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在马克思为其抨击性著作做准备工作时，聚集在他周围的除了恩格斯以外，还有一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老战士，如恩斯特·德朗克、彼得·伊曼特、厄内斯特·琼斯、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威廉·李卜克内西、彼得·诺特荣克、卡尔·沙佩尔、安得列阿斯·谢尔策尔和威廉·沃尔沸，只有少数几个以前的战友，如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拒绝在这个新的时期与马克思合作。马克思以书信形式与革命民主党人如律西安·列奥波特·若特兰、尼古拉·萨宗诺夫、维克多·席利和贝尔塔兰·瑟美列重新恢复了旧日的联系，或者与茜吉兹蒙特·波克罕和格奥尔格·洛美尔建立了新的联系。毋庸置疑，在新结交的战友中，流亡瑞士的德国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出类拔萃；他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扩展“到……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25]贝克尔在60年代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领导人。
为了支持马克思反对国际波拿巴主义的宣传的斗争，前面所提到的人几乎都给马克思写过信；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详细援引了他们书信中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认识到，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未来的新形式将会不同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但他们还总是强调，从同盟的活动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不可放弃的，为此当然需要准确地叙述事实，从而需要为同盟作历史的辩护，需要阐明同盟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特别是同盟存在的最后阶段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这一切都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内容。
阻止共产党的重建是福格特所维护的政治方针的目的之所在，工人们寻求政治上的独立性和相应的政治领导，而反共产主义的造谣中伤必然会在他们中间造成混乱。针对这种曾多次使用的手段，马克思捍卫共产党，刻画了它的敌人的特点，阐述了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而且没有隐瞒1850年与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宗派主义观点进行争论的原因。同时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个官方世界如何拼命地反对我们：为了要毁灭我们，他们对刑法典不是稍稍触犯一下，而是通通彻底违犯了；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来反对整个党；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26]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包含党的历史的大量文献和资料。该著作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编纂国际工人运动史方面的里程碑。就这一点而论，该书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27]和《高尚意识的骑士》[28]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流亡中的大人物》[29]中所获得的历史认识。
福格特的造谣中伤绝对没有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料。早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期间，普鲁士警探就炮制出对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莫须有的罪名。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已经揭穿了普鲁士反动派对付同盟的图谋。
在《福格特先生》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节和整个《警察作风》一章中，马克思深刻论述了反动政府对工人阶级政党所采取的行径。马克思断定，福格特的行动是科隆案件期间针对无产阶级而制定的政策的继续，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指出：“只要有一位福格特……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30]
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特别重视把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倾向昭示于世，不仅仅只是为了对付福格特。1860年春，在柏林的一起诉讼案中对新闻记者卡尔·威廉·艾希霍夫进行了审理，他曾在一组文章里谴责施梯伯所作的伪证，马克思为了这起诉讼案给艾希霍夫寄去了《揭露共产党人案件》。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工人阶级正常的发展，马克思希望在这次诉讼过程中“整个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将会重新出现”[31]。
在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期间，加强与工人运动的联系并把自己新获得的科学认识介绍给工人运动，这两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出版以后，又开始在伦敦“向一部分优秀工人作政治经济学的义务演讲”[32]，其中有一些曾经是同盟的成员。1860年2月，马克思在8年之后第一次又接受了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邀请，参加它成立20周年的庆祝会。正如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所强调的，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福格特的下列说法‘痛斥为’一种‘诽谤’，因为他硬说我‘剥削’德国工人，特别是‘剥削’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33]莱茵河畔的工人对共产主义者同盟仍记忆犹新，他们特别期待马克思回击福格特。[34]
《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一个高潮。该著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在论战中使工人对“我们的观点”有最基本的了解[35]。马克思援引了《共产党宣言》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的一段话。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运动的关系即使在1860年仍是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所以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复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段话中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他们对这种关系的看法。[36]马克思为了阐明他的革命观点，还复述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表述的思想。恩格斯在他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一著作中，揭露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言词和它们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引用了恩格斯的这些话，为了让人们注意波拿巴主义政策的实质，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的第一章里就援引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较长的一段话。
