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理广东边防的彭刚直奏调陈宝箴去广东，右铭谢病未赴。次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调，适值中法战争，右铭于是前往，先总理营务处，后任职缉务总局。又次年（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让陈宝箴襄助堵合缺口的工作。不久，朝廷简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陈宝箴的才干得到李的赏识。但此次堵合之役，久拖不决，致使主事大吏，多名受到降调的处分，李鸿藻、倪文蔚也革职留任。右铭的专长洞见未被采纳，等于无功而返了。陈三立说：“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灿然。”(18)以散原的严谨和遣词法度，所述自然无半丝溢美之情渗透其间。
右铭先生此时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可称为晚清胜流的封疆大吏都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并给以推荐。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起为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奏请陈宝箴“可大用”。明年（1890年），授右铭湖北按察使，视事三天后改为布政使，一年后又回任按察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韩日关系紧张，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兴兵防海，京师戒严，朝廷任命右铭为直隶布政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鉴于东北亚态势严峻，中日已处于战争边缘，他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看到皇帝“宵旰焦劳、颜悴甚”，建议光绪帝读《御纂周易》，可以“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19)。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督师刘坤一赞其为历来“军兴粮台所仅见”(20)。
这时，右铭已准专折奏事。历经千难百曲、长期罢黜赋闲，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未来大史学家的祖父陈宝箴，终于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 陈氏父子和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
不过写到这里，我想补叙一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郭嵩焘的特殊知遇与特殊情谊。
郭嵩焘在晚清胜流中是极重要的人物，其角色、地位、遭遇、影响，不是同侪流辈所可比并。他字筠仙，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历1818年，小曾国藩八岁，小胡林翼、左宗棠七岁，比陈宝箴大十三岁。湖南湘阴人，二十岁举于乡，中试。三十岁会试京师，赐进士第，与李鸿章、沈葆桢同科。也是从曾湘乡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一生的最高官职，是1863年10月至1866年6月，当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广东巡抚。他的最风光也是最遭人诟病的事情，是去英国出任第一任公使并撰写《使西纪程》。他和左宗棠同为湘阴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彼此关系如同冰炭。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不可使权位兼隆”。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只有陈宝箴深谙他的“孤忠闳识”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
