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1848—1849年革命的理论总结，远远超出了具体事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对同盟问题、主观因素以及特别是党这三者的作用有了质上更高的认识，此外，关于低潮时期的革命的学说以及1850—1852年期间所获得的其他成果，尽管都产生于一场失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一场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周期中顶峰末端的革命，然而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它们的现实意义。自1848—1849年革命以来，明显地出现了对以后的历史进程来说是极端重要的趋势，这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得到缓和，并且这两个阶级在同革命的民主主义的人民力量的斗争中相互勾结。因此，正像1871年、1917年2月和10月以及1918年11月所表明的，自1849年以后，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又都蕴藏着爆发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
从许多来源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的这种认识，1852年夏天第一次引出这样的看法：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现象。[28]这样一来，就有必要把诸如工人运动中的工人贵族、改良主义，普选权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作用，合作社和工会的意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定条件下走和平道路的可能性等问题，第一次或者从更加原则的意义上纳入革命理论中来。
1851年和1852年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思想至迟从1847年开始主要探讨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充分利用（指把社会发展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周期性危机、农业危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民族解放战争以及其他震撼社会的事件应具备哪些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在这里，可以说首先应当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革命形势以及它是怎样形成的？革命形势如何发展成资产阶级革命或在群众的真正干预下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在这方面，从法国大革命中得出的一个认识对马克思来说起着重要作用，即各种不同的和不同类型的危机汇合起来才能造成革命形势。他非常清楚地了解法国1788年冬天到1789年的那些历史事实，马尔科夫对此曾这样描述：“金融危机、工业和商业危机、农业危机、意识形态危机、政治和社会危机汇合成革命危机。”[29]当马克思1849年底在伦敦重新着手从经济学上研究革命理论时，各种危机因素的汇合成了他的一个出发点，这从他1849年12月19日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就可以得到证实。[30]
怎样才能够把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非常具体地、实际地、一步步地引导、推进到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而直到有可能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在，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的逻辑展开上。
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以极其集中的方式加以概括的那些思想。这些思想在以后两年的著作中又有了许多变化，并且部分地得到发展。三月告同盟书无疑主要着眼于德国，然而它是在法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和对巴黎革命新阶段的期待中产生的。三月告同盟书的策略也适用于英国。在围绕1851年春天的宪章派代表会议展开的一场前哨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支持琼斯和哈尼，反对奥康瑙尔），他们十分明确地告诉自己的朋友们：只要撇开你们的派别斗争和“截然不同的要求”，三月告同盟书的政策便同样适用于“即将来临的危机中的”宪章派。他们写道，宪章派像在几年前反谷物法的斗争中那样，又“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获得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步”。[31]他们认为，应“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32]。
这样的政治结论的基础始终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充分利用和继续推进革命的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一切危机和暂时的同盟都理解为现在社会矛盾的表现，归根到底也就是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的表现；他们的思考集中在下面的问题上：究竟哪一次动荡或哪一些汇合起来的动荡能够发动起革命进程，而这个进程又足以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直到使工人阶级夺得重要的政权阵地，并由此给以后的革命过程打上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的烙印。这同列宁所说的具体的、已提上日程的步骤是一回事，列宁曾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一步骤：“现在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33]
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通过科学的论证指明，革命的前提是不能制造的，倒不如说，问题在于准确地认识和坚决地利用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正当他们对1848—1849年革命成果进行总结时，他们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中也就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及同各国的庸俗民主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们的唯物主义的、从经济学上越来越得到论证的革命理论使他们避免了各种各样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也使他们不至于在主观上延误时机，消极等待和丧失革命时机。
三月告同盟书列举了推动一场革命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俱乐部和更广泛的组织形式建立工人的独立组织，人民真正武装起来，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在协会中、报刊上、议会里），接过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广泛的要求，然后超出它们。只有斗争的这些方面得到（部分地）实现，才能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适当的“斗争基础”。
普选权和共和制无疑在这些思考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英国只有实行宪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像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34]。
