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带着一个老年人所特有的镇静向他的帝国行进。在第一次战役中，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一起出生入死。人们开始在柏林的报纸上写，威廉王一定会称帝。
俾斯麦带着一个老年人所特有的镇静向他的帝国行进。在第一次战役中，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一起出生入死。人们开始在柏林的报纸上写，威廉王一定会称帝。俾斯麦派人告诉巴伐利亚公使说，他看到这样的报道很生气，又说无人想要阻止巴伐利亚的独立。“不仅无人要阻止，我们还会永远感激我们光荣的同盟。日耳曼诸邦国统一已经形成了，既不用求也不用造，因为日耳曼原本就是统一的。”以后三个月内他推行的政策，就是一个具有雄厚实力的店铺所采用的办法，静候较小的店铺来求联合。他打发德布鲁克前往德累斯顿，只不过是去承认一项在那里发起的提议。他对符腾堡人说：“我们正在等你们的提议。”他打定主意要听听各邦国都有什么话说，然后他觉得怎样办最好就怎样办。
其实当我们的党派尝试结合时，各人有各人的计划。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最后是全部不同的“哲学”，都互相冲突。每个阶级都坚持说，假使德意志帝国只能按照和自己不同的想法成立，那就不必成立德意志帝国了。普鲁士民族党要组织一个诸王公的联邦会，其中霍亨索伦王族拥有统治权；自由党只愿要一个以民权为重的日耳曼国；威廉不想听什么皇帝或什么帝国，只想制定一个陆军联合条约；太子却想要成立帝国，要其余的王公们受皇帝管制；只有巴登的国王与人民都想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帝国。巴伐利亚政府想要成立一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南日耳曼各邦国联邦会，但是大市镇却想加入北日耳曼联盟，而它的君主则希望任何联合会都不要有。符腾堡王后阴谋反对普鲁士，自由党只愿加入民主制的北日耳曼联盟。黑森握有实权的首相提议在日耳曼国推行一种他自己并不想要推行的宪法，而他之所以提议，却是因为他知道俾斯麦也不想要这种宪法，而且他的提议能造成一种普遍混乱。最后他们都跑到凡尔赛，因为俾斯麦坐在那里的炉火边，已经在他的瓶里制造homneculus（小人）酒了。
普鲁士太子作为将来的掌权者，成了最重要的人物，因为将要成为第一个日耳曼皇帝的普鲁士老王已经74岁了。战事发生以来，腓特烈与俾斯麦的意见严重相左。太子有一种建立君主与民主制并存的新帝国的浪漫梦想。他想把普鲁士吸收进德意志帝国中去。其他所有的日耳曼各邦国王公，除了头衔、权力与体面，以及在上议院的席位等保留，其余所有的都要取消。霍亨索伦王族当帝国皇帝，掌握主要法权，由一个帝国内阁执政，需对帝国议会负责。远在9月中旬，日耳曼军队还在向前推进的时候，太子把他的计划说给密友弗莱塔格听。那时候他们两人正在一个叫孚日的村子里散步。腓特烈很激动，两眼放光，说：“我必须做皇帝！”弗莱塔格回忆说：“我很惊愕地看着他，他把他的将军外套裹在身上，罩住他的高挑身材，好像穿的是王者的袍子。他挂上了霍亨索伦的金链子（在营里他一向不常挂的），很是得意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他心里显然是觉得皇帝重要极了，满肚子都是这个念头，于是打扮起来，做他想象中的那个皇帝。”
这位文学家，太子的朋友，警告太子将要面临的诸多危险，但只是枉然。他推测道：“霍亨索伦的简单蓝制服最终会变成对往日的一种纪念……幸福既然能如此轻易地增多，就很难在军官们的食堂里继续保持旧有的纪律和朴素风尚。如果将来能够的话，我们的君主必须当作风简朴的表率。……我从前已经见过一种奴隶的精神流传于民间，这是一种谄媚的风气，同普鲁士传统的忠诚风格格格不入。……无论什么举动，只要是趋于极端化的，都会产生趋于相反方向的另一极端。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内，已经存有很有力量的民主主义的暗潮，假如因为大祸和不良政治，将来有一天各种芥蒂在民间广泛存在，那么即使君主是朝代中最可敬的，也将会面临很大的危险。我们的王公们已经很像登台的戏子，他们听着台下看戏人的热情赞美，在大声喝彩中被许多花球压倒，却不知道在舞台的活板门底下已有许多恶鬼在那里等着，要消灭所有这样的繁华！”
