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它有一个核心，就是金枪鱼肉泥，完成这个部分的努力我称为“核心思考区间”。事实上大多数任务都有一个至关重要、通常也是最棘手的部分，这个部分需要我们集中精力、非常专注地进行思考，然后将其破解，一旦这个部分被我们“吃下”，那么这个任务就已经完成了大半，余下的就是一些支持性的、补完性的工作（即“支持性思考区间”）和一些“体力劳动”（即“操作性动作区间”）了。
我自己工作中有一个习惯，就是拿到一个任务后，势必要先去找那个任务的核心思考区间，找到那块硬骨头，去啃下来，而不是先去做那些周边的打扫性的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现在接到一个做PPT的任务，你第一步准备做什么？是先挑一个漂亮的主题模板吗？不是。是马上去百度谷歌查资料吗？也不是。正确的答案是：设计PPT的架构。即你要分析你的受众，他们的知识水平、理解水平以及兴趣点、关注点，在此基础上设计你的内容以及展现内容的顺序，先讲什么、占比多少，再讲什么，占比多少，以及讲的时候采取什么风格、策略，然后，PPT的架构就出来了。这个实施过程就是该任务的“核心思考区间”，你不需要任何辅助，你只需思考，非常专注的思考，你要的工具，仅仅是一张纸和一支笔（你需要把你的灵感快速地记下来）。等你完成了这个过程，你可以选择继续填充具体的内容（“支持性思考区间”），也可以break一下，也可以去做别的工作，都无所谓。之后，等你在为这件PPT选择模板、寻找配图或者调整字体的时候（“操作性动作区间”），你并不大会介意被打断，因为你知道，这个任务在某种意义上，你已经完成了。
不瞒你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张A4纸和一支笔，用我纯粹的、专注的思考，来设计它的“架构”。设计完成后，我吃了一顿晚饭，看了一集美剧，这个写作的中断并没有让我担心，因为我知道，即便我还没有在电脑上敲入一个字，这个答案，其实已经写完了。
我手头有一本《编程大师访谈录》，收录了19位编程大师的成长和工作的心得。我意外地发现，他们在编程时采用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曾领导微软公司Word和Excel开发的查尔斯·西蒙尼（Charles Simonyi）说：
“编程的第一步是想象。就是要在脑海中对来龙去脉有极为清晰的把握。在这个初始阶段，我会使用纸和铅笔。我只是信手涂鸦，并不写代码。我也许会画些方框或箭头，但基本上只是涂鸦，因为真正的想法在我脑海里。我喜欢想象那些有待维护的结构，那些结构代表着我想编码的真实世界。一旦这个结构考虑得相当严谨和明确，我便开始写代码。我会坐到终端前，或者换在以前的话，我会拿张白纸，开始写代码。这相当容易。我只要把头脑中的想法变成成代码写下来，我知道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西蒙尼强调，想象的这步是“最重要的一步”，而后面的实际编写代码的工作反倒“相当容易”。同时为了保持专心致志，他一般会晚上编程，因为白天的多任务情况下，总是会被打断。
另一位顶尖的程序员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说，他通常“会在纸上记下笔记，然后开始编程”，或是“尽量用相当精确而抽象的语言写出构思的关键部分”。加里·基尔代尔（Gary Kildall）说：“我会先画数据结构，然后花很长时间思考数据结构；在开始编程前，我会一直思考整个程序的流程”。
这些高手的诀窍，与我的个人经验类似，都指向了多线程工作的秘诀，也就是说，你需要尽量挤出一段时间，能够进行专注不受干扰的、甚至达至“心流”状态的思考，以把最关键的“硬核”搞定。
这个方法背后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当我们不得不对一个任务进行分段处理时，我们并不应机械地按照时间段来切分（“今天上午9点至10点做A，明天下午1点至3点继续做A”），而是应该按照这个任务的内在逻辑来切分，于是当我们准备中断某个任务时，我们能尽量保证这个任务的某个逻辑单元已经完成了。即便我们在实施“支持性思考区间”和“操作性动作区间”时，也应遵循这样的原则。
这就是我一直对“时间管理”及其方法不大感冒的原因，我认为它并没有击中问题的本质。事实上，我们要管理的并非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我们要管理的，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运用心智的意愿和能力。
无用之学
如何评价“用不上就不学”这种想法？
是的，可以很容易就做一个判断：“用不上就不学”这个观点不对。可是，否定了之后，一个更大而忧伤的问题却凸显出来：“我到底应该学什么？”即，这世上可学的东西这么多，有没有一个判定的标准，让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