所有这些政治要求和建议不是随意的设想，也不是巴贝夫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过去时代的残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他们早已非常认真地研究过的社会关系中总结出这些政治要求的，应该把工业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看作是完全适合于当时存在的或正在发展着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同议会民主、普选权和共和制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作为经济上受压迫、不独立和受剥削的阶级，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必然会发现对自己的解放斗争逐渐变得更加有利的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够争得更为有利的条件。同在各种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关系下不同，工人阶级这时“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35]。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总是想到从中得出关于革命理论的结论。随着纯工业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从原则上说也必然越来越有利，这个基本信念是不断革命学说的根源之一。《宣言》的出发点已经在于：“资产阶级统治”“必然带来”这样一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使“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的东西去对准资产阶级的可能性。[36]
恩格斯在他最后的著作，即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中，也就是在直接涉及1850的一部著作中，又提到这个问题。他把利用普选权称作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37]，而且他是以客观情况为依据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本来“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38]
然而波拿巴主义在一段时间几乎完全破坏了这些可能性。它取消了新闻自由（1851年底还在法国存在）、议会和共和制，并且使普选权不能正常行使，因而使无产阶级失去斗争的重要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波拿巴主义是没有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资本主义，但正是这种机构也可以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不管警察和军队的压力是多么异常地强大。可见，在对波拿巴主义的政变的回答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发展同时也为革命理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总的前提。
马克思在1850—1852年期间多次探讨了普选权、共和制和宪法这三项所谓的“国家设施”，其中有的以法国和英国为例进行了比较，有的同美国作了比较。马克思在政变前半年在厄内斯特·琼斯的《寄语人民》[39]上，在政变后几个星期，在《雾月十八日》第2篇中，分析了1848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40]，在这里他明确而有力地警告要提防议会和行政之间的分权制。马克思针对宪法发出呼吁：“人民！你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41]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质的思考对革命理论具有极重要的意义。由于尚未彻底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他1852年春天还赋予共和国以过多的“社会主义的”性质[42]，并将它描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43]。在这一表述中包含着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可能性遭到波拿巴主义的破坏所表示的遗憾，这种态度是时代所能够决定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1869年马克思在他的《雾月十八日》第一次再版时把这个地方改为“政治改造的形式”[44]，然而又坚持说在真正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关系下，共和国决不会像（在特殊条件下）在美国那样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保守形式”。
当两年以后巴黎公社第一次尝试把资产阶级共和国改造为无产阶级共和国时，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感到这就是他的论点的证明，并解释说，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45]
在《〈法兰西内战〉二稿》结尾部分，马克思用几页篇幅概括了《雾月十八日》中的认识，他十分详尽地阐述了关于共和制国家形式的观点，并且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学说联系起来。[46]当1848年二月革命举起“社会共和国”的旗帜，与此同时宣布“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作旧的阶级政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作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47]时，革命也就促使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变为反对无产阶级的“公开的内战的工具”[48]，六月起义的失败和波拿巴主义的形成就是这一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多次强调，当波拿巴主义（极而言之完全像任何一个“帝制”一样）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完美的”、“最终的政治形式”时，议会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始终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49]
从这个观点来着，对共和国的要求是一个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随着向帝国主义的逐渐过渡，这个目标自然达到新的高度。然而必须注意到马克思把“共和国”的概念理解为比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今后能向劳动人民群众提供的制度都更加自由得多、民主得多的制度。
就通向无产阶级革命开端的具体途径问题来说，宪章运动的经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1852年的思考中起着特殊作用。两个人无疑从1850年夏天开始同哈尼和琼斯（从1851年夏天开始只同琼斯）再三讨论过宪章派纲领的全部问题，并在纲领被1851年4月的代表会议通过后，直接参加了宣传和捍卫纲领的活动。令人遗憾的是，保留下来的关于这次合作的原始资料只有琼斯的几篇文章（它们能够证明马克思的合作），而不是宪章派纲领本身。这些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相应卷次的附录中。[50]
这个纲领是革命目标明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在经济学上得到论证的人民阵线政策的第一个历史例证，马克思肯定参与了纲领的基本思想的制定，并且无疑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充实了他的革命理论，尽管在纲领中甚至没有出现革命一词。[51]纲领是以“生产社会”这一方与“阶级政府”这另一方的敌对的利益对立为出发点的。由宪章运动掀起的群众运动应该向这个阶级政府的任何垄断、向该政府的“每个堡垒”展开进攻，将它们“逐个”击破，逐渐削弱它的社会建筑，并使余者也受到威胁。这里指的是“同时推进社会变革”的政治变革[52]，“影响和削弱阶级政府”[53]这一表述无疑曾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也就是说，应当对阶级统治政权施加影响，必须控制它、削弱它，强迫它屈从，然而出于对客观力量对比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还不能提出推翻它的目标。
上述方针和表述第一次阐明了工人阶级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纲领。马克思认为，这对英国来说是可能的，因为工人阶级在这里已经形成人口的多数，并且国家镇压机器比较软弱，而旧的民主传统和制度也发育得很好，又因为这里不存在兵役制度，只有一支小型的常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