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劳伦斯·克拉德
卡尔·马克思在1880—1882年期间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约翰·巴德·菲尔、亨利·萨姆纳·梅恩和约翰·拉伯克的民族学著作做了摘记，并加了评论。这几位民族学家的姓名被并列在一起，可能产生一种统一的感觉，仿佛他们代表着一种统一的传统；这样判断将与事实不符，虽然他们都是活跃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着重实际研究的进化论者。此外，马克思还研究了许多其他的民族学和文化史著作，特别是格奥尔格·毛勒和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摩尔根对人类社会的进化提出了当时最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论述；梅恩是当时英国在比较法学和历史法学方面的主要人物；菲尔和柯瓦列夫斯基都被他们的学说所吸引，菲尔研究的是东方问题；拉伯克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达尔文信徒之一。
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一直继续到他1883年逝世为止。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利用过马克思关于摩尔根的笔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联系、特别是在该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工作的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亨利希·库诺夫，当时曾讨论过这部分材料。马克思这个时期研究民族学的全部摘抄笔记，到下一代才受到全面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主编达·梁赞诺夫1923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一次讲演中，除了没有提到菲尔的材料以外，对这些笔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篇演讲词发表于同年的《社会主义科学院通报》上；后来又刊载在1925年的卡尔·格林贝格主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中。194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文库》发表了只是摩尔根手稿的俄译文，这是根据梁赞诺夫的照相拷贝翻译的，并且作了很大的改动。1964年，这些摘抄笔记又受到E.卢卡斯的全面考察，这次菲尔手稿被包括在内，而摩尔根手稿则是根据1941年的俄译文评介的。马克思的民族学摘抄笔记手稿原件现收藏于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
这些手稿材料的内容广泛涉及对人类史前史、原史和早期史的研究，以及对一些当代民族的民族学研究。马克思在世时这些方面的研究就已开始以它们现在具有的形式发展，采用今天的分科法和术语；对它们的发展，马克思曾予以密切的注视。其次，所有这些学科和分学科中对人类的经验研究，在这个时候开始被同人类学的哲学传统分离开来。从历史上看，这种哲学传统先于经验研究，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还有待于我们探讨。至于从人类学的哲学传统向经验研究的过渡，马克思亲自参加了。马克思研究这些民族学材料的方式以及他与这些民族学家和他所摘抄的著作的关系，都有待于我们去考察。
拉伯克、梅恩、摩尔根和菲尔共同持有的立场，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人是本身力量的产物，而这种力量服从于有机体的发展。人的体力和脑力越来越灵巧，证明可对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持乐观主义态度；然而，虽然人通过本身的努力创造和提高了自己，人在技艺和理性方面的才能的增进仍要服从自然的、非意识的和不受控制的超人的规律。达尔文学说中包含的与自然和人的目的论的、受控制的规律相反的东西，吸引了马克思。人类社会处于自然界的统一体中，并且被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保尔·利林费尔德、A.E.F.谢菲尔、奥斯卡·赫特维格、梅恩和摩尔根看作是一种服从自然规律的有机体。斯宾塞由此得出结论，自然界中的专门化功能的发展、从而社会的分工，作为进化的机制是正确的；爱米尔·杜尔凯姆也持有同样观点。另一方面，马克思由于考虑到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同时为了反对他这种理论，把人同自然的实际脱离以及复归统一的潜在可能性，第一次作为一种哲学学说提了出来，后来又通过他的民族学研究，特别是根据对达尔文追随者以及摩尔根和梅恩的著作的研究，赋予了这种学说以经验研究的方向。
同时，马克思反对当时民族学家们提出的一般进化学说，认为那是毫无根据的空想主义。无论是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学说，还是空想主义的学说，在社会和经济分析中都缺乏批判观点。摩尔根达到了（但并未明确提出）这样一种批判观点，即人通过可以具体观察到的机制从社会生活的低级形式转向高级形式；而且他还提出了为确定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之间关系的部分是客观的标准，即：财产的积累、在一片土地上的定居、作为社会统一的主要基础的亲属关系联系的解体。梅恩的社会过渡理论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规律也都属于这种类型。摩尔根的（以及梅恩的）低级和高级的标准，一部分是生物学的：社会集团的内部婚媾有害于健康，小集团的内部婚媾没有大规模超出集团范围的婚媾有利。在摩尔根那里，一部分标准是社会的和道德的：妇女的地位应该和男子平等，可是在某些家庭体制中并不如此；古代的氏族被摩尔根称颂为民主和友爱的制度。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都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提出批判。摩尔根并没有提出克服财产制度的限制性的任何办法，而只是提出要相信进化，要对人具有超越目前限度的发展能力持乐观态度。拉伯克也像梅恩和摩尔根一样，还有下一代的J.G.弗雷泽和R.B.奥奈恩斯，都透过欧洲文明人的外衣看到蒙昧人或野蛮人。马克思把这看作是说明现代人在其社会存在中不是没有古代公社制成分的一种标志。对马克思说来，同人类以往历史进行对比，是批判现代文明条件的基础。摩尔根批判现代文明的方式是空想的，也就是含糊的，毫不具体的。他把同蒙昧人的比较看作是说明文明人离开他的原始过去已经多么遥远的标志，也就是一种自我欣赏的根据。
在马克思看来，文明对人类是限制性的和对立性的条件，对它的批判是革命实践的任务，是克服这种限制性的和对立性的内在和外在条件的第一步。但是，这种条件是我们为克服人类内在限制和社会分裂的唯一手段。民族学材料提供了发展及其时间深度的证据，记录了发展的阶段和总的方向，展现了在人的肉体和本性方面同时发生的变化，以及得到实现的潜在可能性。民族学材料最薄弱的地方在于揭示从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马克思之所以对进化理论感兴趣，是由于它为确定资本主义时代对人类造成的畸变提供了科学基础，并且是克服这种畸变的一种手段。除了摩尔根以外，那个时期没有哪个进化论学派中肯地谈到文明使人的性格发生畸变这个主题。后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这个主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