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巩固的角度看，意大利问题和挪威问题紧密相连。乌尔巴尼同志在阐述意大利问题时尖锐反对执行委员会。他让我们证实他们暗中抵制了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援引了一位同志的证言。但是即使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的辩论就足够清楚的意大利同志对待问题的态度本身，也已经表明，我们的党对于意大利的事件负有一定的过错。如果乌尔巴尼同志以韦拉和南尼也有过错为托词，那么这还不能作为为意大利共产党表白的理由。正是因为社会党的个别领袖打算暗中抵制联合，所以我们的党应该首先消除这种暗中抵制的可能性。我们的意大利朋友——是出色的同志，凡是有幸和他们在意大利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对他们充满深深的好感。但这不应妨碍我们给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在这方面，问题并不在于局外的、无关的机关的干涉，而在于相互交流国际经验。
法尔克同志声称，如果我们想要就集中制问题进行辩论，那么他们对此准备奉陪。但是，您要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根据地指责。法尔克同志，不是您在《莫特达格》上写了一篇把德国共产党描绘成微不足道的、失去影响的一小撮知识分子的文章，同一期报纸却讴歌斯汀尼斯？当我一月份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时候，在所进行的会谈期间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出现了布里同志的一篇文章，该文断言，受到执行委员会恐吓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违背自身的信念进行投票，所以代表大会是真正的可笑之事。我提出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是应向我们表明集中制的问题就在于简单的“多些”或者“少些”的简直无足轻重的东西？所提到的文章使我们清楚的是，问题在于一个很好的无产阶级的党患有疾病。法尔克同志，我假定在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须知我们不是挪威人）身上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把出自《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引文划归《莫特达格》杂志，或者我们发现不知道约翰森不是党员。但是在政治上，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挪威党的结论绝不是考虑不周的。执行委员会在政治上完全正确地评价了局势。别忘了，当时挪威的同志同意国际的决定。他们声明，所有问题可以说都归共产国际管辖，可后来又反对这一点。现在我们请问这些同志：你们现在坚持什么样的意见？我们清楚地知道，挪威党是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任何企图使它脱离国际的人都将遭到失败。党的不幸在于，它对重大事件袖手旁观。它现在的状况是由它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决定的。应当克服它的状况的特殊性，但不是借助指示，而是通过与挪威同志的合作。或者挪威的领导同志明白这一点的必要性，或者非领导同志明白这一必要性。
至于我们的活动的更加广泛的基础，在这方面应该研究三个问题：工农政府、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先讲最后一个问题。每一个想要争得政权的革命阶级都会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问题：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常说的：没有上帝，没有国王（Ni Dieu，ni matre）。在自然界不存在那样一种阶级，即想要推翻旧政权却又不敢用拳头威胁上帝的统治。我总是持这样的意见：如果霍格伦撰写关于生与死的神秘剧的共产主义文章，我们应该把关于死亡的思想留给资产阶级；对于我们来说死亡总是来得太早；关于死亡问题想得越少越好：如果他写共产主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果他说存在独立自在的宗教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宗教，那么这一切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特征。这不是革命党、革命领袖的思想和讲话。在这样的问题上夸夸其谈是过度疲劳的现象。对我来说，与不过是霍格伦的错误相比，宗教问题是更加重要的问题。霍格伦因这篇文章可以获得感谢，因为他使我们意外地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具有特殊影响，不仅在荷兰，而且在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都具有意义，也就是遇到如何把两个任务的实现合并起来的问题。我们的世界观是反宗教的。追求争得人世、而把天堂留给神的共产党——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让上帝在天堂里平静，因为他是资本主义的工具。英国的工党以教会性的纪念会为其代表大会开幕，它十分在意无辜被迫害的波兰的和东正教的神甫、甚至犹太教的拉比的利益，它想把纽博尔德同志作为顶替切普拉克的人质，这些事实足以说明问题。如果我继续列举出事实，在荷兰大多数工人不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而是站在农民工会的队伍里，在瑞典在自由党分裂时一部分工人和贫农在宗教纲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那么对我来说显然的是，我们面临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我们——是无神论的政党。布哈林同志已经讲过，我们的无神论世界观是必须十分慎重地向群众描绘的东西。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是无神论者，我们——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共产党，如果我们走近落后群众，这还不意味着从第一时刻我们就必须向他们展示我们的全部纲领。鼓动不同于宣传之处，就是鼓动是使群众注意最简单的重要问题，只有在群众加入进来、对党接近的时候，才可以继续前进。合乎逻辑地一个结论接着一个结论地向他们阐明。这样地继续，直到他们成为共产党员，那时可以给他们布哈林写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小书，自然，谁也不会是从这本小书开始。