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6卷说明[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到1848年3月当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日益成熟时期的著作，其内容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所进行的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致力于完成他们给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奠定一般理论基础，采取最初的步骤以创建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并拟定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纲领和作战方针。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宣言——《共产党宣言》。
本卷的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在这篇文章中，初次发表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恩格斯在这里强调指出：“全世界的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所以，“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2]
这一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还见于《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一文里，这篇文章是德国共产主义者对已经联合成宪章派协会这个实际上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英国工人所作的声援。文章是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写的，该委员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初为促进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而创办的。
现存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文件中，极其重要的一篇是批判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克利盖的通告》。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当时正在美国活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的观点。克利盖用博爱这样一种感情色彩的理论来代替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企图把争取土地改革的美国民主运动——其进步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充分肯定的——描绘成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斗争。《通告》指出，试图给社会主义学说加上一层宗教色彩是毫无道理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同宗教是不相容的。
更一般地来说，《反克利盖的通告》也是对鼓吹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魏特林及其支持者们的观点的反击。这些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观点使工人阶级中间的思想更加混乱，助长了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
马克思写的《驳卡尔·格律恩》，恩格斯的没有写完的《德国的制宪问题》，他的两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著作，也都是专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德国的制宪问题》中，恩格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观点进行辩论。他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无视德国专制制度的霸权地位，却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这正投封建专制集团之所好，极其重大地违背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在透彻地分析了德国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以后，概述了无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革命策略，同时强调指出，坚持不懈地实现这一革命的目标，对工人阶级是有利害关系的。
恩格斯在两篇《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里，则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诗人卡尔·倍克、文学史家卡尔·格律恩等人）反映在其诗歌和文艺批评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美学观的。恩格斯批评他们特有的那种伤感的、纯慈善的主题，斥责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和幻想以及庸人式的说教。恩格斯断言，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该把当代的先进思想带给他们的读者，应该歌颂的不是“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而是“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3]在这里，恩格斯也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原理和鉴赏艺术作品的标准。格律恩用极端幼稚的、彻头彻尾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来对待歌德这样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与此相反恩格斯指出，批评家的任务是永远揭示作家的社会环境和他的世界观之间的联系，并彻底地研究这种联系中的矛盾。他必须善于把作品中具有真正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成分同仅仅反映作家狭隘眼界的成分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属于这一时期。这本书是针对日益滋长着的蒲鲁东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后来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与之斗争了几十年——为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需要，为帮助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编写的。
促使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的动因是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发表。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心态的体现，即渗透着这样一个阶级的世界观的不坚定性和空想主义，这个阶级谋求既逃脱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同时又保住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因此，要使工人真正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目标，并要揭露用空想改良主义思想——使资本主义制度适应劳动人民的利益——来篡改这些革命目标的任何企图，批判蒲鲁东的观点就是一件首要的事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期著作之一。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马克思还阐述了他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因此，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所主要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初次把它公之于众（虽然还带有一些论战的形式）。《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初次公开露面。这是第一次发表的概述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基本论点的著作，这些论点是形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马克思自己在1880年写道：“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4]《哲学的贫困》还阐明了有关工人阶级运动及其策略的许多基本论点。
首先，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基本方法上的缺点，蒲鲁东不懂得辩证法的真正含义，却试图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于政治经济学。在蒲鲁东那里，辩证法被贬做人为地构造各种矛盾。他认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基本事实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然后提出这样一个空想的观点，即可以消除其“坏”的方面而保存其“好”的方面。他认为这样就能“清除掉”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所产生的那一切有害于小生产者的后果——竞争、生产的集中、大资本特别是银行资本的统治等等。马克思强调指出，蒲鲁东“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学得了术语”[5]，他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家。马克思指出，蒲鲁东采纳了黑格尔矛盾学说的唯心主义形式而抛弃了它的合理成分。
马克思把他自己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解释，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解释进行对比，划清了他自己的科学方法同黑格尔的方法之间的界线。
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里，马克思用明确而简洁的公式表达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马克思在给“生产力”这个术语下定义时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这样，他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7]。
马克思在1845年至1846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就曾指出，李嘉图派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汤普逊等人——试图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特别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论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来，这是乌托邦思想。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把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看作是建立一个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这就重复从而更加重了他的这一错误。然而英国社会主义者们的目的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彻底改造社会，而蒲鲁东与他们不同，他只是谋求挽救小私有生产者。
《哲学的贫困》描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独特的方面，以表明它在经济思想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尽管这本书对古典经济学家的批判是不全面的，但还是指出了其弱点。然而，即使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就已经把他对经济生活的研究建立在全新的、与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前提的基础上了。斯密、李嘉图及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而马克思与他们截然不同，他论证资产阶级生产规律具有暂时性质，正像资本主义以前的那些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是暂时的一样。他写道，必然有这样一天，资产阶级生产规律将被取而代之，因为正是这体现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制度将从地面上消失。
马克思在同蒲鲁东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论战中，以新的观点来分析像价值、货币、地租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以及像劳动分工与机器的使用、竞争与垄断等经济现象。马克思在这本书里，也像在同时期其他著作（尤其是本卷发表的题为《工资》的手稿）里一样，还使用着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借用来的概念——“作为商品的劳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但马克思赋予这些概念一种新的含义，从而揭露了隐藏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中的剥削。李嘉图把劳动看作跟任何一种商品都一样的商品，而马克思则相反，他认为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购买并使用这种商品会使资本家发财致富，而这个商品的所有者即工人却每况愈下。马克思阐述了——虽然还只是一般地、初步地——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他写道，资本主义“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8]。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突出了在机器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认定它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以解决其社会矛盾的真正社会力量。
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关于罢工和工会组织对工人无用的论点。他指出，经济斗争、罢工和工人联合对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团结和革命教育是绝对必要的。《哲学的贫困》表达了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无产阶级在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发展过程中意识到本阶级的利益同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存在之间的根本矛盾，这种意识起着决定性作用，使无产阶级从“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的群众转变为“自为的阶级”。[9]马克思在这里还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统一和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的解放的决定性作用。
在发生1848年革命以前的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最积极地开展活动，对当时发生的所有事件，特别是带有革命性质的事件，都做出了反应。本卷包含了大量的他们在当时的工人阶级报刊上和民主派报刊上，特别是在受他们影响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非正式机关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和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为报刊撰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工人阶级阐明他们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和任务，以使正在开始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传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保卫科学共产主义不受敌人的攻击。
恩格斯自1843年开始就一直给宪章派的《北极星报》撰稿，他经常写的文章，是关于日益成熟的德国革命形势（《德国状况》、《普鲁士宪法的破坏》等等）以及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危机（《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现状》、《法国的改革运动》等等）的。1847年10月，恩格斯同与《改革报》有关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并成为一位积极的投稿者。他给该报投寄了一系列有关英国宪章运动的文章（《宪章派土地纲领》、《宪章派为1847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等等），翻译并发表了宪章派较重要的文件和有关宪章派会议的报道等等，而且加有评论。他写的稿件中也有几篇文章是关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同时，《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的关于瑞士、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丹麦的革命事件的文章，主要是恩格斯写的（《瑞士内战》、《1847年的运动》、《三个新宪法》等等），恩格斯的《巴黎的革命》一文是对法国1848年二月事件的一个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