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马丁·洪特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革命的观念——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观念——在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半个世纪中，经历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个多层次的深刻的、始终与他们理论的总发展基本上保持一致的发展进程中，对欧洲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占有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列宁曾指出，从这场革命中得出的经验和结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始终受到注意。[2]
本文的宗旨是，阐述从1850—1852年期间获得的一些认识，这同时也就总结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10卷和第11卷的工作中得到的经验。首先应该明确理论发展的具体的、时代的状况和条件。马尔科夫强调说，“对于革命应在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来理解，以便能够了解革命既有永恒的重要意义，又有政治社会局限性这个辩证法。”[3]这一看法也适用于从这些革命中得出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刚刚过去的历史过程中的经验在思想上的集中，是和对以前历次革命过程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列宁曾强调指出，马克思1852年初关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的卓越认识是以“1848—1851年革命伟大年代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它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4]
这个课题在文献中自然早已被经常地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提法和角度探讨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专门就国家问题进行了研究。1955年，奥伊泽尔曼第一个尝试说明马克思主义革命总结的全部主题范围。[5]此后，在苏联一方面对一般革命理论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6]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者对一些专题的研究也有了进展。[7]在民主德国情况也类似，马尔科夫、科索克、艾希霍恩、恩格尔贝克、屈特勒尔、施米特以及其他人探讨了革命比较理论、革命类型理论和形态分析理论等等，[8]同时也对有关或涉及上一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9]
1985年出现一部著作，首次尝试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从形成直到现代为止的整个发展过程按照时间和理论顺序概括地加以论述。[10]尽管在这样一次引起广泛注意的尝试（在这里不能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中不可能对1848—1849年革命的直接经验详细加以分析，然而应当说，照我们看来对这一革命的总结毕竟是太少了，这同这次尝试的重要意义相比是不相称的。[11]除了其他原因，看来这也是由于该著作作者迪克曼对历史认识的重视远远不如对政治经济学认识所给予的重视。例如，在共和制的实质这一问题上，完全忽视了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直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理论总结这样一条主线。
前不久，耶克非常全面地分析了马克思论述上述问题的主要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2]，他也第一次尝试全面“理解”马克思在两部著作之间在方法论上实现的巨大进步。
对1848—1849年革命进行的理论总结必将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与此相关的复杂领域必然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常常进行歪曲的一个领域。伯恩施坦就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在1850年前后经历了一个“布朗基主义”阶段，并由此引出他的相当一部分论据。此外，列宁与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也与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总结密切相关。
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著作，力图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补充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或“雅各宾主义”阶段的观点。例如，说什么到1850年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受巴贝夫-布朗基传统的影响并表现出唯意志论倾向；说他们在革命后才比较彻底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从而制定在《雾月十八日》中才第一次出现的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13]
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这支主力军的一个分支又借用哲学上的二分法将马克思主义割裂为逻辑上互不相容的两个部分。这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同时使人们对在“反驳”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肆无忌惮地只去发挥从理论整体中被割裂出来的部分。有人认为，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总结，为割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特别有利的出发点。诺尔特在解释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说明时就使用了二分法的撬棍，他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区分为“唯心社会学”和“唯实社会学”两个部分。[14]
《雾月十八日》也受到这样的对待，例如温克勒把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划分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经济占首位）和一种未必是唯物主义的（政治占首位）。[15]稍后，有两部专题研究著作利用了历史分析方面的上述两种做法，诺尔特的学生维珀曼做得直接而公开，而克鲁黑尔特的做法则要审慎得多和小心得多。[16]
有些著作在维克多·雨果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中竟只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相类似和相同的东西”，在洛伦茨·冯·施泰因的理论中找到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简直令人惊讶的共同之处”，而在蒲鲁东的理论中甚至发现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惊人的一致点”。[17]指望从这些著作中找到对于真正的历史分析有益的问题提法，那是徒劳的。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实际上是无法理解从《共产党宣言》或者哪怕从《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到《雾月十八日》的发展的。只有真正领会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方能使下面这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卓有成效地用于科学的分析，这个事实就是：真正的革命理论不能一成不变地产生于一次革命，并且这些变化不管多么广泛和深刻，同时都是同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通出发前提的证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以这种迅速而深刻的方式实现的不断发展来得到证实的。
在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1850—1852年的时候，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对革命经验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包括对这场革命本身以及对战略战术的探讨，党就是利用这种战略战术进行这场革命的，并在斗争后通过理论分析判断它们是否经受住了考验。[18]这些分析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上述3年，但是这种分析从二月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1848—1849年之交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革命运动》[19]已经对这方面的思考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概括。