如此想来，这个观点至少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操作的判定标准。若你觉得这个标准不够好，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标准来替代它呢？
有没有？
如果一个问题暂时无法得到解答，可以使用一种“以终为始”的思考策略。本问题的“终”就是：你希望未来的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今天的努力，一定是为了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某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理想的自己决定了今天你应该学什么、不学什么。比如，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你会学什么？你想成为一名环球旅行家，你会学什么？你想成为一名美食家兼专栏作者，你会学什么？你想成为一名叱咤风云的律师，你会学什么？你想成为一名脱口秀主持人，你会学什么？试着回答上述问题时，大多数人会皱眉。因为这些看似浅显的问题，其实并不好答。谁知道一个脱口秀主持人他妈应该学什么？！
所以，真正的难题是，即便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怎么知道我该学什么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要避开一个我称为“显性路径”的陷阱。这个陷阱是我多年前做心理学研究时悟出来的。做过科研的人都知道，初识一个领域，最便捷的方法，是找一篇本领域有代表性的论文，翻到最后的参考文献列表，按图索骥，把表单中的论文一篇篇找来读。但这种做法的坏处是，一旦我的思考都来自某个（或某几个）学术大牛列出的参考文献，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思路就一定会自限于他们的思考惯性之下。而一个亦步亦趋的跟随者，在科研竞赛中，是永远都不可能追上你所跟随的那个人的。因为即便你想得跟他一样，也必定会比他慢半拍。所以，一张轻易得到的参考文献列表，反过来成了局限你的东西。
这就是“显性路径”的陷阱，也就是“用得上”标准常常面临的窘境。我们在思考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时，常常会只是参考当前明确可见的易得信息，参照那些确定以及肯定的“何为有用”的信息。比如CFA有用，我们就去考CFA；比如口译有用，我们就去考口译；比如iOS开发有用，我们就去学习iOS开发。对，这些东西是有用，可是，学会了这些东西，就会成为那个我希冀成为的人吗？
一个理想的自己，常常包含那些“不那么有用”的部分，同时，要成为理想的自己，市面上也没有现成的武林秘籍供你参悟。
因为与学校里，每一道题目都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它所展露以及我们可以搜罗到的信息都是不完备的，甚至问题本身都是残缺不全的，它们可以被称为“松散结构问题”。而人们总是有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惯性，只用那些显性的信息去阐释一件事情、一个人物、一种现象，用一种“后见之明”煞有介事地解释。人们的思维错觉，常常把受人瞩目的个例当成普遍现象，又把统计规律施用所有个体；把互相独立的事件当成冥冥中自有联系，而把关联事件当成互不影响；把必要条件当成充分条件，又把偶然巧合解释成事出有因……
例如，人们总是对一些成功人物评头论足，以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自己只要幸运地满足了一两个条件就能轻松达到，这些条件可能就包括去学习某一门类的知识或者获得某一方面的经历。殊不知，这些抛头露面、高曝光度的人物，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也很可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你无法利用这些残缺的信息来拷贝出第二个他来。例如蔡康永，很多人眼里智慧型主持人的代表，如果我对他感兴趣，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到他的生平、学历、经历和作品，但是如果我要成为“蔡康永第二”，仿效他的人生再走一遍，有可能成功吗？绝无可能，因为他头脑中有太多太多知识、思考、经验乃至痛楚，我们无法知晓，我们其实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成就了蔡康永，不只是那个“外在”的蔡康永，而是那个“内里”的很深的蔡康永。也就是说，太多“有用的”我们不知道，而我们知道的却“未必有用”。
