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第1部分第18卷前言[1]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10月至1860年12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文章、手稿、声明和文献。这一时期正是马克思与波拿巴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造谣中伤展开论战的时期——马克思关于此事发表的第一篇声明[2]写于1859年10月19日，最后一篇[3]写于1860年11月24日；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是本卷的中心点，发表于1860年12月。本卷还收入了恩格斯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10月至1860年12月期间所撰写的报刊文章。
当马克思于1859年10月开始与由福格特所体现的庸俗民主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展开公开辩论的时候，新的理论认识便是他政治态度的基础。他已经透彻地、科学地评论了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经验，特别在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4]这样的一些著作中阐明了这些经验，50年代前半期，他作了内容极为丰富的经济学摘录，[5]1857年和1858年，他在其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6]中吸收了这些摘录，使之成为未来《资本论》的第一稿。由于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规律，从而揭示出工业雇佣劳动者受剥削的秘密，马克思主义从此才能提出其完整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40年代中期制定了唯物史观之后，揭示剩余价值规律是他的第二大发现，由于这个发现，社会主义最终完全由空想变为科学。在1859年10月以前的几个月里，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7]中，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从一方面来说，反对福格特的斗争使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断了一年多；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在马克思制定剩余价值理论，即第一次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机制之后，论战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是马克思在这个创作阶段所写的第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他们整个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嘲笑把二者加以对立的所有企图，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著作是为党赢得“科学上的胜利”[8]。同样，他在反对福格特的斗争中也是为了用党的“坚决打击”去回击“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的“坚决打击”；[9]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场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具有决定性意义”[10]。自1848—1849年革命被镇压以来，庸俗民主派总是寻求幻想；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代表的共产党却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1]。
马克思在其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里从工商业的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他的理论认识的表现。此外，这里还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例如，在《泰霍夫的信》一章中，对历史进程的阐述说明，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明的唯物史观原理[12]的移植。
马克思反对福格特的斗争是在50年代反动时期结束的背景下展开的。1857—1858年的危机不仅是1857年以来的第一次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还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危机。它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一次新的政治高潮，推动了那个导致1861年美国废除奴隶制的内战和沙皇俄国农奴制废除的历史进程。
在中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遇到了1848—1849年革命尚未解决的问题所造成的藩篱，首先在德国和意大利，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已不容拒绝地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些国家里，民族运动广泛地兴起；1859年的北意大利的战争表明，在这些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法国，人们对波拿巴独裁政权的不满日益增长；拿破仑第三开始从战争和战争恫吓中寻找出路。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尖锐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13]
自1859年以来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再度崛起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在工联里，重新进行普选权的宣传。法国的工人运动自1851年以来第一次比较强烈地显露出来，由于普鲁士的政治危机，很多德国工人参加了民族运动。
随着5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形成。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任务是在一个长期的和艰难的过程中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政治上与资产阶级分离，以便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时这个使命首先是为工人运动在资产阶级改造的最后阶段和在建立国家统一的斗争中的政策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方案。
“50年代末和60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4]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揭示外交政策上的复杂联系，揭露列强即英国、俄国、法国和奥地利几个列强的利益，正是在这些认识和看法的基础上确定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的政治战略。出于上述愿望，恩格斯在1859年春发表了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于1859年夏天在伦敦《人民报》上发表了《斯普累河与明乔河》和一组没有写完的文章《Quid pro Quo》。正如马克思后来在《福格特先生》中所说明的，他为流亡者报纸《人民报》撰稿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在阶级矛盾再度尖锐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它所要成立的政党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于1859—1860年所写的著作和文章中揭示了民族内部的冲突和国际冲突的阶级性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1848—1849年革命期间在普鲁士形成的大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联盟，像法国统治阶级波拿巴主义式的行使权力一样，客观上已经过时。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指出：“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大幅度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15]
