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在凡尔赛办公的时候，俾斯麦偶尔会陷入历史的迷雾里去。
当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在凡尔赛办公的时候，俾斯麦偶尔会陷入历史的迷雾里去。有一次，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极为奇怪的世界里。以前是脚踏地，现在都成了头朝地了。也许不久教皇会住在一个信奉耶稣教的德国市镇里；帝国议会将搬到凡尔赛来；卡塞勒将建立一个立法院；加里波第将当上法国将军；穿阿拉伯服装的步兵将为教皇打仗！”路易王即将到达的时候，他说：“我绝对没有想过我会到特里亚农宫来当总管家。拿破仑和路易十四对此会做何感想？”
大概而言，他这五个月做的全是琐碎的事，被记载下来的几百次谈话都显示他的心情很沉闷。有人问他怎样度过这个时期，他唯一的回答是：“在政治生涯里并不会出现一个高峰，可以供人在那里满意地回首过去。我今天播了种，却不晓得将来会长出什么东西。”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的自白居于魔鬼和浮士德之间。总体而言，他的话里隐含的难受和仇视的部分要比高兴和宽恕多。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说个不停，简直要把当日连同第二天的话都说完。等他把自己生平的事都说完了，就开始更换话题，谈论打猎、旅行和饮食。我们几乎听不到当时整个日耳曼都在讨论的学说和政治问题，或者雷南和施特劳斯有书信往来的事。他所谈的是香菇和鱼，烧肉和香肠，梅多克和台德斯海姆葡萄酒——他经常谈起这些酒食。我们可以看出，美酒和食物是俾斯麦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要求量多，而且要求精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本性是力气和神经的一种危险结合。
君主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吃饱了才去，不然就是回家再吃一顿。因为“我们在君主的宴会桌上吃不到什么东西。当我看见只有几块肉时，就只取一块，担心如果我拿了两块，别的客人就要挨饿。因为事先准备的量就是一个人吃一块。我要吃饱喝足后，才能签一个满意的和约！这是我的职业的重要部分，所以我宁愿在家里吃饭”。他在君主的一个副官面前，说了好几次这种话。吃饭的时候，他也忘不了他的种族情怀：“法国的兔子比不上波美拉尼亚的兔子，没有野味，我们的兔子有可爱的青草味和茴香味。……我们一家人都很能吃。如果这个国家里有很多食量同我们一样大的人，这个国家将会破产，我也得外出谋生了。”
他常说他睡眠不好。饱饱地吃过一顿晚饭之后，他要等到半夜后才能入睡，常常是只能睡一小会儿，很多时候一点钟就醒了。“我会想到各种各样的事，尤其是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写公文、写信——并不起床用笔写，而只是打腹稿。几年前，我刚当上大臣的时候，经常晚上起床写公文，但第二天早晨起来再读的时候，老觉得极其粗糙无味——只应当是某某亲贵的水平。我宁愿睡觉。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写，虽然不是起床真的写下来，但我心里总在思考，在辩论。”他会思考到不得不睡着的时候，所以早上很晚才起床。十点或十一点之前无人敢喊醒他，因此他听不到军事报告。
他的生活原本已经够不健康的了，现在因为很少骑马，变得更不健康了。他只做一种锻炼，而且是这种锻炼不会伤到他的脚的时候才会做，那就是晚上独自一人在四周都是高墙的花园里散步。有一次，他散步时看见一把梯子靠着墙，“我立刻特别想爬上去。那里会有一个哨兵么？后来我跟卫兵谈话，问他我们是否应该进入巴黎”。他外出的时候并不佩剑。“我常带着手枪，因为到了必要的时候我虽然不介意被刺，但我却不愿不报仇就死掉！”他在法国极遭人怨恨，普鲁士进兵巴黎之际，也有人计划要暗杀他。他写信给夫人说：“这里的人似乎觉得我是一只善于闻到血腥味的猎狗。老婆子们听见我的名字就下跪求饶。同我比的话，阿提拉不过只是一只羔羊。”
他以前那种幻想的心境现在很少再现了。仅有一次他记载过这样的一种心境，他写道：“我心里很烦闷，就骑上马，在秋天柔和的光线中沿着路易十四大道一直跑下去，落叶簌簌作响，走过修剪过的篱笆，静寂的池塘和石雕神像。附近无人，只有约瑟跟在我后面跑，他的佩刀铿锵作响。一个人独在异域，又遇到这样的时节，自然思念家乡。孩提时代的记忆渐渐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记起那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修剪过的篱笆。”