《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它们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而这一理论现在受到了社会实践的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1848—1849年革命（或者就广义来说是到1851年12月），而且他们特别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欧洲阶级斗争的普遍进程在多大程度上证实了他们的革命理论。在1849年夏天的失败之后，更需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答历史的检验时，大大深化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以致完全可以说，他们通过对1848—1849年革命成果的理论总结继续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489年秋—1852年底这一时期完成的著作，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整体。
这一时期的著作第一次使用了在革命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术语：“无产阶级专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社会形态”。在其中还把革命绝妙地比作“历史的火车头”。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高潮和低潮的认识也产生于那几年。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认识到革命的这样一个规律性：革命不一定在构成革命基础的各种矛盾发展得最尖锐的地方开始，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际化趋势与此同时不仅把各种矛盾输出到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而且在那里甚至以特别集中的方式再生产着这些矛盾。”[20]
上述认识正是在1850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的革命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虽然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一般地论述过同样的看法。[21]他们在《国际述评1850年5月到10月》中第一次明确地写道，英国虽然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然而在欧洲大陆上，也就是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22]当然，这决不排除对中心的反作用，由于历史所决定的拖延，反作用甚至成倍增加。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从“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中预测到中国的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必将给……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23]，甚至可以把这设想为英国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
从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这一辩证法出发，革命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革命的论点也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德鲁贝克曾提到，1848年以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个论点。[24]随着马克思这时重新积极地进行经济学研究，下面的认识得到了加深，即世界市场——特别是生产过剩危机和金融危机、歉收和战争——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反作用。在内容上会有所不同，在时间上也有早有晚，这必然会使可能由此产生的革命事件的酝酿时间拉开很大的距离。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9年底至1852年底的所有著作都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大革命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下为什么遭到失败，它为什么落后于1789年的前一次伟大革命，为什么1848年革命（共产党人就在它爆发前还期待着能够不间断地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走向低潮，因而没有成为继续发展为“真正的”革命的开端。这对于共产党人以后的全部活动来说是一个中心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应当立即直接着手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工作，或者尚须在多年内，甚至在几十年内充当“反对派”，进行宣传活动并慢慢地积聚力量。问题是“运动的形式”[25]是否应该根本改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的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原则上是正确的，但还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提出了论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决不可能比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走得更远，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从其所有来源汲取营养的，是同其所有组成部分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只能从这个统一体中去推导并继续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后的时期内并没有马上揭示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经济社会形态的理论就其结构联系和阐述联系来说还处在开始阶段——仅仅举出两个特别重要的例子。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或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这样一些对科学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出发点，还没有完全被掌握。
尽管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认识常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出来的，然而它们在原则上是切合实际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是按照他们学说的所有组成部分是一个统一体的精神，来仔细考察1850—1852年期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政治事件和政治结构，并且从政治表层的事实深入到不同阶级、政治派别和政党的经济利益。
在他们50年代初的革命理论思考中有一个重要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发展过程的长期性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所经历的长期性问题。几年以后，这种思考被归纳为众所周知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6]
在许多文献中都强调指出了这一认识对于制定有科学根据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意义。但是，在1851—1852年，也就是说在直接总结革命经验的高潮期，已经向着成熟地表述这一认识迈出了重要的几步，而且这些成果是在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或现代史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的情况下取得的。要想在革命刚过去这样短的时间就把欧洲1848—1849年革命列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周期中去，也就是说就能够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自16世纪以来，随着1789—1794年法国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发生已经越过了高峰时期，开始走向低潮，恩格斯那时已经为这个认识奠定了基础。[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