陈寅恪晚年写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别引述乃父《先府君行状》里的话：“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21)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是郭嵩焘的真正知音。1895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以后，每遇到矛盾纠葛，经常说，如果郭公在就好了。但这时郭公已经弃世四五年。郭嵩焘对右铭父子的人品才干真正是赏识有加。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郭嵩焘奉命离开驻英公使的职务回到故乡湖南长沙，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故，前后十二年多的时间，与右铭父子的交往极其频密，少有中断。陈宝箴、陈三立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郭嵩焘日记》之中。
笔者粗略统计，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共十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郭的日记中提到陈宝箴、陈三立之处，有196次之多(22)。内容则有的为过谈，有的为书信往还，有的是诗酒之会，有的是记事造名。直到逝世的前五天，即光绪十七年六月初八日，郭嵩焘还在日记中写道：
陈右铭、陈伯严二信，本交易铁桥带鄂，铁桥竟已回家。自二月铁桥索信赴湖北，吾病不能书，磨受四月之久，彼日口授顺孙书之。铁桥又恝然归去，诚所谓不遇时者也。是日凉，吾以病躯，着重棉矣。(23)
对义宁父子充满了眷念之情，虽只是因为没有及时让右铭与伯严收到自己的信函，但焦急与怅惘流露于笔墨之间。右铭此时任湖北按察使的职务，起用不到一年，与郭公分别并不太久。郭的日记中，凡提到陈氏父子，经常赞誉有加。如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陈右铭谈近事甚悉，并及往年奉檄办理宁远案，途次拦舆呈具者相环也，因传谕：收呈太多，余候抵公馆接收。于是环集大噪，舆后[数？]百人紧追。停舆谕之，则相顾而笑。行则追呼。怒执一人，传令缚杀之，则有父老数十人跪而乞恩。乃令亲兵十人，各杖之四十。于是皆股栗而退。至县城，观者数千人，无敢哗者。天下之乱，成于姑容。闻右铭此举，使人神往。(24)
同年四月十五日：
陈右铭过谈。适以赴乡受寒，症近寒厥。右铭为主理中汤，加桂枝、苏梗。谈次，稍觉阳气上升。(25)
同年五月初二日：
陈右铭过谈，极论疏陈俄事六条，举重若轻，其理确不可易。(26)
同年六月初一日：
陈右铭过谈，论及湖南吏治，以候补府李芗垣有棻为最，兼提调厘金、发审两局事，所见甚卓，不仅为良吏而已。(27)
同年六月十九日：
陈右铭、周兰生枉过。右铭语及近今盗贼之烦，刑罚之失，无能窥其大体，而各挟其趋避之私，规己自大之见，而一行之以悻忌，皆导乱之征也。至今不知悔祸，酿乱将不可支。吾谓万事原本皆在吏治。(28)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
右铭追述初从易笏山带勇三营，由酉阳入蜀，解龙山之围，扼贼茨岩塘。于时意气方盛。其言多可听者。(29)
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一日：
右铭述及潘琴轩就商摺稿，乃条陈京师海防事宜，曹咏生为之道意。其请京师添兵万人，并以辽河为第一重海防，于事绝远，于职事又并非所宜言。所见如此，何足与深言。初以右铭为从所约，自附不入幕之宾，未敢一语询及，至是具道其旨。益服所见之胜人也。(30)
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陈右铭、李冶凡枉视，因留陈右铭，所莅办事情形，多可听者。(31)
光绪六年四月三十日日记，提及陈三立：
批注阎季蓉、朱次江文十余篇，颇持直论，自度非宜。季蓉云即回石门，顷询知尚留省城。其志趣甚高远，文笔亦俊，与陈伯严、朱次江皆年少能文，并为后来之秀。而根底之深厚，终以陈伯严为最。(32)
光绪八年正月十五日记，称赞陈三立的学问：
接陈伯严寄示所著《杂记》及《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并所刻《老子注》、《龙壁山房文集》五种……伯严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33)
