这个15岁的少年在乡下写的信显示了他心里充满了怀疑主义：“星期五那天，有三个少年越狱逃走，一个是纵火犯，一个是强盗，一个是小偷……那天晚上尼朴甫的驻军总共有25人，出发去捉这3个人。……当两拨队伍相遇的时候，驻军很慌张，和逃犯相互喊叫，不管是驻军还是逃犯全都害怕到不敢答复。”
这样下去，到了十七八岁，他变得什么都不相信啦。他最早的政治信条十分简短，就出自他的普遍怀疑主义。17岁毕业的时候（同年歌德去世），他讲道“如果不是一个共和派，至少也相信共和是立国最合理的体制。……这些见解依然还只是理想，不足以推倒我与生俱来的普鲁士人的忠君情感。我的动摇点是在法权方面。”他视布鲁图与哈尔莫狄欧斯为罪人、造反者。奥地利诸侯中那些对抗皇权的人都令他十分恼怒。
在他的记忆里，关于国体的这些空泛思想，只有两次使他确定了附和的党派。这两次都体现并发扬了他的个性。在学校时他已经反对古老派的议院演说，说“受不了他们朗读这种粗鄙与充满咒骂的演说词，……这是荷马笔下的英雄们在战斗之前习惯用来自我激励的”。他既反对充满空话的演讲，也反对表演性的动作，认为动作和激情都应该出于本能。他指责特尔，评论说：“据我看来，无论怎样善于射箭的人，都有很大概率把孩子射死而不射中苹果的。与其射自己的儿子，不如抢先把奥地利总督射死，不是更自然，更高贵吗？对于残忍的命令，就该这样反对，这才算是表达了公道的愤怒。我可不喜欢躲藏埋伏。”
他对宗教信仰所持的反对态度，却是出于极为清晰的思考。俾斯麦16岁行坚信礼，对此他说：“我从小就习惯祈祷，现在却不再做了，这并不是我把祈祷看得无足轻重，而是我的信仰更为成熟。因为在我看来，祈祷和我个人对上帝之性的思考相冲突。我对我自己说，要么是上帝因为无所不能而将每事每物都规定好了，即所谓不依赖于我个人的思想和意志，（祈祷也没有用）……要么就是如果我的意志不依赖于上帝，反而相信上帝能够被人类的祈求所改变，那人类也未免太自大了。”
他的这一系列推理正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从小就接受怀疑主义的教育，性格也多疑，不能靠自己的思考成为一个信徒——这两层都依赖于他自己和他的父母。但是他的推理过程显示他从小就是一个自傲的务实主义者，周遭的环境都叫他让步，他才肯让步给一个较高等的权力。这个少年一边不肯明说否认上帝存在，以免得罪上帝，一边却坚决地确定自己什么也不相信（虚无主义）。他不肯再祈祷，却用了外交手段，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他表现出一种似乎忠诚的态度，底下却掩埋着藐视；他又强迫上帝在他给出的选项中选择其一，这可不是上帝习惯的事情。这样迎合世俗的屈膝跪拜，对他锻炼自重并没有好处。
他第一次觐见国王，就存在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