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的意义在于它纠正了低估资产阶级共和国重要性的观点。下面我们还要看到，恩格斯同样批评了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至于如何评价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作用，其标准则取决于共和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内容。当然，从这封信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恩格斯在1883年还没有超越马克思关于共和国的理论，即认为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和决战的场所。恩格斯在这时还没有达到非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特殊形式的认识。
对共和国进行区分的另一个例子是恩格斯1894年3月6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他在这封信中批评了饶勒斯的幻想，因为饶勒斯把以社会主义者名义提出的由国家垄断小麦收购的提案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措施。恩格斯认为这是法国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在12年前俾斯麦的统治下，就已经领教了这种社会主义。法国政府不过是议会多数派的执行委员会，而议会本身则是形形色色投机者的代表机构。把收购小麦的监督权交给政府无异于把国家财政的监督权交给投机者，使他们拥有盗窃国库的新的手段。如果饶勒斯以全体社会主义者的名义，把国家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幼稚病”宣布为新生事物，那就是把同极端激进派结盟的后果强加给盖得派。恩格斯对也属于社会主义集团的激进派对待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态度作了批评：
“前激进派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在法国我们有共和国！我们这里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某些让步，但是永远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委托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18]
恩格斯同极端激进派关于共和国的争论表明他仍然坚持他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阐述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在这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强调共和国的实质取决于它的内容。他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同于资产阶级君主国。同《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思想相比，“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但是从民主共和国的内容即一切权力归人民的代议机构掌握、行政自治、废除官僚制来说，民主共和国与巴黎公社的社会共和国又没有什么不同。相反，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非民主的行政长官制度，一切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又是由资产阶级统治着，因此就其内容来说，它与资产阶级君主国完全相同。但是这个内容是可以随着阶级力量的对比而改变的，当它由无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问题，他在信的结尾设想了一种中间状态，即无产阶级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能够使自己变成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这个共和国，但是恩格斯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形式。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以后不再强调共和形式和君主制形式的区别，而是强调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内容。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国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标榜自己的国家是各民族的先锋，扬言法国是共和国，这使恩格斯感到气恼。他反驳道：你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君主国同样是资产阶级的。另一方面，巴拿马丑闻使恩格斯感到有必要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君主国一样腐败。最后，法兰西共和国的沙皇的对外政策也使恩格斯感到不悦。他在1893年2月25日和6月27日致拉法格的两封信中，对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共和国万岁’……当时，人们兴高采烈地赞美的，是小写字母起头的共和国；自从它用大写字母开头以来，它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无非是把它作为一个几乎过时的历史阶段。”[19]针对巴拿马危机，他给左尔格写道：“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也终于在本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20]恩格斯在1893年6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对沙皇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进行了抨击：“你们的共和国……和所有我们的君主国的政府一样，它是资产阶级的；你们不要以为，在巴拿马的第二天你们还能够靠‘共和国万岁！’这个口号在全欧洲找到哪怕是一个支持者。共和国的形式——这只是对君主制的单纯否定，而推翻君主制将不过是革命的必然结果；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如此破产，以致我们可以从君主制直接过渡到社会共和国……你们的共和国也好，我们的君主国也好，同样都是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21]共和主义的资产者和君主立宪主义的资产者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就共和国的内容来说，纯粹共和主义的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君主国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形式的民主共和国，其内容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换句话说，共和国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内容＝社会共和国。
恩格斯于《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同年（1891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对社会共和国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内容作了阐述。
这篇文章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法国19世纪的历史（到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屠杀为止）的回顾。恩格斯是从第三共和国的角度来回顾过去的。他写道：“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是已经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是当时不能，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和一个共和党。”[22]这里所说的“至少是当时不能”就是从90年代出发对1848年形势的审视。但是从历史上看，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旦控制了局势，他们就要解除工人的武装、对他们进行镇压。法国革命的辩证法虽然把工人阶级推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甚至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但是这个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知道。总之，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虽然含混不清，但归根结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不过，历史表明，一旦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利益和要求的单独的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它就必然要遭到资产阶级的镇压，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巴黎公社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尝试遭到了更为血腥的镇压。这说明社会共和国的问题还没有真正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对历史事件的反思和总结。恩格斯特别指出：“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二十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必须做一些补充。”[23]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这些“补充”以及它们同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这些补充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描述了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的几个重要特点。
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这不仅是因为它把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还因为人民利用民主这个工具进行统治，这种统治具有一个新的政体，其特点是把人民同权力，即公社的宪法紧密结合起来。
恩格斯正是在这一点上强调公社的历史意义，因为公共机构相对社会而言的独立化始终是恩格斯关注的问题，他写道：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权力，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宰。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24]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并不是随便什么共和国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谈到这种民主共和国的时候，恩格斯曾经引证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也曾提到美国共和国。但是在这里恩格斯对美国模式提出批评，因为美国的政党官僚制正在使国家权力日趋独立。他写道：“正是从美国的例子上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起初只应充当社会的工具的国家权力，怎样逐渐脱离社会而独立。”[25]恩格斯认为美国虽然没有欧洲那种官僚制，因为那里没有王朝、贵族以及有固定职位和领取年金的官僚。但是轮流执政的政党，由少数政治家控制，他们拿合众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谋利，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些政客集团，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恩格斯建议采用公社实行的两个正确办法：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以及一切公职人员都领取工人的工资。恩格斯关于美国共和国的不同论述表明，建立适宜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治形式的民主共和国是异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