郭嵩焘与义宁父子可以说是互为知音了。只是郭公日记中叙及的陈三立的各种著作，特别是《杂记》、《七竹居诗存》、《耦思室文存》三种，那是散原中年以前的文字，其重要性可以想见，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看到了。
郭公与右铭、伯严父子往来诗歌赠答唱和也很多。
光绪六年正月十八日，是右铭的五十岁生日，郭公的好友黄子寿等，于正月二十一日邀集长沙的同人在絜园举行诗会，为其祝寿。与会者均有诗，黄子寿的诗是七律：“大夫伟略足经邦，眉寿人人祝骏庞。小队初回麓山寺，幽怀同醉契圆缸。西边铜柱铭新勒，东序金钟响待撞。见说工师求斧凿，未容笑闹倚南窗。”(34)七月十五日，右铭将赴河北道的新职，郭公邀右铭及张东墅、吴云谷、邹少松四观察，还有友人黄子寿、张力臣等小酌，为其饯行，黄子寿席间朗诵同饮絜园的祝寿诗，右铭也有答诗。郭嵩焘日记记载：“是日右铭避游麓山，至晚方赴席，诗笔亦极工雅。”(35)“避游”是为了躲开无谓的应酬，此可见右铭的一贯性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郭公直接称赞陈宝箴的诗笔“极工雅”。
光绪十年正月初十，郭公日记又写道：“接陈右铭、朱香荪信，右铭见示《喜雪》诗，香荪见示杂感诗，均各和韵为报。”(36)可惜右铭的《喜雪》原诗我们无法读到了，郭嵩焘的和诗载其诗文集中，题为《喜雪和陈右铭》，为方便查找，抄录如下：
夜窗作寒响，穿瓮发晨光。
起见溟蒙中，夭矫万龙翔。
野性喜放浪，对景恣欢狂。
举头望沧海，转顾成凄凉。
冬阳骄玄冥，天行亦改常。
水边芦苇丛，残根抱枯螀。
鹙鸧啄虾腹，宿草犹争芳。
遗孕于其中，或恐成蝻蝗。
小儒利喉舌，谬意稽灾祥。
凋残念民瘼，举目成羸□。
日落黄赤气，吐焰霾重阊。
彗星复西见，屋角腾精铓。
颉颃作气势，言官口飞霜。
堂廉孰云尊，击射满鸳凰。
杯水覆堂坳，驾海有浮糠。
逼仄乾坤内，千官集微茫。
昊苍鼓狂雪，飞洒填池隍。
康衢戛寒玉，石滑虞颠僵。
扪天力排斡，万怪森我肠。
禹汤去已远，举步皆榛荒。
旦暮春水生，欲济川无梁。
公诗屑琼瑶，洗耳听鸣筤。(37)
郭的和诗竟是长达四十四句的五古，那么陈宝箴的《喜雪》原诗，可以想见，肯定也是五言古诗，而且至少也应在四十句以上，甚至更长。内容则相应地可以推知，大约涉及右铭在河南武陟任所的居住环境，以及由自然之景观想到人生际遇，并牵及对官场、吏治、社会腐相的批评态度。郭诗结句“公诗屑琼瑶”，典出白居易《西楼喜雪命宴》“四郊铺缟素，万室甃琼瑶”句(38)，用以称赞陈宝箴的《喜雪》诗，如同纷落的美玉一样美好。
郭嵩焘与陈宝箴的赠答唱和之作，今存《郭嵩焘诗文集》中，除《喜雪和陈右铭》，另还有四首，分别是：《喜陈右铭来湘瞑庵有诗次韵》、《次韵酬陈右铭》、《再次前韵酬陈右铭见赠》、《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39)。此外还有《陈右铭于长安市中得高碧湄为李眉生书册属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易铁樵为陈右铭廉访作丛竹扇面属题句》三题(40)，也都直接与右铭有关。这些诗作反映出郭、陈交谊之深。诗题中的瞑庵，就是黄秋岳所引《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敬，与郭嵩焘、陈宝箴往来唱和甚多，《杂识》所记右铭与曾国藩事，自是可靠。右铭与郭嵩焘往来最多时间，是光绪九年（1883年）右铭离去浙江按察使的职务之后，所以郭嵩焘诗中每对右铭仕途的挫折和不得重用而作不平之鸣。《喜陈右铭来湘》：“坐深茵几尽回温，一室盘旋为道存。急微皋比明圣学，同归田里是天恩。寒窗风雨围炉乐，深巷蓬蒿闭户尊。好事朱云真健者，抗心孤诣莫轻论。”(41)明显是写陈宝箴出任浙江按察使不久，因“王树汶案”蒙冤而抗疏自辩、愤而离官回长沙家中之事。郭公赞扬右铭的抗争，是如同汉代的“朱云折槛”一样，这在今天莫可轻看。当然“同归田里是天恩”句，既指右铭，同时也是自指，含反讽之意。因为郭公后半生仕途也大不得意，很早就回籍终养了。
《次韵酬陈右铭》尾句：“黄粱梦醒酒初热，毁誉纷纷何足论。”(42)更是对右铭的慰勉。而《陈右铭次瞑庵“非”字韵诗见示和答》，寄意尤殷切深挚明显：
宣圣犹云吾道非，琦怀孤赏似公稀。
平时言论忧郁惯，少日心情老大违。
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
从知此意陶潜识，一笑相逢各拂衣。(43)
诗中郭公赞扬陈宝箴为世间少有的“琦怀孤赏”，试想这是深在切中的评价，由不得令人想起右铭对郭嵩焘的“孤忠闳识”的四字考语。“万国槃匜留隐患，百年仕宦有深机”，是说国家面临列强觊觎的危机，但长期形成的官场陋习，最优秀的人物还是不能得到重用，致使右铭也包括自己的抱负无法实现。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学陶渊明，拂衣而去，一笑了之吧。