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嘱咐他的儿子们说：“如果你们其中一个受了伤，要先拍电报到君主的大营告诉我，……要让我先得到消息，不要先告诉你们的母亲！”8月，他同君主在一起。在马斯拉图尔附近战斗过后，当天晚上，有个军官走过来和在他们身边的毛奇低语，毛奇露出惊恐的神情。俾斯麦立刻问道：“此事与我有关吗？”
这位军官答道：“第一队骑兵最后一次进攻时，赫伯特·俾斯麦伯爵坠马，比尔伯爵受了致命伤。”
俾斯麦问：“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第十师团的司令传来的。”
俾斯麦立刻上马，一言不发地跑了。他和他的老乡一起到战地医院去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他的儿子们。比尔并无大碍，只是从马上摔了下来，赫伯特却被长矛刺伤了。自从俾斯麦在俄国得病以来，这次寻找儿子的几个小时，是他经历的最为痛苦的时刻。假如他真的看到两个儿子像那军官报告的一样死去，他的精神会如同割掉了他的一条腿那样垮掉的。战争一旦结束，他就会死去的。没有儿子们的话，他的生活就好像失去了目标，也绝不能从他的事业和功绩中得到什么安慰。虽然他很少管儿子们的教育和成长，但他的武士精神使他认为必须要有继承产业的儿子，正如他的愤世嫉俗使他需要有心爱的人，这些人要像他的血脉一样，永远不能改变。
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比平时更加想念他的儿子。他在凡尔赛同时办两件事：一面管理瓦尔青的家事，一面管理普鲁士的国事。他发一封信给夫人，随后发电吩咐暂缓送去，因为他知道她已经离开赖安菲尔，担心他的80岁老岳父会拆开看，然后再给牧师看，这样就极有可能传到报界。他在写这封信时想到比尔可能会很冷，于是问夫人孩子们是否有充足的暖和的内衣。他的儿子们打仗很勇猛，早已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铁十字宝星，现在却还没得到，他很不高兴，却很小心地不向君主提到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好转了，俾斯麦送给他一把好刀。他还很小心地防范，不让他的儿子再接到赴前线的命令——这是鲁恩劝他这么做的，因为鲁恩的儿子阵亡了。葛拉维洛战役当天，俾斯麦同君主在一起。因为他晓得他的儿子们都在奋战中，所以我们能听说他的面色如何不好，又听说“他俯着身子向前看，他那向来不动声色的脸现在却脸色大变”。我们敢说，他之所以催促普法和谈是出于政治考虑，但他自己身为人父的感情也是原因之一。
他被这许多因素所逼迫，要对所有事务负责，他为此痛苦；他的部下们因为他的神经质也要遭受痛苦。一次，有一个人把他的批语用铅笔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应该要先用墨水填写，再送去印。俾斯麦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说：“你们怎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我们在这里为的不是玩耍取乐。如果你们所有人是打算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帮我，逼到我发狂，你们选的时机不对，你们明明知道，现在别人很难在我这个位置上做事。”吃饭时，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有一个男爵插话，他很严肃地说：“一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其他人不该插话。你要说话，等我说完了你再说。”阿比肯也对俾斯麦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简单的事是必须告诉他的，但有人告诉他的时候，他却不留心听，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经常不回答，要么就是答非所问；我跟他说话，他并不理会，他只想着他要对我说的话，他往往是故意这样做的。”同时，俾斯麦反倒觉得是别人误会他、厌恶他。他对他的夫人诉苦说：“讨厌与怨恨的寒冷的沼泽，怎么会涨得越来越高，慢慢越过了我的心头。我交不到新朋友，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从上头来的寒气也增加了，帝王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也免不了。……我因为这些寒冷都要结冰了，渴望与你在一起，与你一个人一起住在乡下。”
