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和报道的发表有助于加强欧洲各国无产者和民主派人士之间的国际联系，有助于为革命力量制订出一个共同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所做的工作，他们同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建立的友好往来，他们和宪章派领导人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他们在国际性的集会和会议上的演说，都是为着上面这同一个目的——收入本卷的许多文章（例如马克思的《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和恩格斯的《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同样还有发表在附录里的文件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本卷中许多文章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重要论点。这些文章中突出的一篇就是《〈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此文的目的是反对那些封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他们想把特殊的社会使命寄托给普鲁士君主制度的企图。这篇文章给德国工人阶级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同自由反对派温和恭让的议论针锋相对，马克思提出以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并拟定出一个革命民主改革的纲领。马克思断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会使工人阶级较易于达到本阶级的目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10]
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卡尔·海因岑这位德国民主主义者进行的论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表达了整个一伙德国激进派报人对共产主义怀有的敌意。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和马克思的著作《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说明应如何回敬反共产主义并揭露它对共产主义者的诽谤。
在回答海因岑关于共产党人分裂民主派阵营的责难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远远超过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还是争得民主，所以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人和民主派应联合起来。
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反对海因岑而写的著作中发现一篇草稿，它表达了这样的论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革命运动。海因岑认为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应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海因岑相反，恩格斯论证说，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先锋，而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完全要靠他们来带头”[11]。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中间阶段。马克思写道，无产者“能够承认而且必须承认资产阶级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12]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即“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13]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进行到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海因岑的论战中就已经接近于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看作是革命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初次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工具这种思想的系统阐述。
《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为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说，情况并不是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象的那样，政权决定财产关系，而是恰恰相反，政权本身的性质取决于历史地形成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同时，马克思又指出，政权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能动因素。在新兴阶级手里，它加速进步的发展，而在没落阶级手里，它是制动进步的一个强大力量，所以，用革命手段取代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本卷发表的恩格斯的文章——《“满意的”多数派议员》、《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和马克思的《驳阿·巴泰尔斯》——也像那些反对海因岑的文章一样，都表明，在反对脱离民主运动这一宗派主义做法并提倡与民主派联合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谋求把无产阶级政党和民主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原则性的基础上。他们坚决反对迁就民主派的错误和幻想。特别是恩格斯，他大声反对《改革报》派的领袖们，因为在他们的纲领上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是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的。这些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法国在世界历史上起着独特的世界性作用，他们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声称法国民主政治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应占有领导地位。恩格斯写道，“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1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批判，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他们是如何同敌视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作斗争的，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认为自由贸易可以赐福无产阶级，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在有关布鲁塞尔国际经济学家会议的资料中和在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自由贸易论和与它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保护贸易政策的经济制度都同样受到了科学的批判，同时也明确地给予了历史的评价。在19世纪40年代的条件下，马克思认为，二者之中自由贸易制度是比较进步的。“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5]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认识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在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他们写的文章《奥地利末日的开端》和《致〈改良报〉》里，以及他们在纪念1830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里，他们力求使工人阶级对民族问题采取一个经过全面论证过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全力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极力主张无产阶级的团体同民族运动中的革命民主派联合起来。他们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的保证是把民族解放斗争同在国内要求深入的革命民主改革结合起来。
恩格斯写道：“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16]他和马克思着重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后，才能最终地得到解决，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要导致民族对抗和殖民压迫的激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1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文章和报道中所做出的判断和结论，有些仍然是初步性质的而且有时是片面的；这些判断和结论反映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后来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并经过对问题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研究，这些判断和结论得到了补充或阐明。例如，同我们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里所看到的相比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后期著作里，对中世纪农民运动的作用就做了不同的肯定性的解释。他们对14和15世纪瑞士人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斗争和1846-1848年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和结局等等，也作出了很不同的评价。
本卷中的材料向我们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怎样工作的，尤其是使我们能够探索出他们制定同盟纲领和组织原则的各个阶段。
本卷载有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所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手稿（1847年10月），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受1847年11月末至12月初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写的《共产党宣言》。本卷的附录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与编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两个版本，还载有同盟的其他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有他们参与撰写的文件。
1968年才发现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即所谓《信条》），是工人阶级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第一个版本。它规定了共产党人的目的，并把无产阶级描绘成一个注定将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恩格斯指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取决于历史条件和历史规律，他制订了这一改造的途径，还指出了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新制度过渡时期条件下的任务。这个文件，在关于未来社会中如何消除民族差别和克服宗教偏见方面，表述了一些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