大家是否认为，执行委员会要求大家在刚接近农民时就坚持他们与天主决裂并且在他们对此书面发誓之前不与他们打交道？我们应使我们的无神论服从于我们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所面临的任务。布哈林同志已经讲了，在工人中间进行的鼓动有别于在农民当中的鼓动。我们和使用电灯的产业工人讲话不同于和住在挪威的某个简陋矮小的农舍里、整个冬季都完全在念圣经、尽管这样仍然贫苦的渔民讲话。像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说的，如果我们从俄国共产党开除履行宗教仪式的同志，那我们是绝对正确地这样做的。我们是一座被包围的堡垒，所以，一个不能抵抗住姑母姨母或者祖母外祖母的影响的士兵在危险时刻会表现出更差的坚定性。德国的同志们讲，德国党的50％的党员还同教会保持着表面上的联系，没有任何人想要求开除还没有中断这些联系的人。德国党总是拒绝工人中间的同志提出的让党以必要的方式要求同教会决裂的建议。如果霍格伦同志是因为关于从党内开除所有有宗教思想的人的建议而写了文章，在文中他如果宣布——我们共产党员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魔鬼，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的无产阶级应该克服对上帝和魔鬼的恐惧，但是……工人群众在其内心深处还是信仰上帝的，虽然工人群众也参加阶级斗争，所以必须更加谨慎地对待工人群众的迷信，在这条战线进行斗争时应具有应有的敏锐，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反对霍格伦一个字。我们说：最慎重地对待还没有摆脱偏见的群众！但是我们可以要求党的领袖，让他们至少在党的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思维清楚，明确地告诉群众：不会从我们的无神论观点后退一步！在英国，面对咆哮的资产阶级的猎狗——《晨邮报》关于我们的无神论报纸声称“还不知道布尔什维克不属于人类社会的人在看到布尔什维克咒骂上帝之后就会确信这一点”，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说“是，我——是无神论者”的人——在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没有勇气进行这样的斗争的人，更不敢加入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斗争。
同志们，如同我们重视工人阶级的偏见和十分慎重地对待我们努力争取的群众的错误观念和错误认识一样，我们也将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慎重。
谈谈农民问题。霍格伦同志断言，这不是新口号。我们已经早就破除了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我们同农民毫不相干。埃韦特同志已经指出，在1919年的德国，在革命已经展开的地方，德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具有意义。在意大利，同志们很少研究这个问题，但毕竟有所研究。只有疯子才不明白，在法国这个农民占优势的国家里对待农民的态度问题是革命的关键问题。所以，实际上这不是新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那是因为简单的原因：我们感到，事业在前进，必须往墙上钉一个新钩子才好挂上新的物件。
提出改善农民状况的经济要求还不够。我们应该向农民指出，在我们和农民一起夺取政权之前农民的状况不会得到改善。我们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利用了“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口号，这具有巨大意义。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在波兰与维托斯和在法国与急进社会党人结成联盟：这些政党是反革命的农民政党，我们不可能与它们有任何共同点。
特拉赫滕贝格（美国）
我声明，季诺维也夫同志指出美国党在去年取得出色的成绩，这使他感到高兴。如果美国党有所改善，那么这多亏了共产国际最近一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定。
发言人着重探讨工农政府的新口号对于美国的适用性问题，美国与欧洲相反，没有大量的农民人口。但是那里有很大数量的农场主，他们的状况最近很像欧洲农民的状况。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失去他们在25年前无偿获得的土地；他们逐渐下降到无地佃户的水平。最近一年的统计数据表明，75％的农场因抵押借款的债务而负担加重，与去年相比农场主的负债增加了130％。农场主的数量减少了，因为许多人离开农村去了城市。农场主短暂的战时幸福被铁路大亨、大粮仓主和各种掮客化为乌有。
这种情况促使农场主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并且在该政党存在的几年之内所谓的非党联盟取得了很大的政治成功。该联盟要求铁路、谷仓、大粮仓的国有化等等。
该联盟的发展过程表明美国的农场主在努力进行反对资本的斗争，虽然还没有达到阶级觉悟。
工党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提出了“工人和劳动农场主的政府”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有它的危险。美国的社会党人也走向农场主，但是他们自信必须与非党联盟和类似的政党合并，其结果是社会党在许多州的完全消失。在美国为这个口号进行鼓动时必须使党要清楚地考虑到这个危险。
约翰逊（加拿大）：
加拿大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大量人口是农村的贫苦小佃农。这些农场主状况可怜，他们中的许多人卖光了自己的农场。在西部的各州共计15万个乌克兰和俄国的侨民农场主。去年他们向在马尼托巴省举行的党的省代表会议派去了一个代表团，让党帮助他们。农场主的组织掌握在大产粮者的手里，所以代表团请求代表会议帮助他们成立由贫农组成的新的党。代表会议把此事转给了党的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发现，党经验不足和情况熟悉不够，无法拟定所需要的策略。党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工农政府的口号，但是这个口号仍然使党面临是否应当容许贫农入党还是他们应当被组织成单独的农民联盟的问题。因此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
（会议休会）
注释：
[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3页。
[2]1920年3月13—17日在德国发生的未遂政变。由大地主W. 卡普和将军E. 鲁登道夫、W. 吕特维茨等人为首的保皇派和****分子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