在大营里，他只有在与外人交涉时表现得很谨慎。他对一位美国将军说，自少年以来，他一向是趋于“共和主义”的。但是他受家族的影响偏离了这条道路，不再跟随着走——日耳曼的发展还不够，尚不足以建成一个共和国。他屡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从报社记者那里掏出的信息往往多过记者们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新自由报》的一个代表在布赫尔那里，他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那里。这个记者是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于1848年革命时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六年监禁。这就是俾斯麦要争取过来的一个对头。俾斯麦从前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但他的第一步策略就是装作认得他。他说：“我们俩同岁，但你保养得非常好啊。”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可以告诉你保持年轻容貌的一种妙法，只需要你到监牢里待上六年！”
俾斯麦听了这两句话，觉得很有趣。他很和气地问他的各个亲戚，随后他做出如下一番比较：“你我都是在颇为相似的环境里长大的。年轻的时候我的自由主义做派曾使我的家族陷入恐慌，这一点与你是相同的；我很早就有了要统一日耳曼的激情，却因为1848年革命的那些领袖的庸碌无为而产生了厌烦之情，这与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代是会比较激烈的，党派的色彩由于所持的态度就显得混乱了。况且一个人并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你也晓得这一点。——这样你就能明白命运是怎样摆布人的了，这些相同的感情曾使你被监禁，却使我达到我今日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了这番话很诧异。俾斯麦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是多么神妙的方法。他把科文作为一个同类的容克来欢迎，又提及他们少年时诸多相同的地方，还提到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是多么巧妙啊！俾斯麦显然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同情和理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可以分为穿武官服的人和穿制服的两种，或分为官员们和王公们。只有法国人还多少能同他说上几句话。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晓得众人会像痛恨俾斯麦那样强烈地痛恨一个人，他现在毫不留情地要试着实行他自己的各种想法。”俾斯麦同参谋部尤其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恩负义实在可恨，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帝国的议会里曾如何竭力地为他们办事！他们将发现是他们使我改变了态度。最初主张打仗的时候，我是诚心从陆军利益出发考虑的，但是我回国之后就要变成一个彻底的政客。等到我第二个预算案出来时，他们就会明白——那个预算案里头没有‘铁’了！”后来他谈到陆军“抵制”他；军人们确实是竭力不让他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可能，他们就等到俾斯麦睡着了才讨论事情。“《泰晤士报》的访问记者罗素在军人们的计划与实施方面，比我还要消息灵通，所以他是我得到消息的有用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亲朋密友非常防备，很留意任何会当众或私下告诉他秘密消息的人。将军们很警惕地监视他，仿佛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位首相，他的计划里的一部分是取决于军事行动的。为什么军人们这么糊涂，不让他获悉他们的行动呢？有两个原因，一个不过是他们嫉妒他的权力，二是因为俾斯麦自己太专制，总要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要求自己的势力要多于军队的领袖们，这真是怪事！”