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阶段，也就是摆脱现存的封建关系和建立强大的有发展能力的民族国家，已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科学而准确地阐述了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具体的经济和政治事件的客观内容，列宁在1915年帝国主义时期强调工人阶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时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指出：“当时，在1859年，构成欧洲大陆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势力的运动当时是主要的动力。”[16]
在这种形势下，小资产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有规律地不断降低，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越来越重要，然而，这一进程当时才刚刚开始。1859年，德国、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民主力量才刚想为即将来临的斗争组织起来。这时，任何地方都没有工人运动的固定组织，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和论战性小册子便有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和文章都应当算作他们这一类的活动。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强调或者由于某种情况不能强调工人阶级的立场，但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所有文章都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撰写的。他们一贯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尽可能广泛的人民力量起来坚决反对本国王朝才能实现民主统一和民族独立，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是欧洲一切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敌人，处处支持真正的民族愿望，坚决同波拿巴法国所大肆宣扬的对民族利益的虚伪的尊重划清界限，这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继续推行他们早在革命期间就已经维护的那种政策。马克思在与大资产阶级的《科隆日报》展开论战期间，于1859年11月在一篇反对福格特的声明中写道：“1848年和1849年，当我敢于在《新莱茵报》上出面来维护匈牙利、意大利和波兰民族时，指摘和叫嚣得最凶的是谁呢？不正是约瑟失·杜蒙先生在科隆的报纸吗？不错，当时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还没有把‘自由主义的’恩惠赐予各民族。”[17]
恩格斯在1864年4月发表的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中详细阐述了这些观点。自1860年1月以来，当时的报刊增加了对日益迫近的波拿巴法国对萨瓦和尼斯的吞并的讨论。在1859年的北意大利冲突期间还正式否认有领土要求的法国现在却用“自然疆界论”来解释它所提出的要求。这一理论也曾经是波拿巴对莱茵河左岸的德国领土提出要求的基础，恩格斯借助详细的军事战略和语言学的研究材料证明了该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并且阐述了根据这一理论所制定的政策的侵略实质。
恩格斯在《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中发挥了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6月发表的《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一文中考虑过普鲁士会对正处在北意大利战争中的波拿巴法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认为普鲁士的干涉会招致沙皇俄国的插手。马克思认为，如果军队不是在霍亨伦索王朝的动员下征集，“而是从积极行动起来的充满伟大的、所向披靡的革命热情和毅力的人民中去征集”[18]，那么它就能战胜法俄联盟。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继续发展了这些观点。他在其小册子的结尾写道：“同时，我们已经有俄国农奴这样一个同盟者。现在俄国统治阶级和被奴役的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它正在动摇俄国对外政策的整个体系。这个体系只有当俄国内部在政治上还没有发展以前，才可能存在。”[19]
列宁在对《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的摘录中强调指出，德国的民族解放与俄国农奴结成联盟是与沙皇俄国进行革命战争的关键问题。[20]
和已经发表的《波河与莱茵河》一样，续篇《萨瓦、尼斯与莱茵》也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柏林出版。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他们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文章和发表在几家德国报纸上的声明中，极为有效地宣传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这一政治行动的目的是反对欧洲列强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和人民民族运动的任何阴谋，反对波拿巴主义的一切政治诡计，反对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所有步骤。由此可见，阻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群众产生影响，这关系到像波拿巴一类的王朝势力和像庸俗民主派一类的大资产阶级势力的直接利益。因此，一个本身来自庸俗民主派营垒的波拿巴代理人开始从事反对共产党人的诽谤活动，这绝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
自1859年4月以来，马克思就已经留心观察福格特的活动。不久，他就意识到：“福格特对我的攻击……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以及俄国—波拿巴主义恶棍对全党的坚决打击。”[21]最迟从1859年12月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在日内瓦出版时起，人们对此再也不会有所怀疑了，马克思称这本小册子为福格特的“主要著作”[22]，是福格特“对我和我党同志所发表的奇谈怪论”[23]。
福格特作为庸俗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曾获得一定的声誉。1848年，他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翼成员，1849年是国民议会任命的5个所谓帝国摄政之一。由此可见，他享有威望并掌握着各种关系，自革命遭到镇压，他一直住在瑞士，12年以后才有材料证明，他在1859年是拿破仑第三雇用的密探。
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强调了在“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手续来当众驳斥这类货色”以后，他为什么不得不力求“用文字予以驳斥”。[24]所谓的自由派报刊——首先是柏林的《国民报》和伦敦的《每日电讯》——曾经满意地刊登了福格特的所谓的揭露材料，对这些报刊所维护的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王朝道路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反共产主义的宣传是阻止这一运动壮大的根本方法。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地注意到，在《福格特先生》的辛辣的批驳后面，在大量真实可靠的文献和倾泻而出的一连串政治和文学隐喻后面，隐伏着一个事实：该著作的出版可以说是革命政党重新建立的开始，因为仅仅把资料汇编起来就有利于无产阶级骨干的积聚。该书通过第一次概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史，使人们从第一个共产党的活动中吸取经验。马克思在说明反动派使同盟不可能继续存在时多次提到1852年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到那时为止发表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使人们了解到50年代科学共产主义发展情况。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通过揭露波拿巴主义以及庸俗民主派的本质，阐述工人阶级的有科学根据的国家设想，使人们了解到重建工人政党的基本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