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科学社会主义研究Ⅱ(第2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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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关于1848—1849年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6)

另一方面,这种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表明,资产阶级随着历史上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和对无产阶级的与日俱增的恐惧,在政治上更加力求早日结束革命,确保“安定和秩序”,采取“可以协调”的态度,背叛人民革命。因此,应该更加紧寻找“走向”真正的革命的途径和可能性。

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尽可能快地熄灭历史火车头的炉火,而无产阶级革命与之相反,是要勇敢而有耐心地把这种炉火保持几十年以至更久。

6.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所进行的历史性的耕耘比资产阶级革命要深刻得多,参加的人民群众要多得多,参加的时间要长得多,并且这种参加不是出于某些接踵而来的革命时日所激发起来的戏剧性的狂热,而是出于不断增长的科学认识,因此,主观因素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起着大得多的作用。这个因素必然在革命之前,而特别是在斗争过程中才发展起来,并且伴随有错误、弯路和曲折。把马克思的阐述中隐藏的内容加以冷静客观地表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110]。

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人们逐渐清楚地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深度,从而认识了在行动上必须严肃、周密、富有创新精神。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柏林]第10卷[1987年]第31—64页)

(张红 译 籍维立 校)

注释:

[1]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总第2期。

原题注:本文是以1985年6月27日民主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委员会举行的题为《在对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观点的进一步发展》的学术讨论会上的一篇主报告为基础写成的。

[2]《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3页。

[3]曼弗雷德·科索克:《瓦尔特·马尔科夫著作中关于革命和世界历史的论述》,载瓦尔特·马尔科夫:《世界历史的革命纵横图》,曼弗雷德·科索克编辑并作序,1982年柏林版第IX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27页。

[5]T.И.奥伊泽尔曼:《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经验基础上的发展》1955年莫斯科版。

[6]Ю.A.克拉辛:《论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某些方法论问题》,载1964年《苏共历史问题》(莫斯科)第9期第12—27页。——Ю.A.克拉辛:《革命进程的辩证法》,1973年莫斯科版。——Ю.A.克拉辛:《革命与社会进步。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观念的批判性研究》,1980年莫斯科—柏林版。——Ю.A.克拉辛:《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列宁的遗产与现代》,1980年柏林版。——弗拉伊斯拉夫·凯勒和马特维基·科瓦尔松:《理论和历史》,1984年柏林版。——由凯勒领导的罗索诺索夫大学革命理论专题研究小组的成果,发表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问题》1976年莫斯科版和《革命理论。历史和当代》1984年莫斯科版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辩证法》1984年莫斯科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历史进程的学说》1985年柏林版。

[7]C.З.列维奥娃:《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马克思》,1970年莫斯科版。——B.Г.列乌年科夫:《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党专政问题》(历史论文集),1966年列宁格勒版。——B.Г.列乌年科夫:《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问题的观点和现代科学》,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1968年第8期第10—30页。——A.П.葛罗米柯:《1848—1852年期间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不断革命学说的发展》,载1979年《科学共产主义》(莫斯科)第6期第127—131页。——弗拉基米尔·莫索洛夫:《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1848—1849年革命期间同反革命的斗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柏林)第7卷(1984年)第141—169页。

[8]沃尔弗冈·艾希霍恩:《辩证法——革命——世界进程。民主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载1981年《社会科学》(柏林)第13/G期。——《革命的规律性。民主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载1984年《社会科学》(柏林)第11/G期。——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格拉尔德·温斯坦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认识此人)之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共产党人的战略战术这一根本问题上有着惊人的广泛一致,因此赫尔里·克莱纳的一些论文在此应引起注意,首先参看《作为改革理论的革命纲领。17世纪中叶英国空想共产主义的革命概念,民主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载1983年《社会科学》(柏林)第6/G期。——莱比锡的革命比较研究的成果以《革命史研究丛书》为书名由曼弗雷德·科索克与瓦尔特·马尔科夫、格尔哈德·席尔费特和瓦尔特·施米特联合编辑出版。到目前为止出版的有:《革命研究》,曼弗雷德·科索克编辑,1969年柏林版(1971年第2版);《1500—1917年革命比较历史研究》,曼弗雷德·科索克和瓦尔特·马尔科夫,格尔哈德·席尔费特以及瓦尔特·施米特共同编辑,1974年柏林版;《资产阶级革命周期中人民运动的作用和形式》,曼弗雷德·科索克编辑,1976年柏林版;瓦尔特·马尔科夫《世界历史的纵横图》,曼弗雷德·科索克编辑并作序,1979年柏林版(1982年第2版);《1500—1917年的近代革命》,曼弗雷德·科索克编辑并作序,1982年柏林版;《农民与资产阶级革命》,曼弗雷德·科索克和维尔纳·洛赫编辑,1985年柏林版。——此外应该提到的是1980年莱比锡出版的记录集《卡尔·马克思和理论与实践中的革命根本问题》。其中的主报告,科索克的《卡尔·马克思和科学革命观的基础》摘要发表在1980年《历史杂志》第2期第99—118页上。——到目前为止,主要由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和沃尔弗冈·屈特勒尔领导的柏林历史方法论研究小组(它以多种方式探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出版了下列文集:《历史方法论问题》,恩斯特·恩格尔贝格编辑,1972年柏林版;《世界历史中的进化与革命。恩斯特·恩格尔贝格65寿辰纪念文集》,霍斯特·巴特尔、海因茨·黑尔默特、沃尔弗冈·屈特勒尔和古斯塔夫·西伯编辑,1976年柏林版第1—2卷。《历史学认识问题》,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和沃尔弗冈·屈特勒尔编辑,1977年柏林版;《形态理论和历史。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社会形态的历史研究的论文》,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和沃尔弗冈·屈特勒尔编辑,1978年柏林版;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史学中的理论、经验和方法。论文集》,沃尔弗冈·屈特勒尔和古斯塔夫·西伯编辑,1980年柏林版。