所以，以“用得上”作为学习的标准，问题主要不在于太功利，而是，“用得上”这种标准很可能是一种不具操作性的、无所依循的标准。它很可能只是一种关于“有用”的错觉。我们按照社会通行的标准、成功偶像的标准、同学同事的标准，去了解那些“被认为”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千辛万苦地去修炼，也许短期内能尝到一些可触及的甜头，但是放到更长远也更复杂的时空尺度来看，却可能发现，走上了一条坎坷的弯路，比如长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不喜欢的自己，一个平庸而无能的自己。
学习“有用”的编程技能可以让你成为一名程序员，但是不足以让你成为一名顶尖的程序员；去“新东方”进修，可以让你成为一名厨师，却不足以让你成为一名使食客神魂颠倒的厨师。“功夫在诗外”，而从没有人说清，这个诗外的功夫到底是什么。
人生本就是，由一串奇遇组成。一个人的成功，是许许多多因素的共振。这些因素或明或显，或可缜密筹划或是全然因缘际会，它们缠绕在一起，在他者围观的水面上，只浮出冰山一角。“用得上”这个标准简单、粗暴，像一刀斩下，切断了知识与知识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联。对每个渴望成功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弄清楚那些“不为人道”的东西，去切磋那些“未曾言明”的功夫，然后一步一步地踏出那些能帮助达成“理想自我”的“隐性路径”。理想的情况是，经过一次次的迂回辗转，最后编制出一份属于自己的“参考文献列表”，其中的“论文”即知识和经验可以来自不同的理论或者实践的领域，有些借鉴其哲学，有些借鉴其理论，有些借鉴其方法，最后串联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构成了“我之所以是我”的特质。
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有用”可以作为一个筛选的参考指标，但只是一个局部的指标。同时，我可能还会使用“特异性”的指标、“不可模仿性”的指标、“阶跃性”的指标、“可校正性”的指标。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祈望，是矗立在远方一座影影绰绰的灯塔。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他的学术自传《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一书中，写自己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时的心智构建过程，一开始只是一个初步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精心编制的理论或提炼的事实”，但正因为此，“才为我们设定了感知和理解的框架”。而在之后绵延多年的研究中，他无法“完全摒弃这一框架”，而是“对其加以批评、发展、充实、赋予内涵，纳入更多准确的事实经验”。仔细想想，人类学研究这种对异域文化从一无所知到知根知底的过程，和我们追寻理想自我的过程又是何其相似。一开始，我们像是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呼唤，它只构成了一个模糊的印象，感官的、直觉的，甚至我们完全无法描述它。但是随着生活的继续，知识、视野、经历的逐步累积，我们不断地“批评、发展、充实、赋予内涵”这个初始的框架，目标一步步清晰，方法一点点成型，信念也一步步坚定，随着更多事实经验的纳入，我们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追寻理想自我这个灯塔的征程之中。所以，归根结底，关于“应该学习什么、不学什么”的思考，与我们人生体验的延展同步，与思想和视野的日益增长同步，这种元思考本身，就是学习和成长的重要组成。这座远方的灯塔，无法为我们指明一条最短、最优的路径，却可以让我们在反复迂回的求索中停靠到理想的彼岸。
智力模式
高智商是怎么炼成的？
首先，我要强调两个事实：
1．智力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它不是一个一维的东西；
2．智商测试只能测出人的一部分智力，还有很多测不出来。
通常智商测试只是测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能力、记忆力等方面，有些国内测试甚至还会测“《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样的“常识题”，但是实际上智力的范畴远不止这些。
有些人听过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这个理论非常好，因为以前的心理学家都只关注到逻辑思维和语言能力这一块，而加德纳把这个框框打破了，他研究发现人的智能是如此多元，可以包括以下几种：
·言语智能
·音乐智能
·逻辑智能
·空间智能
·运动智能
·自知智能
·人际智能
·自然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