以前俾斯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身边有人办事，却不让他说一句话，有时办的事还和他的想法正相反，这样的日子已经十年没见了。他本来希望将君主置于他的视线之下，而君主和将军们却避开他的耳目秘密地进行会议，将军们不仅仅在军事上向君主提建议，还在政事上劝说君主。他的专制与傲骨，还有惯于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全部事情的习性都使他极力反抗这样的孤立，但将军们之所以孤立他，也正是因为他的傲骨等。军人们对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表示不满。俾斯麦却准备当众批评这些军人的军事行动，“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而所有的胜仗都依靠的是那些普通的士兵们。我们之所以取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比法国士兵更身强体壮，更善行军，更有耐性，更明白本职，进攻敌人的时候更有士气。如果麦克马洪率领的是普鲁士军队，阿尔文斯勒本率领的是法国的军队，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非普鲁士”。吃饭时他就如此责怪斯泰因梅茨与阿尔文斯勒本。他请奥伊伦堡到营中，“以便我可以在所有这些穿制服的人中间，看到一个臭味相投的人”。有一次他在一个温度很高的房间里，感到不舒服，于是他对瓦尔德塞发牢骚说：“他们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都不让我知道。有许多与我有重要关系的事，我都只是偶然听说的。”有记载说，俾斯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两眼越变越大，脸上有大滴的汗珠。他正在抽味道很重的雪茄，从空酒瓶就可以看出他刚才喝酒喝得很凶”。
他毫不留情地对霍恩洛厄王爵说，色当战役以后陆军的举动无一正确。“我自然不是一个有大智慧或罕见天赋的人，但是有一件事我明白得很，那就是战略。我们应在阿贡集中所有兵力，候敌来攻。但我们却并未这样做，反而不知所以地直接向巴黎开进。我抗议过，但毛奇却不肯听这种理性的话。”围攻巴黎时，与俾斯麦敌对最激烈的就是毛奇，他们两个人意见不合已有好几年，现在都渲泄出来了。
俾斯麦和毛奇年轻的时候，可以通过他们的面貌判断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现在这两人的样貌大相径庭。俾斯麦注重的都是肌肉、体质、意志；而毛奇则注重骨头、轮廓、思想。俾斯麦20多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信中满是骄傲而又自负的自我解剖。毛奇则在一本自传体小说里这样描写自己：“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一张淡白而极神气的脸，这张脸虽谈不上好看，却有着深刻而高贵的轮廓，令人精神一振；他的仪态显得很文雅。他的神色只为内心活动而动。他很像一条很深的河，水面十分平静，水下则是不停前行的暗流，只有遇到巨石阻碍前进的道路时，浪头才会破碎，化为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却没有一刻安静，即使在少年时，也更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
毛奇待任何人都很和蔼，像鲁恩一样踏实，但更为冷静。他做事从不过火，绝不会非要有事可做才能抚平内心骚动，因为他做不做事都一样平静。他不爱说话，既不是因为城府很深，也不是因为愤世嫉俗，只是因为他不发牢骚，不需要因此讲话，也用不着说很多聪明话来掩饰什么。他的缄默不言，不是因为骄矜或者愁闷。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宁愿在局外旁观而不愿介入局内，还因为当他入局的时候，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玩游戏、睡觉、喝酒、看书，总是心平气和地。他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而不是逛森林，无论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嫁接，他都事必躬亲。他没有儿女，总为他人着想，不用仆人。他还是一位小说家，爱听莫扎特，喜欢翻译外国诗——这就是毛奇。假如我们把他的性情全部翻转过来，就能得到精确的俾斯麦的影子。
毛奇没有国籍，这一点使得他和俾斯麦的区别更明显。他多少算是一个日耳曼人，像波拿巴·拿破仑多少算个法国人一样。他确实是日耳曼人的儿子，但他的父亲加入了丹麦国籍，那时毛奇不过5岁；当他回到祖国日耳曼时，已是一位22岁的丹麦小军官。四十年后他带兵攻打丹麦，毫不心软，表现得很像雇佣兵。在丹麦的时候他也曾发誓要保护丹麦的英雄、军旗、军队，而攻打丹麦的时候他完全不顾，架起火炮攻打丹麦的英雄、军旗，等等。毛奇看重的是数目，俾斯麦看重的是大小。毛奇在军队里是个专家，俾斯麦完全是靠人格获得尊严，以这一层而言，毛奇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他的战略的可行性，远远胜过俾斯麦；俾斯麦却难以证明他攻打奥地利的决定是正确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他的攻击路线，都是之前就有所考虑的。俾斯麦却不然，他做出决定，所以他要负责。