太子等弗莱塔格说完这一番奇异的预言后，说道：“你讲完了，该听我说了！”弗莱塔格的话是很重要的警告，太子究竟会回答些什么呢？他的答话不过是说，有次巴黎开赛会，要入场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问威廉王，哪一位元首该先走，是俄国沙皇呢，还是普鲁士王？威廉说沙皇先走。“无论霍亨索伦王室的哪个人，都不肯再说这句话了！这种话将来不再适用于霍亨索伦王室了！”这就是太子的激进的结论。弗莱塔格说：“这几句话足以让我看穿他。他满肚子都是君主的傲气，所以我觉得再劝他也是没有用的了。”这样的情景发生了六七次，使文学家们深信，太子心里装满了这样的傲气。
色当战役结束后，太子同俾斯麦谈话，讨论到有关皇帝的问题，俾斯麦却搪塞他。他们到达凡尔赛的时候，太子看见那些华丽的房屋就生出一种念头，他说：“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庆祝皇帝加冕与德意志帝国重生。”不久他却安分下来，说：“以前我其实是被逼承认俾斯麦伯爵的，我们的大政治家对日耳曼问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热心过。……当我发现像这样的胜利都无法唤醒他胸中的神圣之火的时候，其他的事也只能指望其‘不能必免’地发生了。替君主办事的普鲁士官员绝对不会有比柏林人的一隅之见更高的见解！……人们不能从这样重要的时代发现真理，什么都不晓得的人，永远不能学乖的人，都是很糟糕的！”
这就是太子在日记中秘密写下的批评俾斯麦的话，那时德意志帝国快要成立了。他挖苦这位大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说他是“替君主办事的一个官员”；说俾斯麦终究会“糟糕”的，因为他从日耳曼之战中并未学得什么东西！腓特烈1870年10月和1871年8月的见解有失方寸，就足以证明了这一家族的人越往后越腐败。拿善良的威廉王同他的儿子相比，老王就是个英雄。
不久之后，太子就同这位政治家发生了冲突。腓特烈屡次要求俾斯麦必须强迫南方诸邦的元首们打定主意，恐吓他们以达成统一。他说：“我们得让这些邦国知道我们要统一的决心。只要我们打定主意用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们，你就会知道，你还没有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俾斯麦说：“我们现在在战场上同我们的同盟肩并肩地共同奋斗，姑且不说别的，单凭这一个理由，也不能恐吓他们。恐吓他们不过是逼迫他们投往奥地利的怀抱罢了。”
腓特烈说：“这有什么要紧？由这里的大多数王公宣布帝国成立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只要宣布宪法，那么所有的君主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压力！”
俾斯麦说：“我们不能劝服威廉王做这样的事。”
腓特烈说：“你不愿这样做，就足以让君主寸步难行了。”
俾斯麦说：“我们现在必须等待时机来解决日耳曼的发展问题。”
腓特烈说：“为我自己考虑，因为我代表的是将来，我不能漠视这样的迟疑！”
俾斯麦说：“太子最好还是别发表这样的意见。”
腓特烈说：“我极力抗议你不允许我开口，除了君主之外，没有人有权告诉我可以说什么或不可以说什么！”
俾斯麦说：“若太子命令我，我将照着你的命令去做。”
腓特烈说：“我没有下命令给俾斯麦伯爵，我抗议你这样的说法！”
俾斯麦说：“你如果觉得，无论什么人办事能力都胜过我，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乐意辞职让位。”