[9]赫尔维希·福德尔:《革命前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国共产党人制定政治路线(1846—1848)》,1960年柏林版。——赫尔维希·福德尔:《关于1848—1849年革命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组的若干问题》,载1978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柏林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柏林)第4辑第23—67页。——霍斯特·巴特尔和瓦尔特·施米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的发展》,载《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关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文》1970年柏林版第7—101页。——奥托·芬格:《革命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作为唯物辩证法发展学说的形成过程和批判当前反革命思想的论文》,1975年柏林版。——恩斯特·恩格尔贝格:《形态变化的理论与实践(1846—1852年)》,载《形态理论和历史》第91—153页。——瓦尔特·施米特:《论欧洲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一篇对革命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论文》,载《世界历史中的进化与革命……》第1卷第67—93页。——瓦尔特·施米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时对1789年和1848年革命进行的历史比较》,载1984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柏林)第16辑第93—100页。——罗尔夫·德鲁贝克和雷娜特·梅尔克尔:《马克思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改造的学说的发展》,1981年柏林版第142—187页。——马丁·洪特:《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党观念的发展》,载1981年《德国工人运动史论丛》第4期第512—527页。

[10]格茨·迪克曼:《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史概论》,1985年柏林版。

[11]在迪克曼的著作中,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顺便提一下,这部著作于1852年,而不是1853年出版)的分析所占篇幅不到一个印刷页。这部著作也完全没有实现马克思要“全面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愿望(格茨·迪克曼《社会主义革命……》第67页)。

[12]汉斯·彼得·耶克:《形成过程与必然性。论马克思解释历史的方法论(1845/1846—1859年)。哲学论文》,1987年柏林版。——汉斯·彼得·耶克:《〈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的第一部现代史著作及其资料来源》,载沃尔弗冈·屈特勒尔编辑的《卡尔·马克思的史学遗产》1983年柏林版第87—135页。

[13]斯坦利·穆尔:《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策略学说》,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哈特穆特·泰契:《不断革命。革命与意识形态批判的社会学》,1973年奥普拉登版。——哈特穆特·梅林格:《不断革命与俄国革命。1848—1907年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念中不断革命论的发展》,1978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罗尔夫·彼得·西费尔勒:《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中的革命》,1979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阿尔弗雷德·普法比高:《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载《革命与社会。论新时期革命观念的产生》,赫尔穆特·赖因纳尔特编辑并作序,1980年因斯布鲁克版第141—147页。——让·佩尔·勒费夫尔的一个实际错误的论点是这种论据的一个“补充”,他认为,1849年以后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从1851年起,关于1789年大革命的题目就不再出现在他的文章中[见1985年5月3日《人道报》(巴黎)策6版]。

[14]恩斯特·诺尔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唯心社会学和唯实社会学。论对波拿巴主义学说的理解》,载1974年《政治季刊。德国政治科学协会杂志》(科伦),第155—175页。

[15]亨利希·奥古斯特·温克勒:《革命,国家,法西斯主义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1978年格廷根版。

[16]沃尔弗冈·维珀曼:《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学说》,1983年斯图加特版。——格尔哈德·克鲁赫尔特:《历史学与革命。1846—1852年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1985年斯图加特—巴德—坎施塔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