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其他著作中全面运用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巴黎公社的根本教训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所作的理论概括都渗透到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列宁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继续阐述了在帝国主义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条件下《法兰西内战》中所包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它的历史地位、任务和形式）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在争取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的战略和策略的学说，以及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和中间派试图歪曲马克思对公社所作的分析，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或者对它们保持沉默。面对他们的攻击，列宁维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工人运动的斗争从公社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越来越多样化，工人阶级不断有夺取政权和行使政权的新方法和新形式。但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普遍有效的规律。
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在短时间内就在工人运动中广泛流传。早在1871年和1872年，它就被全文或部分地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在报纸和杂志上，并且在一些欧洲国家和美国出版了小册子。
本卷除收入了马克思关于法兰西内战的著作的英文版外，还收入了恩格斯于1871年完成的德译本，在附录中刊出了由马克思审定的1872年法译本。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来说，这两个版本在推广巴黎公社的教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发表在资料卷中的英文版、德文版的经作者审订的各文本的异文以及马克思对法文版作的修改[47]均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对总委员会宣言进行认真的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均在内容上与英文版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所有这些不同之处均收在资料卷的译文对照和译文分析之中，在这里，人们将看到各文本在语言上的特别之处。[48]所有这些资料使人们了解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传播作了大量的努力，这些资料也为进一步研究这部著作的形成过程及意义提供了基础。
本卷中发表的绝大部分材料直接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活动相联系。如果说1870—1872年这段时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为团结和组织国际无产阶级而斗争的高潮，那么，这主要是指巴黎公社期间和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公社是国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这几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战友的支持下，动员各国工人捍卫公社并且使工人运动了解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他们认为，加强国际的革命力量在思想上的团结、进一步在工人协会纲领中贯彻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认识到，国际在自身发展的新时期，客观上面临着为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的任务。
本卷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理论活动与实践—政治活动是统一的。恩格斯这时与马克思一起在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这对于加强革命力量在总委员会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本卷中发表的材料说明，恩格斯参与了总委员会路线的制定和国际的政策宣传的大量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决任何国际问题时都密切合作；在这个时期，总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定和文献都是工人协会的两位领导人共同合作和协商的成果。
本卷发表了1871年3月21日至11月7日总委员会的所有会议记录以及一些由恩格斯撰写的小委员会会议记录，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几个月在总委员会中为加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以及为使国际在组织上得到巩固而开展的工作。在查阅了总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原手迹之后重新发表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会在许多地方比迄今为止的各种版本更精确。本卷刊出了过去较长时间被人们认为是失踪了的1871年4月25日会议记录中的较长一段文字。在有关会议记录的注释中引用了许多迄今没有被利用或只是很少被人利用的资料（尤其是书信），这些资料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总委员会同各国工人运动的紧密联系。同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一起发表的有摘自《东邮报》关于委员会会议的若干报道片断。这些片断所报道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中的活动是对会议记录的补充。会议记录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讲话、讨论发言以及他们以总委员会名义撰写的声明和决议。他们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使委员会成员在巴黎革命开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清楚地了解了巴黎事件的性质及其历史影响，因而具有很大的意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总委员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公社社员斗争的政治行动的中心。
会议记录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委员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总委员会成员对国际斗争的最重要的问题形成基本一致的立场。这些会议记录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总委员会成员为加强各国支部同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争取更多的劳动者支持国际而作出的多方面的努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中为组织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罢工工人而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发表在本卷的、由恩格斯撰写的号召人们支持比利时和西班牙的罢工工人的呼吁书[49]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卷还收入了一些致各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声明中驳斥了反动派对国际和公社发出的大肆攻击并且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进行诽谤和歪曲的背景。巴黎公社加强了阶级斗争国际化的过程并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政策的变化。统治阶级加强了对整个工人运动的进攻，同时又试图分裂工人运动。显然，各国统治阶级大规模发起的反对国际的运动和他们试图对革命的工人运动共同采取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写道：“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50]
本卷中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撰写的若干声明，如《致〈泰晤士报〉编辑》、《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等等，它们是国际声援公社社员的斗争的直接组成部分。