太子本来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俾斯麦的做法，他并没有受到必须屈从于俾斯麦的意志的束缚。他的父亲把政权交给了一个与他政策和思想都正好相反的人。一部分商人要建立一个更独立的德意志帝国，并不是太子不能做同样的事的理由。但是他的为政方针应该是从亲身的经历中得来的，应该是他自行悟出的，是他自己的宗教。但他的为政方针其实是由一个比他聪明得多的人灌输进他的脑中的。这块布时花样也不是他自己织的，这是一块蓝色的英国布，是他极力称赞的英国夫人所定的式样。夫人的娘家，自然也就深印在他的心中。但是织这块布时还用了一种紫色的普鲁士线，这是帝制的线。这种线却是腓特烈自己引入的，即霍亨索伦王族要学英国，允许人民参与政事，同时他又决心要把和他同一个阶级的人，即王公们统统变成有名无实的人，要把他们的权力简化为虚衔和形式上的权力。
腓特烈想要掌握统治权，穿皇帝的紫袍，戴皇冠，和他的夫人分享这些荣耀；但他并不愿意仅仅做同等级王公们的首领。他应该拿这句话当自己的格言，出于骄矜，他把其他许多日耳曼王公逼到反叛贵族的处境中。当他告诉俾斯麦说他过于看低了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话里面的责怪，这是俾斯麦以前从没听到过的腔调，我们不能不为此一笑。这位陆军军官因为和他并肩战斗的同胞们的帮助才得到势力，而在他提议以这种势力反对他们时，他绝没想过这是失信于那些同胞。他这样的言而无信，与其父很不相同。俾斯麦比这位假民主党要真实得多。这位容克从前曾嘲笑过“日耳曼王公的那种目无上帝和法律的妄自尊大”，他十分愿意把他们全废了，就像汉诺威与拿骚的元首被废了一样——但他废他们，不是为虚衔，为的是实权，他绝不肯让任何帝国议会侵犯他的实权。太子的人格展露出来的时候，时局变得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关于何时放炮或攻打——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陆军的暴烈，它无法与极具魄力和智慧的方略相比。
虽然这样说，这个天才的俾斯麦此时正在逆风中行舟，而这位知识浅薄的太子却顺风顺水。除夕的晚上，这位太子议论时局时说得很好，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既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敬，只是为人所畏罢了。别人认为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越来越不相信我们。这并不只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俾斯麦坚持的就是‘铁血主义’，他照着这个主义做事，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了？假如我们在世界各地都遇到怨恨和不信任，那么那些权力，好战的名声，还有荣华富贵，有什么用呢？……俾斯麦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丧失了众多朋友、世界的同情和安宁的心境。我仍然深信，日耳曼不实施铁血主义也能够做到道德征服，也能够统一，只要用它自己的权利，都能办到。……这个大胆的容克，本来是个性激烈的人，却有不同见解，他的争辩和阴谋，使一桩本来占理的胜仗，变得难堪。1866年，他打胜奥地利却没有统一日耳曼……将来要扭转人们盲目崇拜武力与外表的成功的趋势，会是多么困难啊！要指导他们收起那些野心和竞争心，转而趋向于美好又健康的目的，该是多么困难啊！”
只有公道的阿利斯泰蒂或林肯才配说出这几句话来。那时候或者直到今天，李卜克内西或弗莱塔格这样的人，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太子作为一个陆军领袖，就不该说这样的话。他有布洛曼特尔这样的大将，要强迫与他同级的王公和同盟服从他，提出要宣布宪法却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随即他就很庄严很高兴地穿上白色毛皮袍子——正如他从前在乡下草地上所扮演的那样。况且他并不明白近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丹麦之战会是一件“好事”，难道是因为两个公爵的领地都到了普鲁士手中？为什么奥地利打了败仗，他当日在尼科尔斯堡还要帮俾斯麦保护奥地利不让普军侵入？北日耳曼联盟的首相为什么要延缓南方的加入，最后使他们加入的理由却是他的铁血政策？日耳曼的统一确实能够不用武力办到！如果那样统一了，诸邦至少也要保留他们的权利，留给这位批评家的不过是白色毛皮袍子，但他的二十二位同级王公也要穿的。这位太子的命运却很好，因为这个家长时代（他父亲就是家长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令他能避免去尝试实行自己的想法，反而使他能够名传后世，还戴着未试用的理想家的光环。