毛奇喜欢旅行，在国外旅行了好几年；他40岁时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做太太，她年纪不大，足够当他的女儿。他的面貌、性格、生活状态都不像日耳曼人。假如他碰巧成了俄国陆军的军官，他在那里会如同在他西里西亚的庄园（在胜利之后不久，他就用国家赏他的钱置了这所房产）一样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若是在俄国从军，那么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哪个国家都适用）当然会使他如同在普鲁士一样崭露头角。
他的性格与行为是这样和谐，为人又是这样温和，这样缄默，以致俾斯麦与他格格不入。他们两个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彼此都极其不相信对方。毛奇不明白为什么俾斯麦始终要过如此汹涌澎湃的生活，俾斯麦无法理解为什么毛奇能过这样平静的生活。所以他们二人相见时从不说一句友好的话，而不是像鲁恩那样，对他们两人往往说点好话。现在他们两人要联手办事，冲突的机会更多了。色当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请疲倦的俾斯麦下马，同他一起坐马车。当他们二人乘坐马车离开的时候，军人们很热情地为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了，这真是怪事！”毛奇当时没说话，过了几天，才微笑着谈起这件事。
10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不听他的话，说毛奇“更加像一只鸷鸟”；别人并不这样评论，他们说毛奇“几乎像一个姑娘”。
普鲁士众人辩论是否应进攻巴黎时，“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者与阔夫人们”宣称与其用炮攻使巴黎投降，不如断绝粮道；过了几个星期后，巴黎来的报告只是说“无消息”——俾斯麦开始因害怕中立国干预而发抖，如同在尼科尔斯堡一样。此时他只生毛奇一个人的气，因为毛奇曾说过，若是把那些重要市镇围住，用不着打，他们就会投降的。
这个想法后来被大战略家俾斯麦抛弃不用，他大动肝火，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与毛奇很不满，并很激烈地说：“他们隐瞒事情不告诉我，对我极为无礼……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他们这样蔑视我，我不能再忍受了。他们这样对我，使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不然我会被活活气死的。我一直反对包围巴黎，认为那是大错特错。我最支持的是让拿破仑三世用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现在不过是个病人，不再是个危险人物。……但是君主不肯听我的话。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君主党，当它结束的时候，我就再也不做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啦。假如还是一直停止用兵，我就要带着我的马夫往日耳曼边界去了。”同时毛奇也对太子说了些不满意俾斯麦的话，说俾斯麦既要判决文事又要判决武事，不听负责军事的专家们的话。“况且俾斯麦伯爵问参谋部的几句话都是关于秘密战略的，我有几次不肯答复。我是君主的军事顾问，不能让自己被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所束缚，背离了我的目的。”
到了12月中旬，俾斯麦用他最喜欢的办法抗议。他罢工，整个星期不露面，让一个记者知道他们俩有多么不和，并让这个记者把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他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时才露面。于是太子做和事佬，请二人吃饭，有好几次腓特烈不得不从中插嘴，以使座席上的氛围重新趋于和缓，因为俾斯麦乘机开始批评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