公社失败后，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警察迫害的高潮和反动势力诽谤国际的大规模行动。法兰西政府要求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共同追捕工人协会。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激烈地抨击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宣言《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场公开进行的、富有斗争精神的论战中驳斥了这些攻击。一部分声明是于1871年6月至9月致《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每日新闻》、《新自由报》、《舆论》、《旁观者》、《观察家》、《晨报》、《真理报》、《高卢人报》以及其他报纸的，它们部分地反映了总委员会的官方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声明中驳斥那些论断，分析反动派在反国际的斗争中最后使用的歪曲手法。同时，他们利用由资产阶级报纸所挑起的诽谤运动来宣传国际的原则。两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简短的声明即致《回声报》和《派尔—麦尔新闻》的草稿，是首次在本卷发表。[5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民主主义新闻工作者罗伯特·里德的谈话中了解到英国报刊及其在巴黎的通讯员的反公社的立场，了解到反革命力量在公社期间的活动，这些消息都可以用于反对法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报刊的诽谤的斗争，恩格斯记录下了同罗伯特·里德的谈话内容。这些记录首次用原件所用语言发表。
在公社失败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为帮助那些从镇压公社的刽子手手中逃出来的公社社员所作的一切努力看做是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一项重要的任务在于，通过揭露各国政府针对公社进行的反革命性质的密谋活动和反革命罪行，支持为被捕社员的辩护，影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公众，促使他们反对将公社流亡者引渡给梯也尔政府。为了这一目的，除了宣传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外，马克思还撰写了总委员会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以及不久前才重新发现的文章《公社和达尔布瓦大主教》，恩格斯给《泰晤士报》寄了一篇关于被捕社员遭到非人待遇的文章[5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几篇文章中谴责反革命的厚颜无耻和残暴行为以及资产阶级对公社玩弄的外交手腕的挑衅作用。关于华施贝恩在公社期间所作所为的宣言，通过目击者的报告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各资产阶级政府在镇压公社时共同起的作用。同时，它帮助美国的工人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所实行的外交手腕的蛊惑性。马克思的《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和马克思的女儿的文章《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受到了美国进步人士的极大重视。作者在文章中报道了马克思的女儿和保尔·拉法格于1871年夏天在法国遭到梯也尔政府迫害和压制的情况。
巴黎公社强化了工人运动中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一方、以小资产阶级改良势力和无政府主义势力为另一方之间思想上的分裂。它通过历史实践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观点以及自由的工联主义代表们的改良主义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对公社的立场是检验对工人运动的革命事业是否忠诚的标准。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发表之后，一些自由的工联主义代表疏远了工人协会并且在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发表反对宣言的观点，这样一来，总委员会不得不同他们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由他们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53]中以及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谴责了乔·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公开反对总委员会的立场以及由此而投向资产阶级阵营的做法。总委员会关于将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昂利·路易·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54]也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捍卫公社和纯洁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托伦在公社宣告成立之后宁可担任凡尔赛国民议会的议员而不愿参加巴黎公社中的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泽培·马志尼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恩格斯在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55]和报刊上回击了马志尼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的攻击。恩格斯称马志尼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56]的一个流派。恩格斯关于马志尼的一些笔记[57]首次在本卷发表。总委员会自1871年夏天以来与意大利工人运动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恩格斯作为意大利的通讯书记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均有助于进一步挫败马志尼主义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在伦敦代表会议后的几个月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同马志尼主义进行争论。
本卷包括恩格斯为英国报纸和德国报纸撰写的若干篇文章，这些文章是对加强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和支持工人运动中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贡献。恩格斯在为《东邮报》写的两篇较长的文章中（《关于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成就》、《关于意大利的状况》），报告了国际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发展情况；同时，他使人们看到，巴黎公社的影响和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如何促使其他一些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并越来越多地将民主的力量引向国际的一边。恩格斯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推动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在思想和政治上进一步巩固的过程。
国际工人协会于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各种材料在本卷中占有重要位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进一步团结的斗争中，代表会议是一次重要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积极地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和活动。他们在会议准备和会议期间完成的材料，诸如总委员会决议草案、他们的发言记录、记录摘录、决议文本、其他代表的文献译文、报道，以及会议记录都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所作的广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
除了决定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中的摘录和笔记以外，本卷收入了所有流传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伦敦会议材料和文献。其中一些材料是首次刊印，例如恩格斯记录下来的若干决议文本（《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的提议》）和恩格斯为总委员会的财政报告写的材料（《总委员会财政报告文件》、《1869年9月1日—1870年8月31日总委员会财政管理概述》、《1870年9月1日—1871年8月31日总委员会的财政管理》），其他材料第一次按手稿所用语言发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