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卷附录中，第一次按原用语言发表伦敦代表会议记录的全文和记录员直接笔录中的许多摘要。部分记录——1871年9月21、22、23日会议记录的较长段落——和一些笔录摘要是首次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记录和会议笔记以及科学资料卷中代表们所作的涉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说明他们的活动的提议和摘录，都是对代表会议记录的补充。会议记录和会议笔录的摘录包括大最决议提案、讲话、讨论发言稿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和整个工人运动斗争的主要问题提出的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部分地对会议记录的起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科学的资料卷中，首次发表了全部流传下来的会议记录材料的详细描述。[59]此外，在一篇简短的概要中叙述了会议的准备工作及会议进程。[60]
代表会议对随着巴黎公社而开始的国际发展的新阶段的重要问题表明了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工人运动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和阶级斗争的新条件都要求，从现在起更加具体地在工人协会的纲领中概述，采取什么政治措施才能达到宣言和章程中所宣布的主要目的，即解放工人阶级、取消一切阶级统治。代表会议为此建立了重要的基础。
马克思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中强调，总委员会召开会议，是为了商定各种措施，使国际能够“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61]。因此，他和恩格斯把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建立国家范围内的革命的工人政党这一建立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必要前提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这些问题也是同巴枯宁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联领导人的改良主义进行争论的焦点。
在这一时期，巴枯宁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敌人。巴枯宁分子在巴黎公社之后加强了对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的攻击。当他们没有能够把宗派主义的纲领强加给国际之后便企图分裂工人协会。正如本卷中的材料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支持者在会议上同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反对无政府主义宗派的斗争对于维护工人运动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在9月20日和21日的会议上，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的重要讨论。讨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和革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详细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在同由巴枯宁分子和一些蒲鲁东主义代表所维护的放弃政治论的争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列奥·弗兰克尔、昂利·培列、奥古斯特·赛拉叶、尼古拉·吴亭、爱德华·瓦扬等等——成功地贯彻了由他们迄今在国际中主张的政治斗争具有必要性的观点。他们根据巴黎公社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以一切形式并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政治斗争。他们的立场首先得到大多数与会的公社流亡者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发言中论证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先决条件，论证了为达到这一目的，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62]这段话可以说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年来所主张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必须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利用公社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使他们有可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关于政党的学说，巴黎公社后，他们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再一次并且更深入地研究了革命的工人政党的意义、职能和形式，未来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党的战略和策略，在阶级斗争新的要求情况下的斗争手段和形式。在这方面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的国际海牙代表大会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巴黎公社的主要经验——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日益受到国际中进步的工人的肯定和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是本卷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对于在阶级斗争新时期中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对于制定党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决议以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国际的纲领性文献为出发点并且有计划地继续发展了它。决议强调了宣言和章程中以及日内瓦和洛桑代表大会决议中所包含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统一的原则并使之具体化了，决议称“夺取政权”是“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63]并断言，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个战斗的、独立的工人政党。这是第一次在国际的一个纲领性文献中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这个党要为“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而斗争，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64]。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献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即政党是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夺取政权和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决定性先决条件。随着决议被通过（它的最重要部分于1872年根据海牙代表大会决议被吸收到国际的章程中），国际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原则之一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阐述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和任务的基本思想，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的新条件下发展了新型政党的学说，即用科学纲领武装的、脱离任何机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斗争政党。
鉴于面临的任务是要在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弄清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会议上关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斗争的策略和形式的论述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强调，在弄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时，必须根据各国的特点运用普遍有效的工人革命运动的原理。在代表会议上，马克思论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无产阶级根据具体情况，既可以通过非和平的方式——这在当时多数国家是可能的——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他在1871年9月21日会议上的发言（它被记入会议记录）中说，我们应当向反动派声明，“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65]马克思早在他在伦敦会议上集中地谈到他关于国际的任务和战略的思想之前几个星期，就在同美国杂志《世界报》记者谈话时以类似的方式谈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策略和形式的问题。[66]
在会议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来进行政治斗争，尤其是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和选举，以赢得群众影响。同时，马克思让参加会议的代表注意合法的斗争形式和非法的斗争形式的必要结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代表会议要求国际成员，在遭到镇压时，“根据各该国的特殊情况”[67]提出组织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会议记录）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放弃任何冒险的密谋策略以及让工人阶级的利益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政策。
代表们反对巴枯宁分子，拥护马克思提出的绝对禁止国际内部的一切秘密团体和采用宗派名称的建议。马克思指出，秘密团体是与工人政党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的性质不一致的。“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68]借此，马克思还同时指出了党内民主和党的教育作用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会议作出的所有决议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即继续贯彻国际中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增强协会在思想上的团结，指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为争取解决工人运动在阶级斗争新时期所面临的任务而斗争的道路。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均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的影响。他们起草了大部分重要的决议，其他那些由他们的战友们提出的决议也绝大部分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建立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这是在英国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的一步）、关于工会的意义、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关于组织女工的论述以及相关的会议决议对于扩大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1871年9月20日会议上的发言强调了强有力的、与群众相联系的工会组织的必要性。关于工会组织作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职能，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已经在一个由马克思起草的决议中作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明确阐明了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他们强调说，“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69]。马克思要求不列颠工联通过与国际的更为密切的联系加入到政治斗争中。此外，代表会议劝告总委员会促进各国工会之间国际联系的建立。
本卷发表的代表会议的材料包括马克思关于争取劳动农民的论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议的讨论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如果说1869年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特别集中讨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问题，那么伦敦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则作出决定，必须更加重视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对农村的宣传鼓动。[70]这个决定为在劳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创造了新的可能，它扩大了国际迄今为止的联盟政策并使之具体化了。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作出了建议在国际内部成立妇女支部的决议[71]，从而，代表会议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更加广阔、极其重要的领域。
代表会议就组织问题的决议（其中大多数是马克思提出的）主要针对宗派主义，其目的在于加强国际队伍中的内部团结和纪律，巩固国际的中央机构——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明确阐明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并保证领导的必要集中与各支部的主动权的结合。决议包含了关于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代表会议就瑞士的总委员会支持者和巴枯宁分子之间的冲突所展开的讨论也反映了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是会议调查瑞士冲突的委员会成员。恩格斯写的一份详细记录报告了1871年9月18日该委员会的会议，这份记录首次以原文发表。[72]来自瑞士的代表尼古拉·吴亭和昂利·培列在会上通告了关于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内部推行分裂政策的新的事实。马克思简单介绍了巴枯宁主义同盟在瑞士的分裂活动并报告了总委员会对同盟的行为将要采取的措施。由马克思提出的代表会议决议《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阻止了巴枯宁分子想夺取罗曼语区联合会领导权的企图并针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企图强调了工人运动团结的必要性。此外，会议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作出一项决定，它明确地把关于禁止在国际内部成立秘密团体和宗派组织的决议同巴枯宁主义同盟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们期待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会加强国际的团结并有助于巴枯宁分子的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