马克思还援引了他和恩格斯在革命前所发表的文章。例如，他指出了自己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所获得的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根据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全国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37]建立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政党是工人运动客观上日趋严峻的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这个提示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这里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50年代前半期在试图将宪章运动的左翼发展成一个革命政党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经验中无意义的革命活动和密谋活动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在法国，早在1848年以前，在德国革命遭到镇压以后，事实就证明，这样的冒险行动必然会有利于反动的警察当局和司法当局。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援引了他的两篇文章《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高尚意识的骑士》。他引用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几段话，他曾经在这几段话里强调：1849年以后，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前一样，只能作为秘密团体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无论是同盟成员还是随后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都不能迷恋于搞革命的密谋活动，因为这种活动是受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制约的。
在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时所研究过的大量的资料中，《新莱茵报》占重要的地位（马克思1860年摘录《新莱茵报》的内容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4部分）。在马克思的这一论战性小册子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福格特和《新莱茵报》”。在这一章，马克思揭露了这位从前的帝国摄政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所起的不好的作用，马克思通过复述和评论威廉·沃尔弗在这个议会中的发言，赞赏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第一次露面，与此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忽略强调，沃尔弗是《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38]
马克思断定，福格特对他进行的“无耻攻击……都来自波拿巴的营垒”[39]。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指出，福格特所发表的言论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抄袭了在巴黎出版的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小册子；因此，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中指出，福格特是以“法国食槽”为生的人之一。[40]1871年，在拿破仑第三垮台以后，报纸发表了皇室的文件，文件表明，福格特在1859年8月从拿破仑的秘密基金中得到过4万法郎。
与波拿巴主义展开论战是《福格特先生》这一著作的基本意图，就其意义来说远远超过了这种揭露本身。马克思早在1857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已经指出，波拿巴主义是一种——由政治家和军官组成的小集团行使的——没有资产阶级直接参与执政、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波拿巴主义依靠军队和官僚，企图躲藏在民主词句的后面并在各阶级之间左右逢源，波拿巴主义虽然产生于法国的现有政权，但早在1859年它就已经不再是纯法国事情了。
50年代末要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呼声已不容忽视，民族运动不断发展，社会冲突爆发，这时波拿巴主义便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之一。为了对民族运动施加影响，它就对波拿巴法国的社会基础加以歪曲，它所作的有关社会和民族的蛊惑宣传内容之一就是把波拿巴主义说成是工人的朋友。福格特在德意志工人协会洛桑中央节上声称，绝大多数的工人，尤其是巴黎的工人“目前”，也就是说，在意大利战争的情况下支持拿破仑第三。[41]波拿巴政策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将拿破仑第三当作“工人专政者”向工人吹嘘，但又“仅仅为了‘工人专政’这一字眼便……以资产阶级身份大发雷霆”。[42]
它们蛊惑人民群众的另一个做法是宣称，确立德国的统一是波拿巴法国的意愿之一，但是波拿巴主义的报刊却指责德国人民的民族运动是一种威胁法国的危险运动。马克思特别在《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一章中，揭露了这一政策的本质：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冒充自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企图使运动脱离其民族目标，并把这个运动引向反革命的轨道。
马克思为了能够正确强调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在准备写作《福格特先生》期间研究了16世纪以来国际外交的发展，这对马克思有很大的帮助。在《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一章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通过分析国际外交史酝酿了马克思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宣言》中表述为工人阶级的责任的认识；即“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43]。
在《福格特先生》中，阐述波拿巴政策的实质和分析庸俗民主派的特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刻画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特征的：他们不再致力于完成他们本来所面临的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关系而斗争的历史任务，而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封建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妥协和解，并且从这一立场出发竭力反对为实现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的独立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庸俗民主派的重要代表都转入了资产阶级的营垒，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他们是一事无成的民主主义者。
1859年，庸俗民主派再次出来发表大量的宣言，但是，1859年的政治形势的发展也显示出庸俗民主派从1848—1849年革命起就开始的瓦解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很了解庸俗民主主义者的政治观点和活动。在《福格特先生》中，马克思追述了早在1852年就已经完成的手稿《流亡中的大人物》，发表在《福格特先生》的《附录》中的文献（例如《老鼠与青蛙之战》）和与该著作的出版有关的报刊声明都证明，庸俗民主派的行动是完全矛盾的。在《庇护人和同谋者》这一章中，马克思证明，庸俗民主派的幻想能够轻易把人引入波拿巴的营垒，1848—1849年革命起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代表变成波拿巴集团的附庸。对共产主义进行造谣中伤一向是庸俗民主派活动的基本重点。福格特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断言，“共产党”打算“通过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每一个与之对抗的人”，并且“用毒药、匕首和抢劫的方式”来贯彻他们的意图。[44]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本身与这种论断毫无共同之处，所以福格特就把维利希—沙佩尔派（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领导的宗得崩德）和民主流亡者的言论与党的历史混为一谈。某些同盟成员在革命后热衷于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密谋活动和无意义的革命活动。福格特想把这些幻想解释为党的历史、宗派主义的立场硬说成是马克思自己的立场。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9月15日同盟的决定性会议上就已经强调指出，决定革命发展的不是主观愿望，而是实际情况，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能够具备实行统治的能力必须经历长期的阶级斗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