那位大实干家并不在意这位反对他的马基雅维利派，只管毅然踏步向前走，直奔向他使用各种政治手段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民主派太子要在军中宣布他的宪法，这位反动派首相却想在凡尔赛宫召开德意志帝国议会。这种方法最开始看起来只不过是一种用来恐吓那些迟疑不决的诸邦王公的手段，俾斯麦却是要把恐吓变成事实，其实他已经在这所宫中把他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四个南方邦国的大使来了又去，巴伐利亚对宪法草案中的二十二点提出异议。俾斯麦坚持不肯修改，大使们回国去了，一切又像之前一样停滞不前。
现在，俾斯麦装出只对巴登与符腾堡两邦提议通融的样子。巴登见巴伐利亚只想牺牲巴登来取得土地，很愿通融。不料此时，邮政、铁路、电报都起来说话了！各邦的军队要求各穿各邦的制服；日耳曼诸邦国的统一几乎在制服的颜色上触礁！有一位巴登的大臣这样批评俾斯麦，说他对诸邦的利益表现得异常友善，不干预这些事，并非是没有理由的。当日耳曼更高的利益要他必须不顾巴伐利亚的权利时，他只能不管了。因为俾斯麦要建立帝国，对军队制服的细节或诸如此类的不相干的事情，就只好让步，统一终于商量好了。除了巴伐利亚外，万事俱备，共同磋商的几方都同意签字了。哪料到符腾堡的王后（俄国人）竟然出来干预。她受到一位爱使阴谋的男爵的压力，就唆使她毫无志气的丈夫发电报提出异议，说要等待巴伐利亚同意。俾斯麦在外人面前表现镇定，但在亲朋密友面前却显得很愤怒，几乎发狂，甚至考虑是否要鼓动南日耳曼民众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
现在巴伐利亚又威风起来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再次出现时，就要求更多的让步。宪法中要写明筹办一个外交委员会，让巴伐利亚当主席。巴伐利亚的邮政、铁路、电报都要独立，和平时期巴伐利亚的陆军也得独立。最后巴伐利亚在酒税上也得到了想要的好处，俾斯麦也如愿以偿——“一个满意的巴伐利亚，签了合同。”
11月的一个晚上，会议过后，俾斯麦手持酒杯走进大客厅，在他的同事中间坐下，说：“巴伐利亚的条约已签字生效，日耳曼统一完成了，皇帝要行使治理权了。这是一件大事，但报界是不会满意的。不管怎样，若按照以前的态度撰写历史……都会说‘这个糊涂的傻瓜，本来能够多要求些东西，因为他们是不得不让步的’。这位历史学家的‘不得不’三个字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统一条约是‘不得不’签订的，那有什么用？我确定其他邦国的人们在回去的路上都是心满意足的。这样的条约有缺点，但会因此更牢固，将来还能够弥补这些缺点……我认为这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事之一。”
然后他用怀疑的语气谈到巴伐利亚王。永远忠诚的阿比肯说：“但他是个很好的人！”
俾斯麦很诧异地看着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好人。”
大功告成的那个晚上，俾斯麦就是这样坦白地谈论这件大事的特点的。他坐了很久，喝香槟喝得太多了。不管谁来到他面前，他都会突兀地说：“我将死于71岁。”他是通过一种计算而得出这个数字的，在座的众人没人明白这种计算里的种种因素。
“你千万别死得这样快！太早啦！我们一定会赶走死亡天使！”
俾斯麦很平和地说：“不必了，那日子在1886年，我还有十六年好活。这是一个神秘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