在大本营中，使俾斯麦绝望的，除诸将军之外还有诸王公。开战之后八天，他长篇累牍地写信给他的夫人：“这些袖手旁观的亲贵们占了最好的住所，使鲁恩和我发觉办公极不方便。我们最得力的属员们没有地方住，亲贵们则带着他们的仆人、马匹、副官，住得舒舒服服的，真是太过分了。”军队前进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亲贵们。可是他得拜见君主，就不能不与亲贵们见面，后来他对同事们描写此时的情景：“那里既然有这么多王公们，平常人就毫无立足之地了……这样一个没头脑的傻瓜，满口胡言，处处炫耀他那种出身王公的狂妄自大，我还是他们的联邦议会首相呢！……某地的市长来致敬，他说，‘市长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在这个市镇里头，最重要的职业是什么？不是烟草制造业与织袜业吗？……’跟君主吃饭时，他们把我安排在巴伐利亚亲王与魏玛大公之间，谈话变得索然无味，令人无法忍受。”
他受了许多折磨，其中之一就来自这位大公。魏玛大公对俾斯麦说：“既然普法现在已在进行交涉，我希望你——我的联邦议会首相，将来把必要的消息告诉我，以便我能够转告俄国。我愿意转告他们多少就转告多少。”俾斯麦最想避免的就是这一类消息的走漏。于是俾斯麦鞠了一躬，带着讥讽意味地说：“凡是我的大公所能想到的要我办的事，我都将照办。”后来大公派一个使臣到他那里，俾斯麦说，这位元首竟如此要求他糟蹋时间与精力，他觉得很诧异。科堡王写了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给俾斯麦，都是关于日耳曼政策的。他告诉这位国王说，所有的提议都已经实行了，只有一条没有，不过这一条是不值得谈的。
有一次魏玛大公发电报给俾斯麦的夫人，用威廉国王的口吻说：“我的军队曾奋勇战斗。”这封电报到俾斯麦的手上时，已是夜深，俾斯麦把他的秘书请来，给他看这封电报，以免魏玛大公的措辞不谨泄漏出去。萨克森的梅宁根公爵占用本来就忙不过来的电线打私人电报，俾斯麦通知这个小邦说，用军用电线打无关国事的电报是不被允许的。这位公爵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须要发电报，他所谈的内容不过是关于森林的育苗圃、歌女与买卖马匹等事。科堡的元首更过分。黑森选侯，是另一种类型的爱国者，7月里，他想保留独立决断国事的自由，11月又写来信件，说他愿意来维也纳，但有一个条件，普鲁士得担保在诸王公进入巴黎庆贺大捷的时候，他不必和他们并排地骑马进去。
有一次，俾斯麦在行宫会见全部日耳曼王公，事后他说：“他们这班亲贵都围着我，如同乌鸦围着一只猫头鹰一样……每个人都跑来要跟我说话，还要比别人多说两三分钟。……随后有人告诉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有以前用过的一把加冕椅子，现在只剩下一条腿和椅背，于是他们都跑去看稀奇，我就乘机逃走了。”一次他在自己家里吃饭时，巴登大公到来，人们把他请出来接待。十分钟后他怒气冲冲地回来继续吃饭，说：“连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不放过我！这真是太过分了，将来他们会直接闯入我的卧室的！……我在柏林的时候，人们在来看我之前得先给我写信。在这里他们为什么不照办呢？……无论什么人，如果不先通知就来，我就要把他拘捕关押！……诸如此类的麻烦真是无穷无尽！吃饭的时候要是有人让我生气，我会呕吐的！他们好像认为我之所以在这里，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这些笑话般的场景，这些对亲贵们的藐视，都是出自一个天生的专制家的多次诉苦——他不得不替人服务。11月的一个晚上，俾斯麦同南日耳曼诸邦国的大使们商议很长时间之后，很晚才走进大厅喝啤酒，他叹了口气，然后说：“唉！我刚才又在想我以前经常想的那件事：如果我有权力说‘那是必定要做的，这是肯定不能做的（哪怕只有五分钟）’。该有多好呀！如果我不必说所有那些‘因为什么’与‘所以要做什么’来麻烦自己，不必证明那些极其浅白和简单的事，或为之争辩，该有多好呀！如腓特烈这样的人，就很少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自己是军人，多少明白事情的趋向，自己就可以担负各部大臣的职责。以此而论，拿破仑三世也和腓特烈一样。但是，我们在这种时候永远得说话，得恳求！”不一会儿他又说：“我遇到所有这些麻烦事，几乎无法呼吸！……唉！如果当一个元首，我很自信自己知道该怎样严厉，可惜我不是元首！”
他所处地位的尴尬，他的生活里的惨剧，都包含在这个疲倦的人晚上喝啤酒时发出的几句牢骚话里头了。他天生是个治人者，如今却要侍人，所以他觉得世界是个令人愁苦的地方。他想做的事，他应该做的事，仿佛正唾手可得，可这时候一个亲王从上方放下一道玻璃墙来，就挡在他面前，这位政治家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等。
唉！当一个首相是多么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